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牟敦芳记录：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唐天喜摄影：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吴小兵唐天喜邓魏整理
78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上开始全面抗战，民族精神有了新的起点;70年前的9月3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取得全面胜利。
那些年月，国家沉沦和民族危机，曾给女性带来深重灾难，也促使她们一步步觉醒，她们同样以自己的行动表现出民族精神的存在和力量。
上阵杀敌，慰劳军队，掩护干部，甚至动员亲人抗战……她们一往无前不畏牺牲的精神，展示了一种女性的悲壮美。不得不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首全民族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激壮大合唱中，如果少了女声部，将会逊色不少。
心存铭记历史的念想，怀着无比崇高的敬意，今日女报、凤网、今日女报微信将于7月7日至9月3日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联合推出“抗战女兵传奇人生”系列报道，以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在我们寻找到的这些抗战女兵中，年纪最小的已年过八旬，有的已口齿不清，有的已记忆模糊，遗憾的是，更多的老人已经走入了历史的尘烟里。诚如此，我们记下的这些文字和影像显得弥足珍贵。
当我们用笔尖触动她们渐渐远去的记忆，用镜头打量她们慢慢沉重的年华，年迈的老兵们开始倾吐苦难岁月，诉说传奇人生——是的，她们或许跟男人们不一样，但当你翻看这些短短的文字和视频，你能感受到一段段不一样的苦难和岁月，也一定能感悟到一段段不一样的传奇和人生。
说起抗战女兵牟敦芳，记者不由想起了著名常派艺术家常香玉在豫剧《花木兰》中的唱词：“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在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恁要不相信啊，请往那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千针万线可都是她们裢啊……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作为山东兵工厂的职工，牟敦芳就是这样一边东躲西藏，一边勤制被服，以让战士们有暖衣可穿、有暖被可盖的方式，为民族解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6月26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来到了位于长沙东湖干休所的91岁抗战女兵牟敦芳的家。房子显得很陈旧，一如朴素的农村民居，但十分干净整洁。老人虽年事已高，精神却不错，在她的讲述中，炮火隆隆从未远去，而用来纺线的手纺机转动时发出的嘎吱声响更是犹在耳旁。
小小红缨枪，儿童团团长抗战忙
当时，山东各地的儿童团站岗放哨常带红缨枪，这是山东各地流传的一种古代兵器，民间多用以习武练功。儿童团员拿上它，显得特别威武。有一首《小小红缨枪》这样唱道：“小小红缨枪，矛尖光又亮。壮丁带它去查路,儿童带它去站岗。查路放哨要留心，捉住汉奸不要放。如若鬼子进村庄，红缨枪请他尝一尝。别看小小红缨枪，坚持抗战打东洋。”
我是山东日照人，父亲是长工，那时家里穷，真是“上面冇有一片瓦，底下冇有一寸地”，一家人就住在一个棚子里。我们那边是老根据地，父亲还有一个身份，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负责送情报。我也是儿童团的团长，团员都是七八岁的小孩，多的时候有十来人。
那时，我们儿童团团员们就像后来电影里拍的，在村外的山头栽上“消息树”，派专人守在树下，如果发现敌人出动了，便将“消息树”拉歪。树倾斜的角度越大，说明敌情越紧急;树尖指向哪里，就表明敌人从哪个方向杀来，当地群众就跑向相反的方向躲避。
年纪大一点的儿童团团员，还要帮助送报纸、送信件、传递公文，我就帮父亲送过情报。
我们除了放哨外，还有自己的歌呢!让我唱?好，我唱给你们听，这可是我们那时经常唱的《儿童团歌》：我爱家乡好山河，前面岭，后面河，树木青草多。抗日的同志们，常常打从我家过。爸爸河里去挑水呀，我到山上拾柴禾。拾柴禾，烧水喝，同志们常常夸奖我，我说我是儿童团，应当这样做。
父亲牺牲，女儿兵工厂里挑重任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前线将士前赴后继，后方补给同样不容有失。为了满足武器弹药需要，山东人民曾“有人出人，有物出物，有枪出枪，团结抗日”，一批不愿当亡国奴的手艺匠人——打铁的、修锅的、修车的、做鞭炮的……纷纷带着自己的工具——虎钳、锉刀、红炉、铁锤、风箱等等，加入人民军队随军修械，1938年3月，诞生了被誉为“一担挑”的随军修械所，孕育了山东人民兵工这支“步行铁军”。
此时，牟敦芳的父亲牺牲，她进入山东兵工厂，选择用一针一线来表达自己的抗战决心。
我这团员当了没多久，没想到啊，后来有汉奸出卖了我父亲，他47岁就牺牲了!47岁啊!他是那样的喜欢音乐，喜欢拉胡琴，可惜我再也听不到了。
我妈妈缠着小脚，也不能干什么事，四个小孩要怎么养活?幸亏有一个远房五叔，他是一处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就把我送到了山东兵工厂。那里有做手榴弹、炮弹和枪的，还有做鞋袜、被服的。我就在被服班，做鞋袜，做衣服。
