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 | 从岳麓书院到石鼓书院,霸得蛮的湖湘文人

2026-06-13 阅读数 2656

文/高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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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  图源:湖南妈妈去哪玩

岳麓山

五月的岳麓山,香樟正绿得发亮。清晨的风从湘江边吹来,掠过古木,也掠过我们。由着风,一行四人沿石板路缓缓上行,岳麓书院在山脚处,朱张会讲的匾额挂了八百年。据说朱熹和张栻当年辩了三天三夜,围观的人多到挤倒了池塘边的护栏。

书院后门出去几步就是爱晚亭。游人忙着拍照,绿瓦红柱,隐于山林,着实秀气淡雅。除此之外,我也没咂摸出别的什么味道。倒是周围的几株老枫树颇有气度,枝干横斜出去,像是不耐烦被人围观一般,自顾自长着。风吹过时,树叶沙沙作响,像在诉说千百年来王朝更替、人来人往的故事。树比人有耐心。

继续往上,岳麓山脊上躺着一群人。蔡锷在那里,黄兴也在。黄公的墓最显眼,我停住脚步。没有花哨装饰,只有一块碑,几圈石栏,静静立在风中,朴素得近乎固执。但这位置极好,站在墓前开阔地上,整个长沙城摊开在脚下。湘江从西南拐过来,窄窄一条,闪着细碎的光,亮得晃眼。江心那个长条形的岛就是橘子洲,从高处看,真像一支簪子斜插在城市发髻上,高楼、桥梁、车流在江水的映衬下也显得安静起来。

黄兴一生指挥过十几次武装起义,全输了。

这个记录放在任何人身上都足够崩溃。筹款、募兵、订军火,然后一次次看着弟兄们在身侧倒下。广州起义死了七十二烈士,黄兴是幸存者,手指还被打断了两根。正常人到这里,大概会怀疑自己选错了路。他没有。歇一歇,再来一次。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继续前行,执拗地选择再一次出发。

这就是“霸得蛮”。不是谋略过人,而是一股子蛮劲——你把我打翻,我爬起来;再打翻,就再爬起来。十次不行那就来十一次。黄兴用血肉之躯在黑暗中蹚路,每一次起身都在为后人标出可走的路。辛亥革命那一响,其实是他一点点炸出来的。

站在岳麓山顶向下望去,湘江依旧缓缓流淌。江水知道,有些人虽没能等到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却早已成为后来者脚下的路。

山下五一广场,黄兴铜像站着,很高大。长沙人约见面会说“黄兴铜像见”。这很有意思——一个城市把一位生前未看到理想实现的革命者当作日常地标,立在闹市中。或许这就是长沙人的纪念方式,是长沙人对同乡最实在的理解:你霸得蛮,我们也霸得蛮。

从黄兴墓前向南望去,橘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雕像正对着这边。眉目清秀,带着那种二十二岁、什么都敢想的神情。

我站在同一个山脊上,能感觉到一条很硬的脉络。曾国藩在此编练湘军,读书人带兵,打破老规矩;谭嗣同走出去,“我自横刀向天笑”,不逃不等;然后黄兴,十次失败换一次并不完美的成功;再后来,那个问“谁主沉浮”的年轻人,带着褴褛的队伍走了两万五千里。

湖南人有一句话: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

湖南丘陵多,耕地碎,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湿冷刺骨,逼出了这样的性格——你不硬,地不养你。读书不为风流韵事,是为了经世济民;文人不满于皓首穷经,要出来做事,做成了做败了另说,绝不在书斋里等。

我在黄兴墓前站了很久。下山选了沿西坡那条路,能走到江边。湘江往北流去,沿着它往南,能走到衡阳,走到回雁峰,走到另一座比岳麓书院更老的书院。

那里是整个故事的另一半。


回雁峰与石鼓书院

从岳麓山西坡下来,脚趾踩着长沙的泥,眼睛却望着衡阳的方向。湘江在左手边不紧不慢地往北淌——等等,往北?我脑子转了个弯才反应过来,对,湘江是往北流的,很多河流都想着往东边的大海奔,它却执拗地一路向北,到岳阳才拐进洞庭湖。这脾气,倒是同湖南人像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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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雁峰  图源:衡阳市文旅广体局

