赵梦老人，出生于1929年6月；1939年在延安保育院上小学，1945年在延安中学。
曾有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战争不但没有让女人走开，少年儿童也在其中深受其害。86岁的赵梦抗战时期就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延安上学，但她依然没能逃脱战火的侵袭。
“在延安保育院上小学时，除了晚上有狼，还有敌人的飞机轰炸，还有汉奸，情况相当复杂。”赵梦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聊起从前的往事，许多记忆都模糊淡忘了，但说起小时候在延安保育院小学和延安中学经历的战争岁月，她仍能清晰地向我们述说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
从小就在革命队伍里长大
1934年11月，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岱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长，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使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共中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曹力如、谢觉哉、周文、李维汉等先后任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的一部分，共20多个县，人口约150万，首府延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的建置撤消，政府解散。
我是陕北清涧县人，出生在1929年6月27日。我父亲是老红军，所以我从小就在革命队伍里长大。我父亲赵国根当年是刘志丹部队的红军，我大姨父杨琪是刘志丹底下的一个师长，是他介绍我父亲参加革命的。杨琪那时候骑在马上打仗，被白军(国民党)打死在马上。那时候形势紧张得很，我父亲就把杨琪的遗体放在石头缝里，等平静了以后，才找回来，后来安置在西安烈士陵园。长征结束后，我父亲先是到了西安，后来又转到瓦窑堡，之后才搬到延安去，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行政处当处长，管毛主席、谢觉哉等人的生活。
我们那时还在家乡，白军打我们时，我妈妈常把我们带到石头缝里，还拿绳子吊到洞里去，住在洞里。那时，我们老是这躲那躲。
1939年上半年，我还不到10岁，父亲就把我们接到延安。我们从家乡清涧出发，一路走到延安，走了一个月。老百姓对我们非常好，一个村一个村地接力送我们，没什么好东西吃，每天都送土鸡蛋给我们吃，弄得现在我都不喜欢吃土鸡蛋了。我和我妹妹赵琴当时没有衣服穿，就穿着裤衩，还是我母亲用包袱的皮给做的。后来有衣服穿了，也都是粗布，用树根和灰等处理染成灰不灰、黄不黄的颜色，很难看。那时候我们小，裁的衣服却都很大，下摆都过膝盖了。那时候生活相当困难。
到了延安边区政府以后，我们和湖南人住得最近。长沙人陶承住在我们窑洞上边，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先后为革命牺牲，她后来写了《我的一家》，被改编成电影《革命家庭》，于蓝和孙道临分演男女主角。“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和他的夫人王定国住在我们窑洞下面。王定国很会养猪，用草喂的，还送猪肉给我们吃。罗迈(即李维汉)、徐特立、毛主席就住在杨家岭，都是我父亲所在的行政处来管他们的生活。
后来，我父亲把我送到了保育院小学。
保育院小学接纳了很多抗战将士的后代
1938年7月，由进步人士、社会团体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负责接收培养开赴抗日前线将士的子女、革命烈士遗孤和边区干部的子女。在延安保育院小学里，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彭湃的孩子彭士禄、罗亦农的孩子罗西北、谢子长的孩子谢绍明、刘少奇的孩子刘爱琴、任弼时的孩子任远方、李维汉的孩子李铁映、邓小平的女儿邓林等都曾在此就读……
虽然那时没有现成的教材，但众多革命后代通过在保育院学习生活，继承了革命精神，后来成长为一代栋梁。比如，彭士禄是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著名的核动力专家，曾任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秦山二期核电站首任董事长。
面对艰苦的环境，虽然处在戎马倥偬之中，毛泽东始终非常关心保育院学生们的身体健康，曾题词“好生保育儿童”、“好好学习，好好玩耍”……周恩来、朱德等也多次前往保育院看望。
保育院小学当时简称“保小”，在安塞县白家坪村。保小里的孩子大都是长征时期牺牲战士的孩子，以及一些首长和抗日将士的孩子，有两百多人，分几个班。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李维汉的孩子李铁映、项英的女儿项淑英，还有李鹏也在保小，项淑英和李鹏由周总理管的。
那时候高岗的老婆杨芝芳是院长，我母亲王玉英也在那里当保育员，一个人照顾六七个小孩。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保小很重视，虽然困难，但我们每天都吃豆浆和油条。斯诺还来给我们照过相，我还留有相片，只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相片里哪个是自己了。印度的柯棣华也曾到我们这里。习近平的姑姑习仲英当时也在保小上学，她跟我不在一个班，讲的满口的陕西话，长得挺漂亮，很多人都跟她说她很漂亮。我记得很清楚，那时习仲英还跟老师讲：“先生先生，人家都说我漂亮。”好像跟老师告状一样，先生就说：“漂亮还不好吗?”这个我印象最深了。
