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2014年12月12日曾报道：“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伤亡2100多万人，其中1000万人死亡。这个庞大的死亡数字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当时，家园摧毁，亲人离散，四处狼烟硝烟。苦难的时代总会孕育希望的种子，很多尚未成年的孩子早早参加了为国家兴亡而奋斗的队伍，李改香就是其中一位。
6月25日，在长沙163医院的病房内，李改香给我们讲述了自己参加抗战的经历。让人想不到的是，这竟然成为她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
用红缨枪把老师押到村公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少年儿童组织被称为儿童团。凡是愿意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力量的少年儿童都可以加入儿童团，担负站岗、放哨、送信等任务。儿童团一般以村为单位建立，受党支部或共青团、妇联的领导。
我们家是贫农，我有5个哥哥，2个姐姐，家里靠租别人的田种地过生活。
父母都还算开明，因为我是最小的，所以我承担的家庭重担相对于哥哥姐姐要少，家人们都很支持我干的每一件事情。十多岁我就开始在村里跟小伙伴们当小兵站岗。
有一次，我扛着红缨枪在村口值班站岗，来了一个打扮很书生模样的人，我拿着红缨枪拦住他，不准他进村。他跟我说是我们村里来的新老师。我让他背着手用红缨枪指着他，带到了村公所。后来在村公所，他拿出了政府的委任状，证实了他的身份，确实是我们村新来的老师。于是我向他鞠了个躬，又跑回去站岗了。也就是因为这样，他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在他的推荐下，1938年，12岁的我当了儿童团团长。
1942年，区里面来我们那选干部。参加竞选时，一共有7个候选人，每个人手里拿一个碗，每个村民手里捏一颗豆子，投谁就把豆子放到谁的碗里。我被老百姓选上，调到区里担任妇救会干部。
为躲日军屠杀藏进死人坟墓
1943年9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37、第62、第69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分三个梯队，以“铁滚式”新战法，由北向南“滚进”，再自南向北对太岳区反复清剿，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八路军太岳军区决心以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坚持内线游击战，基干团主力转入外线作战，采取内外线紧密配合的战法，粉碎日军扫荡。
1943年，日本人大扫荡，阳城县老百姓人人自危。我当时负责掩护老百姓，给组织传递消息，还负责保护粮食。
有一次遇到日本人把我们的办事处包围了，我们联络点的同志临时转移。我当时在另一个村子里送消息，拿到回复的消息往回走时发现了异常。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所在的村子，有个老百姓给了我一个暗号，原本应该告诉我的意思是“日本人在，不能回去”，后来才知道他将暗号搞反了，我拿着消息一路往回走。走进村子才发现日本人已经到了那，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不能藏在群众家里，怕连累老乡。我跑到了树林子里，但是日本人的搜索很密集，我无处可躲。乡亲们见我一个女孩，怪可怜的，如果被日本人抓到肯定必死无疑。到晚上，村里的几个壮汉挖开了一个死人坟墓，并掘了一个大约2米深的洞，将旁边的泥土稍微拍紧后，我就躲了进去，他们在我头顶盖了块木板，上面覆上土。就这样没吃没喝，度过了三天两夜。日本人走后，老乡才把我拖出来，当时的我已经奄奄一息晕倒在里面。所幸我命大，最后还是活了过来。
我宁愿死也不能被日本兵抓住。他们抓住女人都是先奸后杀，杀人的时候还用刺刀把女人的胸部和子宫都刺破，掏出来。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况且当时我身上还带着消息，得回去复命。
日本人的残忍无法形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区公所的同志们在一座庙里开会，中间还有两个上面下来的干部。汉奸带路，日本人将他们包围了。只听到“咚咚咚”持续不断的枪声。日本人走后，进到庙里一看，所有的同志都死了，无一人能幸免。
吃过简单的“婚宴”，丈夫就扛枪上了战场
1937年冬，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太岳区革命根据地，但正式组成的时间则到了1941年9月1日，并归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
1944年，我到县里参加学习班，在学习班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在学习班结业考试中我得了第二名，于是就被调到太岳区经济总局工作了。除了白天的工作外，晚上我和同志们还得去敌人的城墙上写标语。一般我们都是用水和着煤渣当颜料，然后拿烂扫把在墙上写字。
