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江昌法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龙跃村，70岁的田奶奶能用土家语流利讲述祖先传说，而她7岁的孙子连最简单的土家族日常用语“吃饭”都不会说——当最后一位会说土家语的老人离去，谁将成为这门语言的“守护者”？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米莉带领“毕‘声’无垠”团队完成的《毕兹卡的血脉与传承：土家文化的发展空间和保护对策研究调查报告》中提到，全国土家族总人口833万人（2010年统计数据），而土家族聚居区的土家语使用人口占比已不足0.48%。新近调查显示，目前使用土家语的人群，大多分布于湖南湘西州龙山县南部等地。
“当妈妈不再开口教孩子，这门语言的未来将令人担忧。”这是历时5年调研得出的结论：土家语正加速衰落，而“急救通道”，或许藏在那句母亲们日渐遗忘的“毕兹卡”（注：土家族自称）里。
调研团队成员采访土家族老奶奶。
数说研究：
一门语言正“消失在自家屋里”
“当妈妈不再开口教孩子，这门语言的未来将令人担忧。”2026年3月，米莉和团队完成《毕兹卡的血脉与传承：土家文化的发展空间和保护对策研究调查报告》时，调研数据中那一组对比让她彻夜难眠：在湘西调研中发现，许多70岁老人仍能流利使用土家语，可他们的孙辈却不会。
这项调查从2021年4月至2026年1月，米莉与团队通过实地调研、文献综述和访谈问卷等形式寻找土家语衰落的原因。
这不是孤例。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15年、2021年分别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一期、二期建设。在持续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同时，重视做好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传承工作。据统计，我国拥有五大语系130多种语言，这其中有25种使用人口不足千人，48种使用人口在5000人以下，68种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
在调研报告中，目前土家语主要分布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使用人口数量估计在2万左右。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土家族总人口833万人，而土家族聚居区使用土家语的人口比例已不足0.48%。在此次调研中，近七成的受访者完全不会说土家语，只有极少部分人能熟练地说土家语，其中会说土家语的人基本上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青少年和中年几乎都不说。
母亲是“第一语言启蒙者”
在土家语母语传承的困境中，所有受访者均指向一个核心：家庭中若缺少母亲这一关键角色，土家语便难以实现活态传承。
这并非感性判断，而是有语言学研究的坚实支撑。国际语言学研究表明，在双语家庭中，母亲的语言选择具有双倍影响力——即便父母双方都能讲传承语言，母亲通常是传承语言的主要传递者。
“家庭必然是语言传承的第一课堂，母亲是启蒙者，更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者。”米莉的分析切中核心。语言最好的习得环境是生活化浸润，而这种“日用而不知”的文化滋养，恰恰是母亲能够提供的。
调研组成员、土家族女大学生卓小玉的“寻根”之旅印证了这一结论。来自张家界的她，参加调研前对母语的认知几乎为零。但在龙跃村，她见到了村支书向林——这位从小在奶奶和妈妈的土家语环境中长大的村支书，至今仍能流利使用土家语。向林告诉她：“农户家里，只要长辈在家，大多会说土家语，真的是靠口口相传延续的。”
更让卓小玉触动的是土家语本身的细腻与严谨。老人们偶尔会混淆“冷”和“热”的表达，村支书会当场纠正；土家语分为北部方言（毕基语）和南部方言（孟兹语），同一词汇“结婚”竟有区分，女方与男方结婚所用动词截然不同，“这让我感受到它有自己的精细表达体系，特别有讲究”。
为何妈妈不再教孩子说土家语
“家里没人开口，孩子无从学起；妈妈不教，语言少了传承环境。”米莉告诉记者，这份调研报告揭示了土家文化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元的——传承主体职能缺位、传承场域功能式微、传承机制僵化。
年轻人外出打工，回家后开口已是普通话；孩子自幼听不到母亲用土家语喊吃饭、哄睡觉，这门语言便成了无根之草。更棘手的是，土家语没有文字支撑，词汇量有限，面对新生事物只能借汉语词汇。而很多妈妈自己也觉得“说土家语没什么用”，便不再执着传授。
