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欧阳婷 周雅婷 实习生 胡婉柔
萝卜切片还是切块？这样一件简单的生活琐事，有夫妻也能吵起来，甚至闹到巴掌向下、拳头向上……乍一听有些荒唐，但细小家庭纠纷背后，暗藏的是日积月累的僵化的夫妻关系。而这样的情形下，琐碎日常的龃龉也成了家庭暴力滋生的温床。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在反家暴的路上，总有人不惧恐吓、负重前行。此前，全国妇联表彰了一批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其中，湖南省有28个单位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称号，28名代表被授予“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称号——他们或是法官，或是律师，或是妇联干部，抑或是社会工作者，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婚姻家庭关系里探索和谐之道，帮助更多被家暴妇女走出阴霾。
她团结妇联干部，勇担被家暴妇女的“守护神”
人物名片：左艳红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她毫无征兆地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把我拉到墙角，一脸悲戚地对着我撩开自己的衣服下摆。指甲的抓伤已经结痂，乌紫透着青色的掐伤在松弛的皮肤的衬托下，有一种说不出的丑陋……”左艳红很明白，“家暴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2012年，左艳红调任至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妇联，负责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当时，村(社区)妇女主任对家暴的认识不够。一次培训会上，村妇女主任笑着说：“我还不知道，打老婆也犯法呢!”
在这位村妇女主任的所在地，一对夫妻“打了十几年”，闹到人尽皆知，却无人制止，大家都觉得这是家务事。
左艳红下决心要团结全县的妇联干部，开展反家暴培训。一天晚上，左艳红接到了一名女教师的求助——女教师被酒后的丈夫殴打了，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直到几天后，在朋友的建议下，她才拨通了县妇联的求助电话。
“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不仅要让妇女群众有反家暴的意识，还要让她们熟悉遭遇家暴后应该怎么做。”于是，左艳红带领着县妇联的工作人员走村入户，利用农闲，在乡镇集市上摆摊宣传，向大家分发宣传资料。
“遭遇家庭暴力后，总有一些妇女迫于双方家庭、孩子的压力，只想制止家暴，给丈夫一个警示，不愿意闹到派出所。”左艳红有些无奈，因为她明白，动手的丈夫绝不会因为几句劝解而改变，所以她会提醒女方：“有必要时，及时报警。”
除了团结妇联干部以外，县妇联还与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县法院积极开展协作。在和法院沟通过程中，她会向法官建议,“如果在离婚案件的庭审中发现了家暴行为，一定要告知女方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反家暴的路上努力了11年，左艳红的付出没有白费，“如今很多被家暴妇女不再害怕，会主动求助我们!”
一次，县里一名遭受家暴的妇女来到县妇联，向左艳红求助。了解情况后，左艳红立即要求妇女所在乡镇妇联主席去派出所报警。最终在妇联的介入下，派出所签发了家庭暴力告诫书，及时制止了男方的暴力行为。“告诫书是有强制警示作用的。”之后，左艳红回访该名妇女，对方告知再无家暴。
近年来，左艳红为上千名妇女提供了法律咨询，参与调解重大婚恋家庭矛盾纠纷10余起，协调县人民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5份，协调公安部门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30余份，成为被家暴妇女的“守护神”。
她挽救自杀女童，帮助孩子走出心理阴霾
人物名片：汤望丽
湘潭市雨湖区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
“看到爸爸妈妈这样，我以后都不想结婚了。”2020年，汤望丽来到小玲(化名)家时，目睹了母亲被父亲殴打惨状的小玲沉默许久，说出这句话。
从事妇联工作两年多时间，汤望丽成功调解了80余件家庭纠纷，其中30%的家庭都发生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行为。
“其实，家暴伤害的绝不仅仅是配偶，孩子也可能遭受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让汤望丽有此认识的是小玲——一名目睹父亲家暴母亲的14岁女孩。
2020年，汤望丽接到一名被家暴妇女的求助。因为双方缺乏信任和沟通，时常争吵，丈夫气愤之下殴打妻子。赶到现场进行调解时，汤望丽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是刚放学回家的女儿小玲最先发现父亲施暴并寻求帮助的。“她拦住父亲时喊了这样一句，‘我以后不结婚了，要是我也这样被别人打，你怎么想?’”
