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高考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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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三兄妹的1977
文：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李立
张效雄一家。
父亲张业精打来电话的时候，张效雄正在他所“蹲点”的汨罗江农场七分场里。当听到电话那头的父亲说起国家已经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张效雄竟呆了半晌。
这是1977年初冬的早晨，湿冷的雾气还未从洞庭湖畔的田畴沟汊间散尽，但张效雄觉得“心里亮堂堂的”。
得不到的指标
彼时，张效雄21岁。高中毕业后，他已经在农场干了5年。这5年里，张效雄当过知青，做过代课教师，下分场当过包队干部……大部分时间里，张效雄都在田间地头忙活——种水稻，栽棉花，搞“双抢”，出工收工两头黑，遇到农忙还要赶夜工，与农民并无两样。
张家有四兄妹，除了老大张效雄，二弟张跃雄和三妹张雄飞也都已经高中毕业。跟大哥一样，张跃雄和张雄飞也在农场劳动。
“当时农业队照顾二弟，让他去放鸭子。弟弟每天手持竹竿，背着小凳去湖边放鸭，放了一年，两条腿上长满了‘火炮疮’，整整痛了一个夏天。”张效雄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后来农场又把弟弟调到农副产品加工厂里做临时工，“当水泥工人”。水泥厂是“三班倒”，有一天晚上，该上零点班的张跃雄去接一名谌姓工友的班，正准备交接之时，工厂出了安全事故——就在张跃雄的眼前，这名工友被倒下的水泥车压死了。
地上的血迹被灰土匆匆掩盖处理，生产还要继续。二弟张跃雄日复一日地在水泥厂干活，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
三妹张雄飞当年6月从高中毕业，也跟二哥一样在农副产品加工厂工作。最开始的工作是担芦苇，“从江岸的船上，挑着几十斤重的芦苇，走几里路担到陶器厂”。一个上午担一两趟，张雄飞稚嫩的肩膀被压得肿痛难忍，加上贫血导致营养不良，实在干不动这个活的她又被换到轧花厂，“在巨大的棉花垛里用轧花机轧棉花”。腾起的灰尘带着两个口罩都无法阻隔；棉花垛被搬动后，因为受惊蜂拥而出的鼠群……这一切，都让年仅16岁的张雄飞难以忍受，想要离开这里，但因为“得不到指标”，她连到汨罗纺织厂当工人都不行。
“工农兵大学生”时代
“得不到指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众多中国人的痛处。那时候，口粮、布票供应有指标，招工、招兵、升学、提干也有指标，甚至连批判坏人都有指标。
想上大学，自然也要有指标。1966年，已经延续了14年的高考被废止，紧接着，高校招生工作停止。到了1970年，高校招生终于恢复，但高考并未恢复。而“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更是影响了整个中国大学的招生路线：高校招生随之进入“工农兵大学生”时代——当时的高校并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招有“两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一般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执行“十六字招生办法”：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当时的张效雄虽然也有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机会，但因为父母均是“不善争取”的教师，结果“被人家占去了名额”。
这种推荐制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尝试。但是，由于上大学的名额直接下到基层，很快有人掌握了其中的“窍门”，让群众推荐制形同虚设，“开后门”反倒成为风气。1972年，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事后发现“走后门”的就有242人。有基层干部把自己和亲戚好友的孩子轮流排队，有的指标竟排到了1980年。
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张效雄的父母一直相信知识与文化的力量。虽然农场的知青岁月如漫漫长夜，子女们的大学梦更是遥遥无期，但父母坚定地认为，兄妹几个必然要有“上大学”这个人生座标。
恢复高考第一年，张家三兄妹同上考场。
冲刺两星期，张家三兄妹同上考场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经公布，便如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如张效雄一般的中国青年沉睡已久的大学梦。
“二弟和三妹听说要高考了，索性把工辞了。我们三个兴冲冲跑到农场招生办，领了准考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视如珍宝。”张效雄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细细算了算日子，彼时离考试已不到两个星期，张效雄的父母决心帮孩子们“突击应考”，把三兄妹关在家里“填鸭式”复习。“我是干部，按规定应回十多公里外的分场继续‘蹲点’，但父母豁出去了，直接把我的自行车锁上了。”
因为这事，张效雄被当作“不安心农村”、“不守纪律”的典型，被党委副书记在农场的三级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
株洲当时是湖南省的高考试点地区，刚刚结束考试，便传来不少讯息。优秀作文《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考场静悄悄》等手抄本也到了兄妹三人的案头。
做教育工作的父母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弄了些莫名其妙的习题、模拟题，“逼着我们漫无边际地读书演算。他们还临时抱佛脚，请了农场里几个优秀的中学老师给我们答题解难”。张效雄告诉记者，那段时间，兄妹三人都是黑白颠倒，迷迷糊糊地猜题背题、模拟作文，“好在母亲每天给我们做好吃的，晚上还有夜宵”。
1977年12月17日，张效雄至今记得，那一年洞庭湖畔特别冷，但在他们三兄妹的心里，这却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三个人走进了考场，分别在不同教室参加考试。张效雄报考的是文科，弟弟报考的理科，妹妹是应届生，也是理科。
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
