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结婚意愿高于预期,但为何走向“个体式婚姻”

2022-05-18 阅读数 43863

文 / 高佳  来源 /界面新闻

随着各省份陆续公布2021年统计数据,一些新的人口变化趋势引发关注。

截至2022年5月,中国已有31个省份公布了2021年人口大数据,其中11个省份的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5个省份首次转负。而此前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为763.6万对,创下自1986年以来公布结婚数据的历史新低。

1987年,荷兰学者Dirk 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用以解释生育率为何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预测在经典人口转变完成后,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以及个体家庭行为的变化。

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教授、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及其团队调研撰写的《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下称《报告》)发布,揭示出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轨迹与青年群体婚育观念的某些关联。

该《报告》抽取了9775份受访者样本,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20.3岁,来自全国30所高校(包括4所双一流高校,18所普通高校,8所专科学校),覆盖22个省份的26个城市,受访者中女性占比50.95%。对受访者的调查包含基本信息、婚恋意愿和观念、生育意愿和观念、精神面貌和婚姻观以及大学生互联网参与五部分。

李婷及团队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对结婚和生育仍有期待,“从总体数据来看,主流观念仍然认为,婚姻是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或人生选择”。但她强调,这份报告最核心的发现是,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眼中,婚姻和生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认为结婚生育是为获得保障,而更强调婚育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她说。

研究同时指出,年轻人面临的婚育阻力呈现出性别差异。“住房和养育成本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男大学生更在意婚育成本,女大学生更在意自我发展机会。”李婷解释:“这提示我们要考虑统合两性需求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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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婚恋观为何值得关注

 近些年,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下跌。从第七次人口普查和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那么乐观。同时,网络上弥漫着低生育的情绪。如果低生育欲望还将持续,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可能还没见底,还要持续走低。

生育之外,在婚恋方面,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普婚普育”(普遍需结婚生子)的国家。从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来看,已经差不多完成婚育轨迹的人,确实呈现出普婚的趋势,结婚率很高。但李婷及研究团队想知道,随着代际更迭,今天的年轻人是不是仍有“普婚普育”的思维,人们对婚育的观念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如果结婚率持续走低,叠加低生育欲望,人口形势可能比想象中更严峻,因此在人口学角度,李婷认为,很有必要关心年轻人的婚恋行为和婚恋观念。

再者,基于社会学角度,根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理论,个体主义兴起,人们将更多追求自我价值,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在中国,家庭一直作为社会运作、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而存在。李婷及团队想观察,当青年的观念发生变化,从重视家庭文化转向崇尚个体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人们对家庭作为社会基础单位的信念,是否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从人口和社会两个角度出发,李婷及团队选择研究青年人的婚育观。


“恐婚”“反婚”尚非主流

 《报告》发现,有61%的大学生表示会结婚,有30%表示不确定,真正明确表示不结婚的只有7%。研究对象是最年轻的一代人,他们的观念没有想象中那么激进。

从总体数据来看,大家对婚姻的期待没有太大动摇,也就是说,目前婚育观念的主流并不是“反婚”,主流观念仍然认为,婚姻是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或人生选择。

青年对于婚姻观念的主流不是“反婚”,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婚姻制度也没有发生转型性的变革,年轻人并没有抛弃婚姻。但研究发现,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发展性的变化,也可以说,婚姻和生育的价值基础发生了变化。

以前,很少人问为什么要结婚,是因为自然觉得要有个伴儿。但现在的年轻人中,这样的观点已经淡化。他们觉得结婚生育不是为获得保障,而更强调婚恋、生育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

在调查中,对于“为什么要恋爱”这个问题,排名第一的答案选项是:“恋爱可以让我们互相帮助与进步。”“为什么要结婚?”最多的答案是:“需要有精神的寄托及情感的交流。”“为什么要生育?”被选择最多的选项是:“陪伴孩子成长是重要且有意义的事情。”


男女在结婚意愿上有何分别

 研究发现,在抑制结婚意愿的因素上,婚育成本以及工作家庭平衡因素对大学生结婚意愿影响突出,男大学生最大的顾虑为结婚成本,女大学生受结婚阻力因素的影响更大;在促进结婚意愿的因素上,男大学生看重生命历程,女大学生更关注支持功能。

