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英 记录：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凌晴 摄影：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吴小兵 凌晴
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扬威神头岭，截敌长乐村，挺进冀南平原，诱伏香城固，虐兵白晋路、正太路，攻南关，打榆辽，激战关家垴，开辟太岳、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历史上，八路军129师可谓战果累累，功勋卓著。
当年，该师以不到1万人的兵力，发展壮大为有30万正规军和40多万民兵的坚强队伍，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也由小到大，发展成为拥有2400多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之一。然而，在关于129师的丰富史料中，一支特殊的红色抗日力量的故事却鲜有提及。
6月2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3医院的病房内，张英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抗战经历。正是本次采访，让一段129师女兵排英勇杀敌的历史浮出水面——但这也是张英老人最后一次向人们讲述起曾经的烽火岁月。
一针一线，黄绿军衣寓意深
左权县，原名“辽县”，居太行山主脉西侧，山西省东部边缘，东与河北邯郸、邢台毗邻，西傍榆次、太原，南交长治，北临阳泉。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曾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的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7岁。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张英就出生在这片热土上。
我出生于山西辽县隘口村，也就是现在的左权县。1937年4月，16岁的我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开始从事妇救会工作。就在同年的10月1日，我穿上了军装，在129师的一家被服厂上班。
当时，我军非常重视军工生产，大力发展军需工业，建有鞋厂、纺织皮革厂、干粮厂、油厂、染坊厂、被服厂等等。我当时所在的被服厂位于河北的大花沟，因为得躲避日军，工厂便没法长期固定在一个地点，经常迁来迁去，而且一般选址都在山区。
八路军军服的样式和如今电视剧里的差不多，因为环境艰苦，我们一般只能根据当地的条件，就地取材来制作。我记得，冬季的棉衣是黄绿色的。据说，聂荣臻将军选择黄绿色寓意深刻：“黄色寓意着我们是黄河的子孙，中华民族的脊梁;绿色，则是生命长青的象征。身着黄绿军装的子弟兵，象征着如鱼得水，在华北的群山、丛林、青纱帐展开一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殊死斗争。”
当时，工厂里有很多缝纫机，每人分一个机头，踩着机子，一针一线地制军衣。做好的军装，我们都必须件件过目，仔细检查，确保战士们穿得暖，好过冬。
即便工厂选址隐蔽，但还是难以完全避免敌人的侵袭。有一天凌晨3时，一股日军力量就来偷袭被服厂。幸好我们之前得到了消息，当晚零点左右就按命令全体撤退，避免了伤亡。
保家卫国，娘子军扛枪上战场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国家与民族的保卫战。在这场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争中，战士们以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战歌。
然而，这不仅仅是男人们的战场，阵地上同样不乏女性的飒爽英姿。
日本鬼子可恨啊!1942年5月，日军把矛头指向华北抗战指挥中枢的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开始大扫荡。扫荡中，他们经常往老百姓的米缸、面缸、菜缸里头拉屎撒尿;还刺死孕妇，将还没出生的婴儿从母体里挖出来，挑到枪尖上玩儿……这些都是真事啊!
我记忆最深的，是1942年，在山东、山西两地交界处的一个村遭遇的大扫荡。我撤退得及时，躲到了对面山上，没来得及逃跑的人可就遭了殃。日本鬼子在村头挖了个大坑，叫人往坑里灌水，再把生石灰倒进去。村里的十几个老百姓，被他们捆着双手，直接往坑里推……在山上看到这无比惨痛的一幕，我们都直抹眼泪。
就在那一年，我从被服厂来到了129师某女兵排，先后担任排长、指导员职务。
当时，女兵排的军事训练很严格，每天早上都要出操，还要上党课，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
1942年，我带领女兵排在河北参加了大花沟战斗。那天，我们端着枪走上了战场。虽然日军装备精良，单兵作战能力强，但我们并不畏惧。我们熟悉地形，他们不熟悉;我们有老百姓帮助，他们则失道寡助。最终，我们取得了胜利。我左臂的伤，就是在这场战斗中留下的。
经历过数次战斗，我的后背、胳膊、头上一共留下了七八处伤痕，有的是炮弹弹片炸的，有的则是枪伤……我的左臂已无法抬起，头顶上还残留着弹片，天灵盖上都是软的，背上还有子弹伤痕。因为这些伤，我被民政部评为八级伤残军人。
延安三年，烽火中的岁月静好
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是为我党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主要学校，是运用马列主义教育党员干部的重要阵地。从1935年11月党校恢复起，到1947年3月撤离延安，在陕北历时11年3个月，为我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底至1945年，张英的丈夫王先成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这期间，张英陪伴左右，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大后方度过了相对安稳的三年时光。
具体是哪一年结的婚，我已经记不清了。战争年代，不拘个人小节，我只记得，当时我还是女兵排排长，结婚第二天，我便和丈夫各自奔赴前线打仗去了。
我的丈夫王先成，当时在129师供给处工作。我们相识在河北，经组织介绍见了一面，之后就结婚了。所谓婚礼，也就是在部队战友之间发了几块糖，就这么意思意思了。我们都有各自的革命任务，很少见面。直到1942年年底，他被组织安排前往延安中央党校高干班学习，我便跟了过去，这才下了火线，离开抗日战场。
此后三年，我一直陪伴王先成生活在延安。解放后，他先后任东北局驻朝鲜新义州办事处负责人、广东省军区肇庆高要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1965年，我离休，同年，我的丈夫去世，之后我一直生活在长沙的东湖干休所，直到生病入院。
■记者手记
自今年7月7日以来，本报连续刊登抗战女兵的报道。当接受采访的奶奶们收到我们送去的报纸，她们有的激动不已、老泪纵横，有的欢欣鼓舞，孩子似的与家人分享心中的喜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期的报纸却无法抵达“彼岸”——在采访完张英后的第二个星期，我们接到了她去世的消息。
我们采访的这些老人，大多都认为自己只是战争中普普通通的一员，自视无惊天壮举，只求安度晚年。如今，他们的听力、视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都在一点点被岁月侵蚀，你若不去敲响他们的门扉，这些故事马上就要被淹没在历史中。
所以说，我们的采访是抢救性的，我们拿到的资料也弥足珍贵。因为，她们大多都垂垂老矣，这次采访可能既是她们一生中第一次接受采访，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可以说，在我们眼前，她们在做的是一生的终极回溯，关于历史，关于记忆，也关于曾经的青春与梦想。
(感谢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提供采访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