我们搭车往南走,跟江水反着方向。长沙到衡阳四百里,车窗外丘陵一浪接一浪。道路两旁的山峦,全是南岳衡山的余脉,七十二峰,相传从回雁峰起头,一路数到岳麓山收尾。我愣了。岳麓山是第七十二峰?那我们现在岂不是从尾峰往回走,正往第一峰去?倒着走完了南岳的全部峰峦。

这个发现让我在车中骤然坐直。我们从岳麓书院出发,一路逆着峰序,像翻一本大部头的书,从最后一页往前读。

下午到了石鼓书院。比岳麓书院更老,唐朝就有了。二楼木栏杆外,三江交汇——蒸水、耒水在此汇入湘江,水面骤然开阔。江水从这里继续往北,流过四百里,流过橘子洲头,流过岳麓山下。一南一北,两座书院隔了四百里,却被同一条江水串成一根线。河流不仅运输货物,也运输思想。那些关于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理念,正是在这样的流动中传播、生长。我站在栏杆边,脑子里有一张湖南的地图在慢慢折叠,把两处书院折到了一起。

两处书院,一条湘水。这里是王船山曾驻足讲学的地方,那里是毛泽东少年时泳渡湘江的地方——隔着两百年的河水,一个人完成了另一个人未竟的理想。张栻和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时,“朱张会讲”的盛名早已越过山丘,在江上回荡。

我忽然觉得整条湘江像是一座巨大的书院,书院没有围墙,江水便是走廊,无数先贤在这条走廊里相遇。他们彼此隔着数十年、数百年,却共同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我靠着栏杆想:湖湘这地方奇怪得很。别的书院教孩子考功名,这里净出些不听话不服输的人。王船山躲在衡阳山里写书,骂皇帝昏庸;曾国藩在荷叶塘读了一肚子圣贤书,最后拿起了刀;毛泽东在岳麓山下办新民学会,说要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不知道科举的路怎么走,是不愿意走。一条湘江,流的都是倔脾气。

太阳西斜,三江汇合处的水面碎成万片金光。早上还在岳麓山的黄兴墓前,下午就站在石鼓书院的二楼。一天之内,从七十二峰走到第一峰,又从第一峰折返向北。空间移动不多,思绪的跨度却大得惊人。像沿着一根隐秘的脉络,慢慢拆开一个古老的线团——线头是毛泽东,线尾藏在更深的地方。

回雁峰矮得很,在衡阳城里几乎算不上“山”,只是微微隆起的小土包。但就是它,被定为南岳七十二峰之首。传说北雁南飞,至此而回,不再南渡。我站在峰下,雁阵真的会在这里掉头吗?我不知道。但这个传说动人——古人愿意相信,连候鸟都知道这里是尽头,该回头了。

而我们,也恰好在这里回头。


荷叶塘

从回雁峰向北去,便来到双峰县的荷叶塘镇。这里比想象中更加安静,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汹涌江河。只有稻田、池塘和乡间小路。

富厚堂  图源:双峰县人民政府官网

曾国藩的富厚堂藏在半月水塘后面。说是侯府,其实普通得很——他刻意按最低等级装修,门楣比标准还矮一截。他没住一天,建好后不久便死在了任上。站在堂前,很难把眼前这座朴素、安静的宅院与晚清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联系起来。这个“千古完人”一辈子最较劲的事,是怎么管住家里人不要当官。他给子女写信,一条一条列:不许倚势欺人,不许结交官府,不许奢靡浪费。他深知权力的危险,也明白家风的重要。说到做到,他不许子女靠荫庇做官。这不是假清高,是骨子里的清醒——功名利禄是最厉害的腐蚀剂。真正的读书,是经邦济世,不是往上爬。耕读传家,在他这儿是用一辈子兑现的承诺。这种克制,本身便是一种力量。

