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高考1977
——今日女报/凤网恢复高考40周年特别报道
教育学家刘海峰：中国还是离不开高考
文：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李立
一套22本、700多万字的“高考改革研究丛书”整整齐齐摞在桌上，有近半米高。丛书主编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就坐在这一大摞书后面，窗外吹来的海风带着初夏微热的暑气。
作为研究高考和中国人才选拔机制的著名学者，刘海峰担纲主编的这套丛书正好在高考四十周年之际出版，这让他感到很欣慰。
刘海峰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而他和高考的缘分并没有在上大学后就结束。1984年从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刘海峰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那时起，他便开始研究起了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现代高考制度。学界和媒体称刘海峰为“高考制度旗帜鲜明的捍卫者”。
“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激进派”
大多数时候，平素儒雅温和的刘海峰语速并不是很快，但谈到取消或废止高考的话题时，他便热切起来，详实的论据和犀利的观点如连珠炮一般喷出。
刘海峰说，多数批评高考的人都是出于善意，希望消除应试教育的弊端，但他认为“有些言论是未经认真思考的”。
“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研究过一千多年中国人才选拔史的学术经历，让刘海峰对高考所遭遇到的争议和问题并不困惑，“这些（争议和问题）在历史上大多出现过。”
“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人才选拔中的一个千古难题。”刘海峰说，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当今一些人对高考的看法很类似于1966年人们对高考的看法，但当时高考被废除，大家痛定思痛后才发现，其实中国社会还是离不开高考。”
“救了高考的命”
最让刘海峰害怕的是高考被颠覆后，诚信体系没有建立的中国又缺失了刚性的机制把关，加之自古以来就是人情社会的因素，导致人才选拨变得混乱无序，社会竞争从才学、知识的竞争演变成为家长的金钱关系、活动能量的恶性竞争，“这对国家和民族将是灾难性的”。
这种担心并非没有因由。古代的察举推荐逐渐演变成结党营私的手段，“文革”中的推荐为“走后门”大开方便之门，即便是现在高校招生的推荐保送生，在某些地区也变味为“送官不送民”，以致后来规定保送生必须参加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的综合考试，以甄别保送生的优劣。
到目前为止，刘海峰已经发表了几十篇研究高考的系列论文，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该坚持实行高考，其中有不少是与持取消或废止高考观点的学者们作辩论，有时这种辩驳还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高考造成了区域不公”、“高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高考导致中国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减少高考科目可以减轻学生负担”、“要像清末废科举那样废高考以寻找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废除高考的声音最多最响的时候，他写文章一一指出这些言论隐藏的误区。
前些年，河南的一个中学校长给刘海峰写信，“他说我的文章让他和许多担心高考被废除的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救了高考的命。”
高考的变与不变
40年过去，如今的高考在报名、考试科目、题型难度、填报志愿、阅卷、录取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海峰认为，高考也要变革，也要与时俱进。但他始终坚持高考必须要以刚性的机制和指标为主导，辅之以多元的考核。
“每当我看到一些中学生被应试课业压得没有欢乐，就觉得高考制度非改革不可；但每当我看到一些人为了子女加分而弄虚作假，就觉得高考制度非坚持不可。”在刘海峰看来，高考的核心就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这个是不能变的”。
在刘海峰看来，高考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制度，它的利远大于弊。对待高考，既要考虑科学性，还要考虑可行性，“现实生活中很难有最完美的制度，只有最合适的。理论正确的不一定可行，只有实际可行的才是有效的。”
专家辣评
“两次高考”的设想
在刘海峰的设想中，当中国经济发展到“城乡差距很小的时候”，可以有两次高考，“一次就是像现在的统一高考选拔，一次是高校单独的考试。以统一考试成绩作为基本切线，对新生的文化素质有个基本掌握。之后，大学通过单独命题或面试的方式，来考察学生的特色和能力。统一考试和各校单考成绩的复合式两次考试录取模式，比较适合。”但他也坦言，实行此制度需要有一定的条件，“首先经济成本会很高，你让湖南农村的学生去北京参加一个甚至几个高校的自主考试，应考的费用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社会学家李斌：公平是高考应有的担当 别让“寒门难出贵子”
“强势阶层所具有的自身经济条件和城市教育资源的优势，使他们既可以为孩子提供较好的学习条件，从而在起点上高于农村学生，也可以为孩子动用社会资本以在高等教育入学竞争中享受到各种优惠政策。”李斌说，寒门子弟在一线高校中的比例越来越少，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我国高校扩招后，由于高校毕业生相对过剩，就业单位动辄非“985”、，“211”院校的毕业生不予录用，这使得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就业选择面和出路越发窄小。
在李斌看来，这种“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现象一旦成为一种常态，就会进一步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如果不能未雨绸缪地进行改革创新，教育以及高考促进纵向社会流动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并且不可避免会损伤一个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要围绕如何促进教育公平，如何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来展开高考改革。”李斌说，无论出身贫寒抑或富裕，每个学生都应该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而教育公平是实现人生起点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和最有效途径，“这应该是高考和教育应有的担当”。【详细】
社会学家方向新：恢复高考对于女性意义重大
“恢复高考，对于女性来说意义更为重大。”方向新认为，公平竞争的高考，让女性有了更多的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对于女性阶层上升意义重大，也极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男女平等。而且，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对于家庭和下一代会有良好的积极影响，“更有利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素质提升”。【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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