“如果不及时干预，这场暴力对小玲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噩梦。”于是，汤望丽先从孩子的角度劝诫施暴父亲。此外，她和学校、母亲积极保持联系，了解小玲的心理状况，并进行开导。渐渐地，小玲一家重归于好，孩子对婚恋的恐惧也随之消散。
之后，每办理一起家暴纠纷，汤望丽都会格外关注目睹儿童的心理咨询和教育，也会用以往的故事告诫施暴者和受害者，避免孩子成为家暴的牺牲品。“我们也会开展各种活动，让这些目睹过暴力的孩子和其他同龄人多接触。”
“很多时候，家暴难以为外人所知，遭遇家暴的儿童更难以求助，可我想告诉这些家庭，家暴不是家事是国事，有人管!”汤望丽认为，未成年人被家暴，一部分与家庭教育方式相关。
今年年初，汤望丽接到了基层妇联提交的线索——一名12岁的女孩小童(化名)由于长期受到父亲家暴，产生了厌学、抑郁、轻生倾向。“但她父亲得知女儿差点跳楼，第一反应居然还是一脚踢向她。”
在和小童以及父母的交流中，汤望丽了解到，小童性格内向，父母也不善于和孩子沟通。父亲的教育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女儿不听话、犯错，那就直接打骂。“家庭教育不当是造成小童受伤的源头，于是，我和心理咨询老师做了一上午父母的工作，指出了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严重问题。”
汤望丽（右二）对接受纠纷调解的家庭进行回访。
通过电话跟踪、上门回访，汤望丽长期对小童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父亲改变了“不打不成器”的教育方式，学会和女儿平等沟通，小童也在心理咨询师的开导下，理解、感受到父母的关爱。
她义务普法，为残疾妇女提供法律援助
人物名片：舒蓉月
湖南仁本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南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兼）、湖南省人民政府立法专家。
舒蓉月说，她曾办理过“一件非典型但又很典型的家暴案件”。
2017年年初，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尚未满一年。在一次普法讲座后，一名女孩向她求助。与男友同居期间，女孩遭受对方殴打后提出分手，但男友不同意。
“女孩求助我们，想知道该怎样分手？”即使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同居情侣之间动手不算家暴，不属于法律服务的范围，但舒蓉月却接下了这个案子，“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家庭暴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舒蓉月认为，从源头制止家暴，一定要有强而有力的警告和告诫，同时，还要非常严肃地让施暴者知道“家暴不可为”。为此，舒蓉月指导团队律师第一时间带着当事人前往派出所报警，向警方申请家庭暴力告诫书。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不久，有一部分基层民警并不知道如何操作。”面对民警的疑惑，律师拿出了随身携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并拿出了女方被殴打的证据——因为暴力行为在当地加油站实施，刚好被监控摄像头拍到这一幕。
有舒蓉月团队的指导和帮助，在公安部门的干涉下，男子很快意识到“对女友动手也是违法的”，最终双方顺利分手。
“国家法律对家暴是零容忍的。”舒蓉月说，很多时候，妇女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家暴，也不知道被家暴后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为此，舒蓉月积极投身妇女儿童权益法治宣传，向大家普及相关的理念。
一开始，舒蓉月以“反家庭暴力”为主题进行宣讲，很多人不愿意来听，“有些人认为来听了就是因为遭遇了家暴”。为了改变这一情况，舒蓉月将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和其他婚姻家事相关法律融合在一起，以“用法律的智慧让生活更幸福”为题进行宣讲，这才让更多人提起了兴趣。
在舒蓉月的宣传普及下，不少妇女、村（社区）妇联主席也有了更强烈的反家暴意识。今年初，在一次为村(社区)妇联召开的普法讲座后，一名村妇联主席给舒蓉月打来了电话，向她讲述了辖区内一名聋哑妇女被家暴后，却难以求助的事件。
得知这一情况，舒蓉月立即向省、市妇联汇报了相关情况，及时赶到被家暴妇女的辖区，了解情况。舒蓉月得知，这名妇女已经遭遇了近十年的家暴，而由于无法沟通，她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帮助。
很快，舒蓉月带领团队为这名聋哑妇女提供了法律援助，帮助她解除了和男方的婚姻关系。
“反家暴首先要让人了解家暴。”舒蓉月说，在为弱势妇女提供帮助的过程中，她发现要预防家庭暴力，首先要让大家从认知上获得改变，知道“家暴不是家务事”。同时，如何让女性得以尊重也是一门普法课题，“我们女性获得他人尊重的前提，是先要获得自身的精神独立、思想独立，这样才能避免受到伤害”。
她成立服务队、培训志愿者，打造被家暴妇女的“温馨驿站”
从业10年，王芝兰总会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调解力量能及时介入家庭矛盾中，是不是就能避免一些家暴事件的发生？”
人物名片：王芝兰
益阳沅江市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带着反家暴的使命，王芝兰创建沅江市婚姻调解志愿服务队，她的办公室成了当地被家暴妇女的“温馨驿站”。
2013年，王芝兰还是沅江市民政局的一名普通干部。“那时，婚姻登记处就在我们办公楼的院子里。”许多前来离婚的夫妻情绪激动，不仅吵得面红耳赤，更有甚者，用砖头、刀相互攻击。
为了避免这些极端暴力行为，王芝兰带着5位同事，自学考取婚姻家庭咨询师后，成立了一支婚姻调解志愿服务队——这也是沅江市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雏形。
在王芝兰的带领下，这支队伍从6人发展至如今36名成员、180余名志愿者。
