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赵贺勋 张生荣 记录：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凌晴 摄影：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吴小兵
一个是狼牙山下的文艺骨干、剧团女主角，一个是经历过鼎鼎有名的“强渡大渡河”、“平型关大捷”的老战士;原本只是抗战路上擦肩而过的短暂缘分，一同吃了三天饭、没说一句话就要各奔东西，但机缘巧合，唱军歌的她与吹军号的他，自此相依相伴69年。
6月26日，在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的家中，分别已经92岁、96岁高龄的赵贺勋、张生荣伉俪，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讲述了抗战时期的种种过往，打鬼子、搞生产，还有这段红色婚姻，都是老夫妻记忆中最不可磨灭的存在。
我家住在狼牙山下
在抗日战争中，狼牙山抗日根据地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晋察冀根据地的东大门，又是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基地和大后方，同时也是打击日寇的前哨阵地。
1923年6月，我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南杜岗村。你看华北地区的地图就知道，河北易县就挨着北京市的西南边，属太行山脉。站在我家门口，就能望到二十多里外的狼牙山主峰——棋盘陀。“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同年9月24日，河北保定城陷落。1938年，为最终控制华北农村，日军发动了猛烈攻势。
我是中农出身，小时候家里有6亩地，家庭条件还可以。日本人一来，抢掠、强奸、屠杀，无恶不作。那时，我年纪还小，成天躲啊、跑啊，一听见喊“鬼子来了”，就跟着乡亲们往山里钻。我家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了，烧得一干二净!
因此，哪怕到了后来，战争结束了，日子好过了，我很长时间都不愿意用带“洋”字的词语：“洋火”、“洋布”、“洋烟”、“洋酒”……为什么?“洋”字代表着屈辱、仇恨呐!
五壮士的悲情一跳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极端困难的相持阶段。日寇视狼牙山根据地为眼中钉，是年秋，他们调集重兵，对其进行“铁壁合围”。
9月25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五名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将一支2500人的日伪军引上了狼牙山的悬崖绝路，最后跳崖。五人中，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为国捐躯，葛振林、宋学义因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而获救。
1939年，轰轰烈烈的百团大战打响了。为了支援战士们打鬼子，我们积极筹粮筹款，保障部队供给。说起当时老百姓对前线的支持，那就和歌曲《在太行山上》唱的一样：“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没上战场，咱们妇女同志就替战士们做军鞋、缝军衣。他们在冀中平原打仗，都穿软底鞋;到了咱们太行山区，要是再穿软底鞋，那脚底就要磨出泡，所以得穿硬底鞋。我们专门缝制的硬底“实纳帮子”，最结实不过。
“百团大战”节节胜利，这让日军恼羞成怒，因此，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摧毁八路军的指挥机关。
1941年，日军向易县进军，意图包围杨城武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为了掩护大部队，我们的五个战士拖住了敌人，将他们引向断崖，最后自己跳下悬崖。
这在当时可是大事!身边的姐妹们没有不知道的，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啊!我哭了，远远望着高高的狼牙山，心里好难受。
成为女主角，演一场哭一片
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农村、工厂、前线，创作了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新编歌剧、戏剧《血泪仇》、《白毛女》，歌曲《黄河大合唱》，小说《小二黑结婚》就诞生在这个背景下，成为教育群众、宣传抗战和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
1940年11月到1942年4月，我在易县九区抗联宣传队从事宣传演出工作，也感受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
那时，我是我们剧团的女主角，演过《血泪仇》、《穷人大翻身》、《小过年》……在《血泪仇》里，我演王东才的老婆，她被反动派强奸迫害，最后被逼死，惨得很呐!