湖南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副教授谭卫华长期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她注意到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传统的女性公共空间正在消失，“以前村里人在村口树下聊天、唱山歌，那种天然的语言环境是传承的重要载体。现在这些空间没了，语言传承也失去了土壤”。
共探发展：
塑语言环境，让家乡“母语”回归
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出“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当法治为民族语言保护筑牢根基，那些正在消失的乡音该如何留住？这门古老的语言又该如何重新“活”起来？三位不同领域的实践者与学者，从不同维度给出了破解之道。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鲁美艳是一位土家族妈妈。她指出，从语言学看，“母语”一词本身就暗含母亲角色，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语言启蒙老师。
“许多母亲并非不愿教，而是不知如何教及教什么。”鲁美艳建议编写结合日常生活场景的母语小册子、童谣和简短传统故事，围绕吃饭、睡觉等日常之事，方便妈妈随时讲给孩子。同时借助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教学方法——土家族妈妈团队制作的日常用语课程等实践就值得推广。
更关键的是破除观念误区。鲁美艳以自身经历说明，掌握的语言越多，学习新语言能力越强，二者是互补而非对立关系，“要通过宣传让妈妈们明白，教孩子说土家语并非给孩子未来‘添堵’，而是帮孩子打开更多认知世界的窗口”。
谭卫华则建议，破解之道在于“把聊天场找回来”。在土家族聚居区推广更多有利于土家语传承的项目——返乡妇女在这里工作，既能赚钱又能照顾家庭，大家一边干活一边用土家语聊天。还可以组织唱山歌的线上社群，用短视频传播土家语民歌；在村里恢复火塘边、大树下的聚会场景，让妈妈们有地方扎堆聊天、带孩子一起参与。
国家级非遗项目土家族咚咚喹州级代表性传承人田剑英从2018年起用短视频传播土家语。她建议将日常打招呼用语制作成短视频，把童谣、儿歌改编得简单易学，实现“短平快、随时随地学”。
田剑英希望把土家语编成简单押韵的儿歌童谣，与非遗乐器咚咚喹结合，家长哄孩子时吹唱，让孩子浸润在语言环境中。
而针对年轻人“想学却学不了”的困境，田剑英指出核心是缺乏教材。她呼吁抓住年轻人民族自豪感增强的窗口期，尽快推出系统性学习资源，尤其是针对家长群体的教学内容，营造家庭语言环境。
记者手记：
让母亲乐于开口，让文化浸润家庭
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宏大叙事里，1712个调查点、1000万条语料、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语言资源库，这些数字足以令人振奋。
采访中，米莉提到了一个细节：很多老人在接受采访时，会下意识地把土家语翻译成普通话再说一遍——他们早已习惯了“被研究”的姿态，却不再习惯这门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自然状态。这让我想起一位语言学家的话：“抢救濒危语言，都是拿命去拼的。”拼的不仅是学者的学术生命，更是这门语言在现实生活中的最后一口气。
但比学者更关键的，是那些从未被写入政策文本、从未被纳入保护规划的“普通人”。在土家语的案例中，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母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为语言保护筑起了法治根基。但法律能保障“学习和使用”的权利，却无法强制一位母亲在深夜哄睡时选择哪种语言。真正的“活态传承”终究要回到最朴素的起点：母亲是否愿意开口，孩子是否愿意倾听，家庭是否还有“日用而不知”的文化浸润。
撰稿后我突然明白，保护土家语不是在保护一门“濒危方言”，而是在保护一种“母亲的方式”：用只有家人能懂的语言，构建最原初的文化认同。
“存史”是学者的使命，但“活态”是母亲的权利。如何让母亲重新开口，这个问题或许比任何调研数据都更紧迫。
编辑：阿挽
二审：吴雯倩
三审：陈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