左宗棠更绝。和曾国藩并称“曾左”,脾气却是另一路。更狂,更倔,更霸得蛮。六十四岁抬着棺材出关收复新疆,清廷还在打算放弃西北。他说“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然后真就带着棺材去了。这种不要命的劲头,别处的读书人很难理解,湖南人懂。湘军的真正意义,很多人说是平定太平天国,我看不是。湘军最深远的影响,是让湖南人第一次大规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一群乡下读书人带着种地的农夫,从湖南打出去,打到南京,打到西北。那些活着回来的人,为故土之人打开了眼界。曾左给湖南人开了一扇窗——原来天这么大,原来读书人可以做这么多事。

有了这扇窗,后来的一切都不是偶然了。在湘中的土地上,一个又一个名字从这里走出。他们选择了不同道路,却拥有相似的精神底色:不甘于现状,不满足于书斋。

心里总觉得,刚才在山上串起来的那条“河”还缺了点什么。张栻、船山、曾左、毛蔡——全是男人的名字。湖湘文脉里,还缺点什么?

对,还有那些女人。蔡和森、蔡畅兄妹赴法勤工俭学之前在湖南学堂里打下了底子。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五十多岁跟着子女去法国,一个旧式母亲的胆量从哪来?唐群英,敢在国会掌掴宋教仁的女杰,底气从哪来?秋瑾从日本回来组织起义,她的决绝是哪片土壤里长出来的?湖湘给她们提供了两样东西:学习新知识的学堂和不认输、不信命的精神底气。张栻、船山、曾左,像地层深处的土壤,你看不见,但地表上的每棵大树都靠它活着。

唐群英的故居在衡山与双峰交界的山坳里,叫“三吉堂”。青砖灰瓦,隐在竹海深处。天井很小,光线从檐角斜切进来,落在“是吾家”书屋的门框上。我想象她在这里读书、练剑、写诗,然后一转身就去东京找孙中山,做了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后来为争女子参政权,她在参议院当众掌掴宋教仁。站在这间屋子里,我笑了——湖湘人的“霸得蛮”,原来不止男人有。

蔡和森、蔡畅的故居光甲堂,在井字镇杨球村,一栋再普通不过的湘中农舍,土墙黑瓦,门槛磨得凹陷。蔡畅后来赴法勤工俭学,在蒙达尼工厂做工,在塞纳河边读马克思主义。我站在那间低矮的灶屋里忽然明白:她的起点和曾国藩一样——都是这方水土,可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秋瑾的故居在荷叶镇神冲,只剩一进土砖房,墙皮都没刷。她在这里住了整整七年,生儿育女,也在这里憋闷、觉醒、决裂。1907年她最后一次回来,向婆家索钱办《中国女报》,拍案扬言“要杀一个人”。几个月后,她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三十一岁。

我们站在那截裸露的土砖墙前,夕阳已落尽,稻田里飘来泥土的腥甜味。

唐群英、蔡畅、秋瑾——一个持双枪勇夺南京城,一个赴法求新知,一个血洒断头台。三人从这方圆不到二十里的地方走出去。这是巧合吗?

我不信。

荷叶镇紧挨着富厚堂,紧挨着南岳余脉。这里的空气里本来就浸着“经邦济世”四个字,只是传给男人时叫“封侯拜相”,传给女人时叫“不甘认命”。同样的水土,同样刻进骨头的“霸得蛮”,在女人身上发酵出了另一种东西:不缠足、要读书、要参政、要革命。

张栻、船山、曾左那条河是明线。可从唐群英的手掌、蔡畅的远洋船票、秋瑾的刀锋里,也流过一条河。两条河并着走,从未分开过。她们不是附庸,从来不是。

天色渐渐黑了,荷叶镇沉入虫鸣。


沩山·密印寺

雨开始下大了,我们走县道去了宁乡沩山的密印寺。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藏在深山里,香火不算鼎盛,却自有一股沉稳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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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印寺  图源:宁乡市人民政府官网

