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安栓华 记录：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徐美龄 摄影：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吴小兵 徐美龄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离家从军，从此母女相见无期；作为一名卫生员，她在日本军机的轰炸下，抬着担架弯腰疾跑，一趟趟往返战场运送伤员；眼见着一同来参军的小姐妹惨死在路上，她含泪跨过她们的遗体，狂奔躲进山洞，不为贪生，只为让更多的伤员活下来……
不断提及这些画面的，是已经92岁高龄的安栓华老人。7月7日，我们在长沙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见到了这位曾经在战场上救护了无数受伤战士的卫生员。对她来说，战友虽已远去，但关于战争的种种记忆与情绪，却从未被时间磨灭。
■人物档案
安栓华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24年12月23日
抗战经历：1942年，在山西辽县（现左权县）入伍，晋察冀根据地太行军区后勤部担任卫生员。1949年，随部队南下。1952年在中南军区建筑部工作，1955年复员。
为了一口饭，我离开了家
1937年11月7日，300名侵华日军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县张庆村实施了大屠杀。他们挨门逐户搜查，男人个个都要验身，留分头的、系红腰带的、穿短内裤的、手上有茧的统统用刺刀捅死。日本人还到处寻找“花姑娘”，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妇女、枪杀小孩。日军在张庆村屠杀了整整三天，杀死117人，奸污妇女数十人。大街上到处都是尸体，老百姓的车辆、食品、衣物、钱财等都被洗劫一空。
我出生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县（现榆次区），家里还有五个哥哥和一个妹妹。1933年，我9岁的时候，因为没有吃的，父亲活活饿死了。母亲含辛茹苦拉扯我们兄妹几个，每天都拼命干活；哥哥们也全都去给地主打工，但挣不到几个钱，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很想离开家去自食其力，好减轻母亲的负担，但外面实在太乱了。
1941年到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村里的妇救会干部动员我们年轻人支援前线，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了。当时发展我去参加妇救会的是一个叫齐秀英（音）的干部，不过后来她牺牲了。1942年，我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入伍参军。
新手卫生员，初识战争惨烈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创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司令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处同蒲路以东，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一线以南，东临渤海，以山西东北部和河北的冀中、冀东为主，包括察哈尔、热河、辽宁三省的一部，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冀中、冀察、冀热辽四个区。区内除冀中大平原外，大多是山岳地带。
参军后，我在晋察冀根据地太行军区后勤部当卫生员。当时，我们经常要直接去战场上运送伤员，看到被日本飞机炸伤的战士到处横躺着，一片血肉模糊，有些战士痛得嚎啕大哭，我们也只能跟着一起哭。
转移伤员的过程也很惊险，因为一路上日军飞机都在不断扔炸弹下来。我们6个女卫生员一起抬一个伤兵，每个人都要弯着身子赶路，不敢站直了。因为山路崎岖，每运送一个伤员进山洞，都至少要花上半个小时。
当时，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了一床被子，还挎着水杯和干粮袋，卫生队的炊事员则背着一口大锅。将伤员抬出战地后，炊事员把大锅架好，我们把口袋里的米和水杯里的水倒进锅里，就这样煮饭吃。
有一次，我们刚从前线战场将伤员抬出战地，炊事员做的饭已经熟了，但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声却离我们越来越近。来不及吃饭，我们一人抓起一块饭团放进口袋，抬起伤员拼命跑，狂奔了半小时，一直跑进山洞里，我们才从口袋里把饭团掏出来，喂伤员吃一点，自己也吃一点。
丈夫周广庆去世得早，这张拍摄于1966年的老照片，安栓华保存了很多年
跑慢几步，一同参军的小姐妹牺牲了