排戏并不容易。我没有文化，拿到发下来的剧本，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一句台词都错不得。一上台，我立马就入了戏，尤其每次演到王东才的老婆被奸污、自尽的场面时，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我一哭哇，乡亲们就在台下跟着哭成一片!几乎场场都听得到观众的哭声。
不与民争食是铁的纪律
1942年，由于日寇的封锁和扫荡，晋察冀边区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当时的司令员聂荣臻签发过一条“树叶训令”，内容是禁止部队采摘村庄附近15里范围内的树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
从1941年春天开始，日军的扫荡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是他们冲着我们华北地区来的。更为雪上加霜的是，1942年春天又发生了大旱。
当时，驻扎在易县的一分区部队给养非常困难，有的战士饿得全身都水肿了。一些小战士实在是太饿，私下总结出一个办法，盛粥时第一碗不能盛太满，先少盛点儿，这样，赶紧吃完了还能再添上一碗。
老百姓家里的粮食被鬼子洗劫一空，这时树叶和野菜就成了主要的口粮。“一树榆钱半月粮”，在青黄不接的阳春三月，一棵树上的榆钱能顶上半个月的粮食，供一家老小度过饥荒。
就在苦熬饥荒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每天一起摘树叶、挖野菜的战士们不见了。原来，他们的上头下了一条训令，禁止部队在村子周围和老百姓争口粮。战士们没有不遵守的，纪律观念非常强。老百姓很感动啊!所以你看，咱们的军民关系之所以这么融洽，是有原因的。
开国上将杨成武的爱人为我们张罗婚礼
1942年4月起，赵贺勋成为了易县南杜岗村的村妇女委员会主任、缝补队队长。1946年，她与张生荣结婚。之后，赵贺勋一路跟随张生荣，先后在察哈尔军区、四野补训师、湖南军区等地工作。
认识我家老头子，是在1946年。由于易县是晋察冀一分区所在地，来来往往的部队很多，老百姓纷纷腾出地儿给战士们吃、住。人多铺少，怎么办呢?当时，部队里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一视同仁，一律睡门板，不准占用老百姓的床。
张生荣被安排在我家，吃了三天饭。他人忒老实，不爱说话，三天里我俩一句话都没说上。几天后，我家突然来了个通信主任，还带了几个兵，这阵仗把我给吓了一跳。原来，这个主任是来说媒的。他告诉我，张生荣27岁，虽然年纪不算大，但已经是个“老红军”了，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很多险恶的战斗。
我本来还没打算结婚的，可一听张生荣这么优秀，我当家的嫂子也对他很是满意。经过他们里里外外做工作，我认真考虑之后，最终同意了。
在杨成武的爱人赵志珍的张罗下，部队为我们特批了6角钱，这相当于张生荣一个月的军饷。张罗几桌饭菜请大家吃了一顿，这就表示我们正式结婚了。
之后的十几年里，我先后孕育了十来个小生命。可惜的是，因为条件恶劣，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活下来。从解放战争起，我一路跟随他，先后在察哈尔军区、四野补训师、湖南军区等地工作……
就这样，原本只在一块儿吃三天饭，结果却在一口锅里吃了69年。
戏，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演过了，快板倒是还能来一段：“太行山高又高，十万大军在山腰，神出鬼没战术好，我们的大军在山腰!”
为大渡河勇士吹响冲锋号
作为一名司号员，号角是张生荣的武器。司号员是中国人民军队曾经独有的一个兵种，其主要职责是吹军号。“司号员鼓鼓嘴，千军万马跑断腿”，这句当年流传在军营中的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司号兵的重要地位。
我父亲1927年参加了地下党，是村苏维埃主席。当时村里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和儿童团，我9岁就参加了儿童团，当过班长和排长，背上自己做的小木枪，在村子周围的路口站岗放哨、查路条。12岁，我报名参军，母亲心疼我年幼体弱不同意，等到我第三次报名时，她才哭着答应了。1931年10月，我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在独立第3师8团当团长的勤务兵。
1934年8月的一天，首长跟我们说，部队要出发，要打到白区去。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长征在此时便已开始了。那一年我15岁，已经是一名司号员了。
在战斗中，司号员是指挥官的左右手。所有号令加起来有上百种，不同部队的号令都有它独特的密码。通常，“嘀嗒嗒嘀嘀嘀-嘀嗒嗒嘀嘀嘀”，这是冲锋号;“嗒哩嗒嗒嗒嗒嗒哩-嗒哩嗒嗒嗒嗒嗒嗒”，这是前进号;还有起床号、休息号、吃饭号、疏散号、紧急集合号……
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就是我们吹响的冲锋号。
1935年5月，蒋介石欲凭借大渡河天险，歼灭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红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北岸渡口。5月25日，占领了安顺场的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红一团，组织18名勇士强渡大渡河。
那河水好急，对岸又有敌人碉堡封锁渡口，当时我们只找到了一艘小船，勇士们得分两批过河。在我们吹响冲锋号的一刹那，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以作掩护。政委肖华就站在南岸河边，领着我们吹冲锋号。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勇士们迎着川军的枪弹炮火，冒死向北岸突击，最后强渡成功。
平型关阻击，军号用处大