小小寺院,房屋没有几间,却走出了五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寺里有一块匾额,写着“沩山是个好地方”——毛泽东的题字。毛泽东在这里住过几天,说是休养,其实脑子里转的恐怕还是天下的大事。我站在那七个字面前看了很久。好地方。好在哪里?好在山好水好,还是好在人好?我想,他说“好”的时候,心里想的也许不只是沩山,是整个湖南。这片他踏遍无数次的土地、朝夕相伴的山水,从不是无关的背景,而是早已融入他血脉的根基。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圣人,是喝着湘江水、踩着湖南泥土长大的。那份“霸得蛮”的性情、经世致用的思想,早在岳麓书院的讲堂、湘江的渡船之上,便已深深扎根。


南轩书院

张栻的墓在密印寺背后的南轩书院旁。墓地不大,几块石碑静默地立着,碑前的香灰被雨水冲成细流,散进旁边的泥土里。很难把这个安静的角落和那个在岳麓书院与朱熹辩了三天三夜的人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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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轩书院  图源:宁乡市人民政府官网

朱张会讲,学生挤破了门槛。但这只是张栻的一个侧面。更让我震动的是另一面——他是抗金名将张浚的儿子,从小在军营长大,谈兵论战是家学。在那个时代,读书与军务往往被视为两途,读书人碰刀兵是不务正业。张栻偏要两边都占。不是纸上谈兵,是真真切切地参与军务谋划。这在我对理学家的认知里撕开了一个口子。原来在湖南,读书人要带兵打仗,这个传统从张栻这儿就埋下了根。

离开南轩书院,踏上返回长沙的路途,湘江便从桥下缓缓淌过。三百年前,王船山大概就在这一带的江边上,迈着少年人的步子,对着流水发感慨。那个“少年心事当拏云”的船山——这是李贺的诗句,用来形容少年船山的气象倒也贴切——后来变成躲在衡阳山里写书的老头。他在破庙里一住几十年,白天种地,晚上写《读通鉴论》。骂皇帝昏庸,骂完接着干活。船山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从不把希望寄托在明君圣主身上。他相信的人是自己——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岳麓书院讲堂里有一块清代山长宾步程题写的“实事求是”匾额,挂了一百多年。那不是院训——书院的院训是“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但“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治学的底子。后来从书院走出的那个湖南青年,把这四个字刻进了共产党的骨髓里。有些精神,不需要逐字逐句地读,是融在血脉里的。


河水还在流

毛泽东不是横空出世。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李立三、蔡和森——这些人扎堆从湖南出来,若说这只是偶然,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张栻示范了读书人可以用兵,船山示范了要务实求是不尚空谈,曾左示范了不但要读书还要敢出去看世界。一环扣一环,少了哪环都不行。毛泽东后来把“实事求是”刻进了共产党的骨髓里,不是附会,是精神的基因在代代相传。

我在回雁峰上回望这些名字,忽然觉得他们不是孤立的人物,是一条河。张栻在上游,船山在中游,曾左把河道拓宽了,到毛泽东、蔡和森那儿,河已波涛汹涌。这条河的名字不叫功名利禄,叫“霸得蛮”——文人带兵,不等不靠,崇尚务实,读书为了经世济世。这是湖湘文化的基因,刻进骨头里,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车窗外的山峦起伏,像是大地在呼吸。三百年前的船山或许就站在湘江的船上,望着两岸的山色吟诵,对着破碎的山河,心里烧着一团火。那时候的他只是一个满腹忧思的湖南青年。三百年后,又一个湖南少年站在湘江边上。橘子洲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同一个季节,同一条江水,同一副少年心肠。两个声音隔着三百年的风雨,在同一条湘江上形成回响——他们都相信读书人不能只是读书,手里要有力量才能改变世界。等是等不来的。

这大概就是湖湘文脉真正的形状。不是家谱上的名字、碑文上的功名,而是一种精神接力。跌倒了不要紧,爬起来再来。天不救我我自救。他们从岳麓山走来,踩着湘江的水声,在回雁峰转身,然后一路向北、向东,走向整个中国。河水还在流,从不回头。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王伏虎、吕国先)



编辑:美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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