李婷觉得,男女在结婚意愿上的差别主要出于对自身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的不同。男大学生仍然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经济的支柱,因此更在意结婚生育的经济成本。社会上的普遍观念是,你只有足够成功,才能养得起一个家庭,这也是男性对自己的定义和要求。

从女性角度来说,伴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女性对自己的定位也发生重要改变,她们不再把自己定位为家庭照料者,或家庭事务的承担者,她们渴求并愿将自己定位为bread winner(注:给家里挣面包的人)。现在一些年轻女性不愿婚育,并不是因为不想要家庭,而是面临着延伸到公共领域的歧视,她们只能这样选择。

男性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经济的支柱,婚育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并不因为他们传统,也不能说这是阻碍进步的观念。男性打破传统性别规范的潜在成本其实远高于女性。如果一名女性事业发展不太好,但把家庭照顾得很好,人们不会觉得她失败。但如果一名男性失业,只负责照顾家庭,社会对他的苛责会更多。要改善这一问题,就必须考虑,在制度上怎样保证女性在市场上不受歧视?如何激励,才能使男性进入家庭领域?市场、制度和个体的多方面协作,才能改善或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报告》中提到,大学生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85个,平均意愿子女数下降到1.36个。如何理解这一数据?李婷解释,在研究中设置理想子女数这个指标是为了呈现生育观念的转变。如果大学生理想子女数在两个以上,可以说生育观念还是比较传统,没有发生大幅度转变。如果理想子女数低于二,说明他们的观念已经倾向于少子化,对生育价值的认可发生了变化。

当把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两个指标放在一起,研究看到两者的差异,两个指标的差值代表大学生对生育阻碍的感知。比如,在他的理想中,有两个孩子是最好的情况,但现实中,他只想生一个。理想的生育为什么没有实现?因为现实中有一些因素阻碍人达到他的生育意愿。从政策角度来看,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中间的差距,就是政策可以发力的地方。

  通过研究,李婷看到,女性感受到的生育阻力更大,女性明显面临个人发展与家庭生育的冲突,相比之下,男性在这方面感受到的冲突更小。同时,研究也发现,在风险社会,人们对风险的感知程度有阶层分化。城镇户口、双一流院校、东部地区、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抱有更高期望,能够感受到的社会竞争压力更大,反而感受到的生育阻力也更大。


APP使用习惯影响大学生婚育意愿?

 《报告》还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调查,即通过三个维度,强度(大学生休闲上网时长)、圈层文化(亚文化圈的参与、APP的适用类型)、信息暴露(暴露于不同类型信息的影响)来衡量大学生互联网参与程度,研究其与大学生婚育观的联系,这部分的研究发现能否带来启发,甚至改善当前不甚理想的婚育率?

李婷认为,很多人说,研究发现,习惯使用某个APP的人普遍生育意愿低,那国家是不是就要把这个APP关停?研究这个话题,并不是把这作为治理手段。而是想探讨,传播技术的变化究竟如何影响人的婚育观,又实际对人的婚育观造成了哪些影响。

之所以要关注大学生的互联网参与状况,是因为研究的对象是“Z世代青年”(1995~200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95后”,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和70后、80后不同,他们更容易形成一种圈层化的文化。这种圈层化既体现在他们有许多亚文化爱好;也体现在因为去中心化的信息分发机制,有不同偏好的人开始习惯使用不同的APP。这样的聚合越来越多,不同APP之间出现价值观念上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

研究发现,微博的使用与大学生的婚育意愿存在负相关,虎扑的使用与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存在正相关,使用豆瓣与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负相关,使用小红书与女性的婚育意愿存在正相关。但李婷一再强调,研究没有做严格的因果推断,《报告》还没有严格证明大学生APP的使用习惯会影响其婚育观。

这部分研究想呈现的是,在不讨论因果的前提下,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在互联网上的确出现了显著的圈层分化。


编辑:俏俏

审核:陈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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