考场设在张效雄曾就读过的农场一中（现已改名“屈原中学”——编者注）。这个张效雄再熟悉不过的地方，现在却让他觉得陌生。场内监考员无声地缓缓踱着方步，考场鸦雀无声，只听得到考生们翻动试卷的细微响动和下笔作答的沙沙声。场外有民警把守，北风从缺了几块玻璃的窗户吹进来，寒气逼人。
第一门考的是语文。
第一道题是看拼音写汉字，拼音表述的是一段毛泽东语录：“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是复习押题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的题目，好在我的汉语拼音学得好，对我来说，这个分数就全到手了。”为此，张效雄心里一下便有了底气。
但妹妹张雄飞就没这么轻松了。她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当年她没有学过汉语拼音，看到这一题，一下就蒙了。
好在，张雄飞认识“我们”和“一”的拼音，而在当年，这个活泼机灵的女孩儿因为爱好文艺参加过“文化大革命文艺宣传队”，背诵语录正是宣传队员的看家本领之一。于是，张雄飞便猜出了题目的答案。
作文题则是“心中有话向党说”。“这个题目和我们之前看过的《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了准备，写起来便不难。”张效雄说，接下来的政治考试并不是他的强项，“估计最多是及格的水准”。而轮到考历史和地理时，张效雄“信心又足了”：“历史考了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地理考了京广线、湘黔线等等，都是以前复习过的。”
两天四门考完，回到家中，三兄妹连答案都不敢对，只顾埋头吃饭，“表面上显得比较轻松，其实心里也没有底。”张效雄说，父母居然也忍住了，并未多问。
妹妹张雄飞收到湖南农学院的入学通知。
“寒门”考出三个“贵子”
就在张效雄因为“不安心农村”、“不守纪律”在家复习迎考而被点名批评后的第二周，兄妹三人都接到了参加体检的通知。“我的第一感觉是，从此后不必担心被指责为‘不安心农村’了！”张效雄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四门科目每门平均分数过了40分，就有参加体检的资格，“这相当于后来的‘最低分数线’。”
结果，张效雄的四科总成绩290分，平均每科72.5分，这在当年的考生中算是很高的分数了。那一年，张效雄以第一志愿被湘潭大学录取，妹妹张雄飞被湖南农学院录取，而弟弟张跃雄以几分之差落选。张效雄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弟弟送我去湘潭读书，在校园里，他说回去要努力复习，争取也和我一样考进湘潭大学。”结果，奋起直追的张跃雄在半年后（1978年）以第一志愿高分被湖南大学录取。
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一时间整个农场都轰动了，父亲张业精和母亲胡凤英成了当地有名的新闻人物，对此，夫妻俩是又喜又愁。
“人家小孩上大学，家里又是请客，又是买皮鞋、配手表，但我们的儿女上学，是买的廉价处理的布包裹着旧棉絮，一个黄背包，一双黄军鞋，几套换洗衣服。”胡凤英老人告诉记者，好在当时大儿子张效雄每月还有工资，能补贴一些家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从不乱花钱，假期回来还帮着家里做藕煤、干家务”。
张效雄则告诉记者，当年几百万参加高考的考生里，有许多是兄弟姐妹同考、夫妻同考甚至父子同考，“像我们家这样兄弟姐妹同考都被录取的不在少数”。
张效雄当代课老师时，曾教过一名叫许进超的学生数学。有意思的是，1977年，张跃雄与16岁的许进超同时考入湘潭大学。许进超后来成为世界顶尖的数学家。与张效雄同寝室的同学、现为中科院院士的袁亚湘一直打趣张效雄，说张效雄“应该在名片上印上一个头衔——‘世界著名数学家的数学老师’。”
“象牙塔”里萌芽的情愫
正在大学时，张效雄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同学聂朝霞。
“我是中文系的，她是哲学系的，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上大课，但一直到大四我们才认识。”张效雄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他跟妻子的相识，是因为两人在图书馆一前一后借了同一本书。
“我先借了那本书，读的时候，我有用卡片做读书笔记的习惯，书读完了之后，做的一叠卡片忘记拿出来了，直接还到了图书馆。”张效雄说，聂朝霞之后也去图书馆借了这本书，发现了这些卡片，有心的她把这些卡片用寄信的方式寄还了过来，这段因读书而起的美妙缘分便成为了两人一生美好感情的开端，这个细节也被张效雄后来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风起》里。
大学毕业后，张效雄与聂朝霞结了婚，婚后35年，夫妻两人一直保持着大学时生活养成的习惯——当年在食堂吃饭的学生，基本上会自备一个饭碗和勺子；如今，夫妻俩在家吃饭时，依然习惯各用各的勺子，筷子则成了公筷。
三妹张雄飞的丈夫，也是当年她的大学同班同学陈飞跃。“他大我两岁，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而且非常讲礼貌。”张雄飞告诉记者，当时两人只是相互有好感，毕业之后才确定恋爱关系并结婚成家。
“我们班上总共只有6名女同学，但是同班同学之间就成了3对夫妻。”张雄飞说，二哥张跃雄的妻子也跟哥哥一样，是78级大学生。
张效雄告诉记者，因为有着共同的命运，加上相近的理想、信念和志趣，77、78、79级的“新三届”大学生中，同学之间结为夫妻的很多。
知识改变家族命运
在张效雄看来，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乃至“新三届”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因为赶上了好时代，进而改变了一生——“在全社会都丢荒了知识的岁月里，知识却一直在悄悄滋养着我们这些困苦的孩子们”。
毕业后，张效雄被分配到湖南日报社工作，如今已经是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二弟张跃雄从湖南大学毕业后，现为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家服务中心主任；三妹张雄飞从湖南农学院毕业后，一直在长沙市农业局工作，现为长沙农委副调研员。
在张效雄心中，当年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中国不正常的教育秩序和人才选拔机制，“让我们能用所渴望的方式，改变生活。”思忖了一秒，他又补充上一句：
“用一种公平公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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