在延安保小时，我们上课没有现成的教材，都是老师自己编的。毛主席给保小写的方针是“又学习又玩耍”。教材里面有唱歌、游戏、扭秧歌、讲故事。我们吃饭之前在树荫底下唱歌，唱完歌然后排队吃饭。那时我们唱《黄河大合唱》：“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我小，不懂，就听成了“黄河在保小!黄河在保小……”在保小，我们也流行唱《丢手绢》，我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就是那个时候创作出来的。我们还玩过《丢手绢》的游戏，只是那时没有手绢，只好丢石头在身后边玩。
那时，我们半年能够回一次延安。从安塞到延安大概有九十里路，边区政府就派人过来接我们，都是大马车，项淑英和李鹏就由周总理接到杨家岭。
远离了战争，如今的赵梦老人可以每天悠然地遛狗散步。
在石头缝里躲避日军飞机轰炸
延安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但这个后方也并不安宁。
今年6月30日，重庆市北碚区档案馆披露了一批珍贵的图文史料，再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岁月。其中，日本朝日新闻社曾刊登1939年10月15日轰炸延安的报道：“‘佐濑、铃木、松山’各部队从早上起对红色抗日根据点延安进行了空袭。数处军需品仓库燃起大火，延安市街道大部分覆盖在黑烟中……下午也进行了连续大型轰炸。”该社还刊登过一张由日军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1939年10月拍摄的日本佐濑航空部队轰炸延安的照片，上面清楚地显示，延安城区浓烟滚滚，数处火光冲天。
据《新民晚报》2007年5月22日刊登的《刘伯承元帅长子刘太行追忆父亲往事》显示：“刘太行幸运地在延安长大，比他小一岁的妹妹刘华北却没有见到抗战胜利的阳光。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只有5岁的小华北，在延安保育院里，被半夜潜入窑洞的敌人杀害了。”
据1946年3月10日的《解放日报》统计，抗战期间，日机共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伤亡398人，毁坏房屋近两万间，毁坏粮食34.4万斤。
我们在保育院也不是很安全，有敌人的飞机轰炸，晚上有狼，还有汉奸，情况相当复杂。那时候学校的条件好困难，男孩子一起住在一个房子里，女孩子住在另一个房子里。没有便池，就在房子外面放了一个桶。有一天晚上，一个男孩子出来撒尿，看到有狼在外面，吓怕了，膝盖不知道碰了什么就碰坏了，得了破伤风，那时医疗条件落后没办法治，就死了。
除了意外，那时，日本人经常开飞机轰炸延安，我们就像在家乡时躲白军一样躲在山上的石头缝里。可依然有汉奸给日本鬼子指路，他们拿镜子照，光照到哪里就提示有人躲在哪里。
因为我们经常要躲飞机，呆在外面，也没有笔和纸，老师就拿树枝当粉笔在地上划来划去，给我们教学;没有纸，我们只能用脑袋记用眼睛看。幸亏小孩子记忆力好。
从安塞保育院小学毕业后，1945年我就到了延安中学。延安中学在小便沟那里。到了延安中学后，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到毛主席所在的杨家岭、军委所在的枣园、军队驻扎的王家岭去扭秧歌、唱戏，给毛主席拜年，毛主席就用核桃和红枣招待我们。我记得同学们唱过《兄妹开荒》等生产生活的舞台戏，我和项淑英曾经演过做鞋子慰问八路军的戏。那时候，小便沟离这些地方很远，我们都是走过去的，再走回来。
那时候没有车，只有马，毛主席、朱德晚上经常在延河边骑马，警卫员也在那里帮他们喂马，我们曾经看到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我15岁。我在边区政府得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那时候，边区政府旁的南河的水涨了好大，老百姓就迷信说大水在前面推着龙走了，也就是说日本投降了。那时，我们都在欢呼、唱歌、跳舞，有唱京剧的，还有人演屈原，大家都很高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并不代表着战争的结束。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我母亲因为怀孕被送回老家。那时天气好冷，我母亲是家里的大嫂，很要强，大肚子却什么事都要做，结果生孩子时大出血，医疗条件不好，就去世了。
同年，我们延安中学和保育院小学也跟着部队一起撤离，一度撤到了山西兴县。后来，延安中学就变成了第四野战医院。我就调到宣传队去了，搞演唱。再后来，我就回到了北京，转业到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曾经去慰问梅兰芳、马连良这些艺术家，一直到1961年我离开北京，跟着丈夫辗转来到湖南。
我丈夫杨兴忠曾经是陈昌浩的警务员，在山西抗日时，曾徒步跑了200多里，因此患上了哮喘，后来，他竟然因此引发脑出血于1985年去世。那时，是我们搬来东湖干休所的第二年，他只有67岁啊，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走了。后来，我就一直住在东湖。
记者手记
赵梦说，从延安到北京后，因距离变远、年龄渐长，慢慢就和保育院小学及延安中学的老同学失去了联系，建国后也没有再回保小看一眼。但在跟我们回忆起抗战时期在保育院小学和延安中学的峥嵘岁月时，老人如数家珍，至今难忘。没事时，她也会翻出建国后大家编的同学录，慢慢看。
战争的硝烟无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少年儿童，延安保育院则像一位慈母，尽力守护着这些为了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事业而浴血奋战的革命者的后代。这些孩子在保育院“又学习，又玩耍”，继承了革命精神，见证了那段特殊的历史。
真希望，我们今天的记录，能够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保育院”，把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独立甘洒热血的精神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