1944年初，日军从晋冀鲁豫边区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和进行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以新编的独立步兵旅团和伪军接替其防务。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趁日伪军收缩防线、重点守备的有利时机，在1944年的春、夏、秋季连续发动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1944年，战事越发激烈，伤员数量也增多了。
一次，我们从战场转移伤员，我走得非常快，有两个女卫生员稍慢一点，落在了后面。等我运完一名伤员再往回赶的时候，躲在草丛里的村民向我们喊话，说刚有两个女战士被日本飞机扔下来的炮弹炸死了。我们听得心头一紧，果然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看到了她们的尸体。但头顶上的炮弹持续不断往下落，我只能抓紧时间继续抬伤员，就算一次又一次经过她们的遗体，却不能为她们做什么，甚至来不及伤心。
等到日机停止轰炸后，我回到山路上望了好久。一个17岁，一个18岁，这两个卫生员是跟我同时参军的山西老乡，结果就这样没了，不知道下一刻我是不是也会死去。
在照顾伤员的时候，有一个伤员念叨着：我妈就我一个孩子，可是我就要牺牲了。旁边的女战士问他，那你为什么还要出来打鬼子呢？他答道：“我们都是穷人啊，出来打日本鬼子是为了不受欺负，毛主席说要带领我们翻身做主人。”女战士便安慰他，叫他不要伤心。
在这种气氛下，有人唱起了《东方红》，我们就跟着一起唱，越唱心里就越有劲儿：“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缺医少药，伤员治疗多数靠硬扛
太行军区部队于1944年2、3月间，向盘踞在根据地腹地的蟠龙至武乡、榆社至武乡交通线上的日伪军出击，收复蟠龙镇和榆社县城，并扫清了交通线两侧的日伪军据点，同时对辽县县城进行围困。
战争是残酷的，因为药品紧缺且运送困难，即便面对重伤员，我们也必须狠着心控制药品用量，只有那些流血多、伤势特别重的战士疼得受不了了，专门负责分发药品的女卫生员才会发一粒西药给他们。不仅是药品，当时连绷带都非常珍贵，伤员换下来的脏污绷带必须清洗消毒后再次使用。我没有受过专业的医疗训练，很多事都只能跟着医生边做边学。但对于大多数伤员来说，我们除了鼓励、安慰他们，也只能不停地为他们清洗伤口。
其实，我们不光没有药，也没有盐。吃不到盐，很多人都开始浮肿，行动乏力。最困难的时候，连伤员都吃不上饭了。附近的村民见着了，尽管他们也很苦，但还是会给我们送点红薯过来。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受伤的战士很多时候都是靠硬扛，扛得过就活下来了，扛不过去，就牺牲了。很多牺牲的战士年纪都不大，他们的父母找过来，却得到孩子已经不在的消息，这些可怜的父母也只能抱着我们大哭。而我参军之后也没有再回过家，也不知道自己家人的消息。
有家有孩子，便是好生活
1942年到1949年，我一直都在山西辽县从事战地护士的工作。1949年之后，我跟随部队南下，经过武汉、长沙，最后到达广州，在广州的文化速成学校学习了两年，之后被调到中南军区建筑部担任报纸收发员。
1960年，在组织的介绍下，我跟当时的中南军区建筑部主任周广庆同志结婚了。周广庆同志之前在老家有妻子，妻子过世后留下了五个孩子，我与他结婚后又生下了五个孩子。我们一大家子人，相亲相爱，关系一直非常好。
1979年，老头子过世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们过生活，日子过得很不容易，但我已经知足。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没吃过一顿饱饭，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就离开了，我却活了下来了，还有了家庭子女，如今的好日子是牺牲的战友做梦都想不到的。奖励和表彰对我来说都已经不重要，如今的日子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记者手记
在采访中，92岁的安栓华站在自家院子里，唱了四首歌给我听：《东方红》、《送别》、《我是一个兵》、《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字字清晰，情到深处，她几次哭了起来。
可能对安栓华来说，战争从未远去，它根植于老人的记忆，甚至是日常行为中。长达八年的战地卫生员生涯，她每天都在快速行走或奔跑，因为只要稍微慢一点，就可能被炮弹击中，就会丢掉性命。所以，哪怕如今已然老迈，她却仍然不喜欢坐下来，而是习惯性地不停来回走动。
是的，对我们来说，战争已经成为一个个故事；但对于那些亲历过的人来说，热血硝烟、悲怆愤怒，种种场景、种种情绪，仍在午夜梦回时不断上演。战友们虽已远去，但活着的人不曾忘记，愿他们能够因此而获得慰藉。
（感谢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提供采访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