“在家暴案件中维护好妇女权益，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为此，王芝兰开设了“周末有约”课堂，将志愿者们汇聚一堂，由婚调委中的法律行业从业者每周开展培训，针对过往个案进行剖析，“如何区分家暴、发现潜在危险，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普及，摒弃‘家务事’的传统观念，都是我们培训的重要内容”。
当然，培训不只针对志愿者，2022年，沅江市婚调委特设了家庭教育示范基地，这里也成为了被家暴妇女的维权服务基地。
“倾听、同理、共情……我们会帮助她们舒缓情绪，再根据需求制定安全计划，培养反家暴意识，帮助她们掌握更多的求助技巧和方式。”如今，已有178名妇女在遭受家暴后，得到了基地志愿者的培训和帮助。
王芝兰定期召开会议，探讨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
2018年，王芝兰主导成立沅江市“馨家园”家暴庇护中心。“许多被家暴妇女会面临无处可去、无亲友帮助的情境，庇护所可以给她们一个临时栖身之地，让她们暂时脱离暴力环境。”
2019年4月的一天凌晨，王芝兰接到了毛亚(化名)的求助电话：“再婚丈夫对我拳打脚踢，把我赶出了家门!”接到求助后，她首先安排附近的志愿者上门，将毛亚和9个月大的孩子接到庇护中心。一番了解后得知，毛亚和丈夫结婚两年多，丈夫曾多次以各种理由实施家暴。半年时间里，毛亚一直住在庇护中心。经过志愿者和丈夫的多次交涉，丈夫终于承诺以后再不动手，毛亚也愿意和丈夫重归于好。
“考虑到她丈夫有多次家暴史，我们对毛亚家庭进行了全流程的陪伴和帮扶。”王芝兰组织志愿者对毛亚和丈夫进行情绪管理、持家、夫妻相处、家庭教育等课程培训，“一位企业家志愿者还资助毛亚在家门口创业，做些加工农产品的小生意”。收入多了，婚姻观念更新了，毛亚和丈夫的生活也越过越好。
“调解不等于调和，我们要从源头解决家暴，庇护和陪伴不是长久之计。”王芝兰说，落实与其他部门联动、帮扶就业、婚姻家庭课程培训等措施，才能真正让夫妻双方建构和谐关系，帮助受过伤害的妇女走出阴霾。
办理“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之一，助推出台家事调查工作规程
人物名片：汪样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厅长、一级法官。
2011年，汪样在家乡法院系统工作，开始接触到家事案件。“当时，不少人对家暴的理解非常机械，停留在字面意思上。”她记得，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之前，“家暴属于家务事”这一理念根深蒂固。
一次，一位妇女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她提到“曾被丈夫砍了几刀”。“我觉得不对劲，这种行为很有可能构成了家暴。”汪样说，但在当时的家事审判中，家暴认定的实践经验不多。于是，在和上级领导汇报后，汪样向这名妇女建议，让她先到派出所报警，中止离婚诉讼的审判。
经过伤情鉴定，女方被认定为重伤，民警很快将其丈夫逮捕归案。最终，男方被判刑。汪样也据此认定男方构成家庭暴力，判决双方离婚。
这个案件也成为了汪样接手的第一起涉家暴的家事案件。2015年，汪样调任至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此后，她深入参与到岳麓区人民法院承接的全国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中，并在2019年，担起岳麓区法院家事案件专业化审判大任——“司法审判是维护被家暴妇女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汪样说，如今，她每年要负责审理500余起民商事案，大部分是家事审判案件，其中有大概30%的离婚案件中，当事人提及到家庭暴力。
汪样（右）正在和同事审核证据。
一次，一名妇女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且主张男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有家暴的行为。但面对女方的指控，男方拒不承认，而女方也无法提供更加直接的证据证明自己遭受过家暴，“家庭暴力具有较高的隐弊性和私密性，这就导致很多受害者在遭受家暴后，无法及时、充分取证”。
为此，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汪样加强了对当事双方的问询。几个回合下来，女方对每一次家暴和报警都能够详实回答，男方则是避重就轻，不愿意讲述更多细节。
“女方提交了就医记录，在医院诊断书上很清晰地写明她出现多处软组织挫伤。”同时，汪样加大依职权探究力度，适当减低了家暴受害人的取证难度。最终，结合多项证据，法院认定家暴行为的存在，并做出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因为及时维护了受害者的权益，这一案例也入选了“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
以这个案例为代表，汪样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借助第三方力量，专门对家事案件开展调查?同时，她发现，及时为遭受家暴的受害者提供心理疏导、为施暴者进行心理矫正非常重要，而和法院相比，妇联组织在婚姻调解、家庭教育等家事领域更有优势，可以链接更多的诸如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等资源。
于是，今年4月，在汪样的推动下，岳麓区法院和区妇联联合出台湖南省首份《关于在家事案件审理中开展家事调查的工作规程(试行)》，并成立了长沙法院系统首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助推家事纠纷源头预防及多元化解工作做实做深，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更好地维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编辑：罗雅洁
二审：唐天喜
三审：邓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