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同年8月，张生荣所在的红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他担任独立团团部司号长。开国上将杨成武时任独立团团长。
在平型关战役中，一一五师独立团阻击了敌人援军三天三夜，歼敌300余人，为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日军争取了宝贵时间。
1937年7月，我们从陕西的遵宁县出发，东渡黄河，乘火车北上奔赴抗日前线。到达太原郊区车站时，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见到我们，边高呼着“打鬼子的队伍来了”，边用箩筐挑来花生、红枣、煮熟的鸡蛋，一个劲儿地往车厢里倒，战士们接不过来，车厢过道里到处都是他们扔进来的礼物。火车开动时，团长杨成武命令我吹响前进号，战士们唱起前进歌曲，奔赴前线。
1937年9月23日清晨，杨成武率领我们分三路，向腰站急行军。我们到达时，日军已先占领了山上马鞍形的隘口驿马岭。杨成武果断下令突袭，战士们猛打猛冲，一下将敌人击溃，击毙敌人几十名、战马数匹，还缴获了一面日本国旗。
下午4时，敌军增援部队前来，敌我双方对峙在白羊壁、安京一线上。经侦查得知，敌人有一个中队的兵力，杨成武团长先是派一个营去阻击，与敌交火后才知道，敌人一个中队比八路军一个团的兵力还要多。杨成武团长等领导研究后，命令我吹起冲锋号。我鼓足了全身的力气，在枪林弹雨中，把冲锋旋律吹了无数遍。指战员们在号声的鼓舞下，战斗气势高涨。各连队的司号员听到我的号音后，也一齐吹响了冲锋号。随即其他两个营也跟着冲了上来。振聋发聩的冲锋号声把敌人搞得云里雾里，以为我们是大部队，相峙之下，根本不能前进半步。
次日，我团趁着晨雾，又在冯家沟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战，拖住了一支想向平型关增援的日军运输部队。当平型关大捷战报传来后，我团的阻击任务完成了，准备按上级命令撤出战斗。在撤退之前，杨成武团长指示我们，继续向山上的敌人发起佯攻，蒙蔽敌人，命令我再次吹响冲锋号。敌人听到号音，机关枪、迫击炮一齐向我们打来。在十几分钟冲锋号声的掩护下，我们的部队都已撤出了战斗，敌人的炮火还在那里响个不停，完完全全是放空炮。
为白求恩葬礼吹奏哀乐
1939年9月，张生荣来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担任司令部司号长兼司号连长。在这里，他见到了把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当作己任的白求恩大夫。
1938年底，白求恩大夫来到晋察冀一分区，帮助部队提高医疗水平。
我记得，在司令部为他准备的欢迎会上，他首先装老人，衰弱得腰都直不起来，随即又把背挺直了，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我才四十几岁，是个正当年的外国人。”他的乐观与幽默逗乐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在晋察冀地区，白求恩大夫工作了两年。他的医疗技术高超，战士们都说，有了白求恩大夫，打鬼子负了伤也不怕。
可惜的是，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在医治伤员时因手术感染败血症，在河北唐县去世。这时，日军因在黄土岭惨败，更加疯狂地对边区进行扫荡。尽管这样，聂荣臻司令员仍决定为白求恩大夫举行殡殓典礼。
17日，上级命令我带着一分区司令部司号连的全体司号员参加葬礼。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吹响号角，此时的号角不再嘹亮高亢，只表达了无限的哀思。
宁可不当官，也要痛痛快快杀鬼子
为了给华北战场的八路军培训军政干部，1938年12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抗日军政大学组建第二分校。此后的4年多里，这里先后培养出了武工队长、游击队长、县大队长和八路军师团一级的干部共2万多人。张生荣，就是其中之一。
1942年6月，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司号长，我被派往晋察冀抗大二分校学习了一年的军事。次年4月，组织上准备安排我去晋察冀一分区政治部任指导员，与我谈话时，我表示，我想上战场去打仗、杀鬼子。
可当时因为种种原因，要打仗就只能被安排当副排长。但我想得开，副排长就副排长，我不图官，不图名，当了那么多年号兵，还是想跟敌人真刀真枪干一场。于是，我成了晋察冀一分区20团3连1排的副排长。
“他这辈子做了不少的傻事，不当指导员去当副排长，后来又放着警备股长不当，去当通讯副股长，等到解放后他任浏阳兵役局长时，还只是个团级，比起跟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落后了一截。”老伴赵贺勋虽然说着老头子傻，但张生荣一生获战功无数，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也许在她眼中，“傻”丈夫自是真英雄。
(张生荣言谈，部分摘自其回忆录)
记者手记
英雄老矣，美人迟暮。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一度让我以为采访无法再进行下去。96岁的张生荣听力已经很差，你在他耳边大声提问，他依然表情茫然;赵贺勋眼睛不好，半米开外，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
但请允许我用“神奇”二字来形容此后的发现——张生荣老人虽然耳背，但视力极好，A4纸上的5号字，他竟字字可辨，用文字提问，他便能领会，还将资料中有关妻子的内容念给她听;赵贺勋眼神不好，但听力极为聪敏，老伴儿听不清的问题，她可以字字句句清楚地代他回答……
突然被这幕场景感动，它将我从血肉模糊、硝烟四起的残酷战争中剥离。正如当年她军歌嘹亮、他号角铿锵，硬朗的风骨、红色的情怀背后，英雄长出了血肉，铁血也充满柔情——而如今这样的生活，也许正是当年舍生取义的革命者们的初衷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