1946年2月的一天，我被阳城县委书记叫到办公室，说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这个人就是正在山西作战的韩先良同志。随后我骑着马赶到了韩先良所在的部队驻地，在一个老百姓的院子里，终于和他见上面了。他当时武器装备都在身上，我们匆匆聊了几句后就分手了。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韩先良的来信，随信还夹有一张他的黑白照片。
两个月之后，韩先良同志捎来口信，让我马上去他所在的部队。于是我向领导请了7天的假，骑上马出发了。这时候韩先良同志已随部队到达山西绛县。走了三天两夜，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我才到达韩先良所在部队的驻地。到达部队后，当时没有看到韩先良，一打听，才知道韩先良正在参加一个作战会议。会议由旅长陈康主持。陈康很关心韩先良，得知他的对象来到了部队，在作战会议结束时，当即宣布为我俩举行婚礼。这一天是1946年6月20日。中午战士们吃饭时，部队有人买来了些糖果，我们吃着茶滚饭，就算是结婚了。
吃过午饭，韩先良同志就扛枪上了战场。我就在司令部等着他。我俩再见面时，是三天后，我的假期也快结束了。那时候可是不能超假的，必须要按时回单位。战斗结束回来时，他牵着两匹马，我收拾好行李，骑着他牵回来的马，由一名警卫员护送我，赶了两天两夜的路程才回了自己单位。从那时起，我们大半年都没见过面。只有一次，韩先良同志途经阳城，来单位跟我见上一面，我们俩吃了午饭，他又匆匆赶往了前线。
渡长江跨五省带着孩子追部队
抗战胜利后，战争并没有结束，李改香丈夫韩先良所在的二野13军39师渡过长江。一路上，他们作为先头部队，经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于1950年年初到达云南，并解放了昆明。
作为部队家属，我带着孩子，渡过长江，开始了追赶部队的行程。不过，我们走的却是经过湖南的路线。我从湖北武汉出发，先是坐了八天八夜的船，后改乘闷罐火车到了衡阳。可是，当我和其他家属带着孩子赶到衡阳时，却发现部队并不在那里。
我们只得继续往前走。离开衡阳后，我带着孩子，经过广东曲江、三水，到达了广西桂林。在桂林，我从部队留守处的同志那里打听到，韩先良同志所在的部队就驻扎在南宁。
当时，韩先良派自己的通讯员备好筏子，在江边等着我们母子俩。和通讯员汇合顺利过江后，我们往南宁方向赶路。一路上，山上的乌鸦和野兽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走着走着，我们在深山老林里迷了路。这时，碰上了一个手拿扁担的农民，我就请这个农民带路。走了一会儿，我发现不对劲，这个农民不时的回过头来，眼里充满了杀气。我悄悄吩咐通讯员把子弹上膛，随时应对不测。果然，没过多久，这个农民打扮的人就挥舞着扁担向我们打来。通讯员赶紧掏出枪来向天开了一枪，“砰”的一声，他被枪声震住，收起扁担就跑了。
我们到达13军司令部后，还要渡过一条江，才能到达韩先良所在的部队。过江时，人多混杂，小船摇晃不已，我被人挤得掉进了江里，幸亏反应快，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抓到了船头的铁链子，在江里挣扎了半天，才被人救上来。找到丈夫后，我随着着大部队到了昆明，被安排在军区政治部工作。虽然家安顿下来了，但两人不在同一个部队，也没见到什么面。
当年才二十几岁的我却患上了心脏病，在昆明的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在昆明呆了3年后，韩先良被安排到当时的南京中高级步校学习，我去到了南京，在招待所住了两年。
1955年，我复员后，韩先良从南京中高级步校毕业，被分配到甘肃天水解放军第一步校担任训练部长，我们在天水住了十多年。我当时先后在第一步兵学校、天水军分区担任家属党支部书记、家属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1966年，我们全家迁往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
记者手记
曾经年少参军，热血报国，哪怕垂垂老矣，与病榻相伴，李改香仍在战斗。通过和李改香的儿子韩龙的交谈，我们得知，从前五年开始，老人就断断续续住院，这一次是从2013年10月3日住进医院的。老伴韩先良也同样住在163医院的另一栋楼里。身体上的病痛在这几年完全占据了两位老人的生活。今年89岁的李改香，因为没有了牙齿，发音含糊不清，但为了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手中的魔方俨然成了她每天的娱乐活动。
令人遗憾的是，7月26日，我们接到了李改香逝世的消息。在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虽然抗战正在成为历史，但老兵们从未离开。
(感谢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提供采访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