但战时搞生产，哪里会有厂房?日本鬼子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敌人一扫荡，我们就要逃。生产炮弹的机器有老百姓帮我们运去，而我随身只有一个四斤重的背包，里面就是自己的换洗衣服和一个茶缸。逃到安全的地方，用稻草一铺就开始搞生产。那时纺织都是土办法，没有机器，只能用手纺机纺线，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纺织时的声音。
我一辈子都是一个老工人，但我当兵不是吹的，都是被表彰的。我四次亲眼见到过毛主席。当然，那是在开大会，那么多人，毛主席怎么可能一个个都握到手呢?对了，快把我那件衣服拿来，你们帮我拍个照，记得把毛主席像也拍进去。
女兵爱美，牛蹄印里的水也能洗脸擦身
那是一件挂有6枚荣誉奖章的衣服，一般是牟敦芳出席正式场合时才穿的。其中，1955年颁发的“独立自由奖章”，就是当时国家授予解放军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的有功人员的一种勋章。这个奖章看起来并不大，却沉甸甸的，那里面包含着牟敦芳经历的诸多苦难。
那时候的常态，是“边跑边生产”。我们逃跑时，通常是晚上一两点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我也因此受过不少伤，你看我的背上，还有腿上，都是伤。受伤也没有麻药，都是开水放凉后加点盐来擦洗。你看到我沙发下面的小矮凳没有，我的左脚跟是没有知觉的，两只脚也有浮肿，脚放地上久了会很累，我就要把脚搁在小矮凳上平放，缓解一下。
你别看那时苦，但我是非常爱干净的。你看我家的地，干不干净?我以前能动时，都是跪在地上擦的。就是在被扫荡时，我们女孩子也很爱干净。没有水时，牛蹄印里的水我们也用，用手捧起来洗脸擦身，有时甚至直接喝这样的水。
我们那时也喜欢唱歌跳舞。我再给你们唱首抗战的歌吧，叫《模范兄弟》：哥哥当兵打东洋，弟弟务农保家乡，新中国有希望。前线的人马强又壮，后方的粮食用不光。为了抗战，为了解放，你好好在后方生产，我勇敢去前方打仗。把那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打死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新中国，像铁一样硬，钢一般强。
革命姻缘，莫道不深情
尽管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但爱情依旧顽强地开出了花。通过组织做媒，牟敦芳结婚了，丈夫是位军人。据她说，丈夫认识很多人，肖华、徐向前、罗荣桓都叫他“红小鬼”。
如今，在牟敦芳独居的卧室床头，依然放着两人当年的结婚照。黑白照片已经泛黄，但在丈夫离去的日子里，这是属于老人的慰藉。
我那老头子是个讨米的，没有父母，就给人家放牛、当长工，后面还跟人学剃头。那时学剃头也不容易，这个月到你这个村，下个月就到他那个村。他师父也厉害，四十多岁了还没结婚，对他很严格，有时打他屁股，有时打脑袋。后来，红军经过湖北监利，他就去当了兵，还改了个名字，叫曹天平。他以前叫曹享福，可是什么福也没享到。
我丈夫当兵后，在山东军区的后勤部做副部长，认识了很多人。肖华、徐向前、罗荣桓都叫他“红小鬼”。
再后来，组织来给我们做媒。不过，一开始我没松口。那时我才19岁，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而且我都不认识他，他还比我大14岁。没想到，组织上的人竟然在我们厂里等了两个半月。就这样，我跟他见了面，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他是个老兵，没文化。不过接触久了，感觉也就有了。
1944年，我们结婚了。
抗战女兵点评“抗日神剧”：衣服穿错了
抗战胜利后，牟敦芳于1946年去了东北野战军5纵，1949年随部队南下，1955年复员，1965年在东湖干休所休养至今。东湖干休所创建于1963年，地处长沙市芙蓉区东岸乡，营区总占地面积178亩，是全军第一批修建的三个红军干休所之一。自1965年建成使用以来，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共先后安置老干部88户。
几十年光阴流水般逝去，牟敦芳保留了抗战时的艰苦作风，内心却没有因为战火而变得坚硬。她说自己最看不得别人受苦，如今虽然年纪大了，也依旧不愿给人添麻烦。
我现在一身病痛，左耳聋了，脚浮肿，还有痛风湿，搭帮都是国家在照顾我。我现在都吃青菜，不吃猪油，不喜欢大鱼大肉，就是要简简单单。吃饭时，掉一粒饭也要捡起来。
我也见不得别人受苦，前段时间湖南发水灾，我看着难受。以前能动时，我经常给那些穷苦人家一点零用钱。
我现在也不出去，出去就要坐轮椅，怕给别人带来麻烦。我就在家里看电视，看中央四台，什么都看。我还经常看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的讲述抗战故事的老片子，很实在，时间再晚我都看。倒是现在新拍的一些抗战片——我那时是负责生产衣服的，一看就知道不对——拍电视连衣服都穿不对，这是不尊重历史。
记者手记
采访回来，我不由想起在采访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当时想在网上查一查牟敦芳的生平，好多了解她一点，但在百度输入抗战女兵牟敦芳的名字后，出来的36个结果，却只有一个与她相关。那是2014年1月，长沙市红十字会的一份拟救助名单，上面有她的名字——因为她的儿子成了植物人。
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抗战女兵却如此默默无闻，这让人心中五味杂陈。我们热衷于消费明星八卦，却在汹涌的资讯时代忘记了如何铭记历史。就像牟敦芳批评那些粗制滥造的“抗日神剧”时所说的，要“尊重历史”，而尊重历史的前提是知道历史，知道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为了今天的和平奉献出血泪甚至生命的革命先辈们。
而有时，铭记便是一种很好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