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外出视察。
宋氏三姐妹决裂的背后
文／陈晓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一天对宋氏三姐妹来说，是民族之幸，应该狂欢，可她们内心却五味杂陈……
时光倒流，回到1940年3月31日。彼时抗日战争还深陷苦海，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却一片欢腾，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联袂来到重庆，这不仅是中国最显赫的“姐妹花”罕见聚首，也是不同政治阵营摈除异见、共赴国难的象征。当日的《新华日报》这样描述：“孔夫人、孙夫人及蒋夫人3月31日联袂来渝，对于增强抗战力量，表现最大热忱。”
此后，宋氏三姐妹以前所未有的默契联袂出席各种活动，向国人、向美英盟邦传达着中国顽强战斗的意志和同仇敌忾的决心。她们先后创办了13所儿童“保育院”、“救济院”，收养救助流浪儿童；她们以流利的英语和东方式的优雅对美国广播，向全世界呼吁和平；她们到医院安抚伤兵，视察防空洞；她们身穿旗袍一齐走上重庆街头，倡导“新生活运动”。三姐妹的集体亮相，极大地鼓舞了国人。
她们留下了一生中最和谐的影像：梳着端庄的发髻，仪态优雅从容，即使面对医院里残肢断臂的伤兵、走过日军轰炸过的废墟，她们都丝毫没有娇气与怯懦。在一张照片中，她们穿越重庆大轰炸后的一片焦土和瓦砾，蔼龄牵着体弱的庆龄，小妹美龄泰然殿后……丑陋的战争与美丽的姐妹，残酷的战火与温暖的亲情，巨大的反差透过她们相互搀扶的手臂和无声交流的眼神定格。
1940至1944年在重庆共处的四年，是宋氏三姐妹一生中最融洽的岁月。在此之前，她们各有政治理想，谁也不能说服谁，在此之后更是充满裂痕，最终决裂。惟有在抗战的关键几年，她们抛开政见、党派、主义之争，统一在民族大义之下，也尽情释放着心底的姐妹亲情。
人生充满偶然与必然，每个选择都可能影响一生。宋氏三姐妹生于同一个家庭，有同一对父母，受同样的教育，最终却走上殊途，除了三姐妹个性和心志不同外，她们选择的婚姻也决定了她们的人生之路。三姐妹挑选了中国近代史上三个杰出的男人：二姐宋庆龄嫁给国父孙中山，成为世人景仰的国母；小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成为显赫的“民国第一夫人”；大姐宋蔼龄嫁给银行家孔祥熙，富可敌国。三段各怀心事的婚姻决定了她们“道不同而各从其志”的人生宿命。
大姐宋霭龄对政治没有深厚兴趣，却极其酷爱金钱，少女时代，她就喜欢研究美国同学的服装，从中推算出每个同学的父亲到底拥有多少财产。也许是对财富的偏好，她选择了孔祥熙，醉心经营家族财富。为了这个目的，她先是攀附总理大妹夫孙中山，后又把小妹美龄嫁给新晋权利核心蒋介石。权利的加持让她财富膨胀、权倾中国，1937年的《大西洋月刊》曾有报道：“像孔夫人这类妇女，不需要平等的选举权。千千万万的选票都由她们指定。”
宋庆龄与姐妹们的裂痕完全出于政见不合。她一生追随孙中山，毫无保留地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此，宋美龄与她发生了争论，甚至互不说话。1927年，美龄放弃初恋嫁给蒋介石，一方面是蔼龄的撮合，一方面也是她对未来权势地位的一场豪赌，庆幸的是她赌赢了。而宋庆龄对这个妹夫早就深恶痛绝，她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决裂。宋美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她政治上与丈夫站在同一条战壕，十分反感二姐公然反蒋的言行，但顾念姐妹之情又投鼠忌器。两姐妹都无法说服对方改变立场，只能不欢而散。
这场决裂暂时弥合于抗战烽火之中，宋氏三姐妹搁置争议、携手抗日，行走在川渝孤儿院、医院、工厂、学校、机关、轰炸区。有外国记者感慨：“她们姐妹全都吃苦耐劳。她们在这次最艰苦的旅行之后，在成都的一次空袭中还露出了笑容，可想而知她们是人们心目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这三位杰出的女性，拥有财力、权力和魅力，也有非凡的教养和格局，既能跻身荣华富贵，又能为了一个真理而吃苦耐劳，做男子们做的事。她们有“女儿身男儿志”，胆识过人，意志如铁，都决绝地选择了非凡的婚姻，人生因此波澜起伏，承受不能承受之重。在民国那一拨拨或纤弱或香艳或文气的女子中，宋氏三姐妹是时代的先锋，一骑绝尘呼啸世界。
1945年8月15日，中国迎来和平，宋氏三姐妹的和平却结束了，最终分道扬镳。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谋划新中国的未来；宋美龄随蒋介石四处享受胜利的荣光；宋霭龄退回幕后，重新盘算起孔宋家族的敛财大计。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姐妹三人渐行渐远，此后再无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