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
编者按：
三代薪火相传，几度桃李芬芳。2026 年教师节来临之际，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近湖南两个教师家庭。从 1962 年的煤油灯下到如今的多元课堂，三代女教师以爱为名，在湖湘大地上演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讲台接力。教法在变，初心如一，她们用温柔而坚韧的力量守护微光，也用岁月书写了最美的表白——“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株洲明照乡：
从煤油灯到钢琴键，
三代人同怀一片初心
9月8日，教师节前夕，32岁的王一涵带着82岁的外婆杨惠军、58岁的妈妈贺玉宇来到株洲市荷塘区明照小学，这是外婆教了一辈子书的地方，也是妈妈和王一涵曾经求学的地方。三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站的是同一个讲台。
外婆：煤油灯下的乡村教师
1964年，20岁的杨惠军作为知青，被选去明照小学当代课老师。当时全校就她一个老师，白天教课，放学自己做饭，晚上住校守夜。没有正规教材，她翻出自己初中课本“临时捡起来”，白天教什么，头天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学什么。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全是她一个人教；她教的是复式班——一年级和二年级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并摸索出分层教学法，后被县教育局作为典型经验推广。
几年后，学校要求开设英语课，找不到老师。杨惠军又站了出来，“我来教”。其实她的英语也是现学的：晚上跟着广播一句一句模仿，白天现教给学生。每个周末赶去县里培训，那条路她走了整整三年。
三十多年里，她很少准时下班。哪个孩子功课没过关，她就领回自己住处，先吃晚饭再补课。有学生脚受了伤，她和另一位女老师轮流背着走了三四公里山路送到医院。有个男孩把大便拉在身上，她烧热水给他洗澡，换上干净衣服，又把脏裤子洗干净晾好。村里人说“杨老师家比食堂还热闹”，她笑笑：“孩子吃饱了，脑子才转得动。”
后来，杨惠军获得“乡村学校从教30年荣誉证书”。对于这个荣誉，杨惠军的理解很简单：“心甘情愿扎根乡土，踏踏实实为孩子付出。”
妈妈：山路上的奔跑者
贺玉宇是杨惠军的女儿，小时候也在明照小学读书。她记得母亲每天都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天擦黑才回家。小时候她不太懂，当老师有什么好？那么累。
但有些东西是悄悄长在心里的。多年后，她自己站上了讲台。
那时明照乡中心小学新开设英语课，全乡找不到一个专业英语老师。贺玉宇是中学英语教师，比较年轻，她主动请缨，一个人跑两所学校、跨5个年级。领导把她在中学的课务全部安排在上午，她牺牲午休时间走几公里山路，“只当是锻炼”，下午赶去小学上连堂课。别人下班了，她还留下来辅导学生、批改作业。
山路不好走。有一年夏天，烈日当头，她迷迷糊糊一脚踏空，踩进田埂边的水沟里。凉水一激，整个人瞬间清醒。裤腿湿了半截，拧了拧继续赶路。
贺玉宇告诉记者，她教英语的“土办法”很实在：把单词编成顺口溜，学生一背一大串。有学生买不起本子，她用旧试卷反面订成练习册。有一回市区老师来听课，发现乡里孩子的英语发音比市区还标准，问她怎么教的，她说：“没别的，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十遍。”
女儿：音乐教室里的“点灯人”
贺玉宇最常对女儿说的一句话是：“教书要看见孩子这个人，而不是只看见成绩。”这句话像一粒种子，早早落进了王一涵心里，在往后的岁月里慢慢生了根。
王一涵的“学前教育”，是在外婆杨惠军的课堂上完成的。外婆在讲台上上课，王一涵就坐在教室最后面，跟着她的学生们一起听课。
2018年，王一涵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考入株洲市二中初中部，成为一名音乐教师。
外婆教全科，妈妈主抓英语，到她这里是音乐教育。从“解题”到“审美”，这条脉络她自己看得清楚：“外婆那个时代，首要任务是让孩子有书读、有字识；妈妈侧重语言能力和思维训练；到我做音乐教师，是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从教会知识到滋养人格。”
她磨过一堂课——《蓝花花》：从陕北民歌的历史背景讲起，分析器乐音色如何刻画人物形象，并讲解民族题材的西洋交响化处理。她将这些内容层层拆解，引导学生深入理解。那堂课，她拿了市里比赛一等奖。2024年，另一堂课《欣赏<牧歌><四渡赤水出奇兵>》还入选教育部“基础教育精品课”。消息传来，她第一个打电话告诉外婆，外婆在电话那头笑了：“好，比我有出息！”
回顾这一路，她觉得最踏实的东西不是成绩和奖状，而是外婆和妈妈传下来的那份品质：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踏踏实实把书教好。
新晃侗乡：
从刻蜡纸到小卡片，
三代人同守一份耐心
教师节临近，在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尹凯琳和外婆袁中书、妈妈杨崎飞三人围坐在一起，聊起各自的教师节——87岁的外婆收到一张卡片，是几十年前的学生寄来的；50岁的妈妈飞收到一束鲜花；26岁的尹凯琳则收获了孩子们用手工纸折的小包，歪歪扭扭的，装着一颗糖。
三代女性，三尺讲台，教龄加起来近70年。从1962年袁中书站上讲台，到2019年尹凯琳接过接力棒，三代人都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好像不知不觉就活成了外婆和妈妈的样子。”尹凯琳说。
外婆：土墙下的坚守者
1962年，袁中书从芷江师范毕业，回到家乡新晃当了一名小学教师。那个年代的小学条件艰苦：土墙木梁的教室、糊着报纸的窗户、七八十个孩子挤在一起上课，教材全靠老师自己刻蜡纸油印。不少老师待不住，调走的调走，转行的转行，但袁中书选择了坚守。
可就这一个“不走”，让女儿杨崎飞吃了不少苦。
杨崎飞记得自己小时候没人管，有一次发高烧，半夜烧退不下去，母亲坐在煤油灯下改写教案，头也没抬。后来母亲哭了——但还是没放下手里的笔。“她说是明天要用的教案，不改完不行。”杨崎飞说，“那时候心里是怨过妈妈的。”
可也是那时候，她慢慢发现母亲“很厉害”。教汉语拼音是母亲的特长，全县的老师都来听过她的课。逢年过节，总有学生来家里看母亲，杨崎飞看着，心里暖暖的。
妈妈：幼儿园里的耕耘者
1994年9月，杨崎飞也站上了讲台。后来尹凯琳出生，又被她带到了幼儿园的办公室里。尹凯琳从小就在窗外看妈妈——妈妈很累了，坐在办公桌前整理孩子的观察记录，心里琢磨怎么安抚那个哭闹的孩子。“我那时候就想：当老师是不是永远没有下班的时候？”
曾经，杨崎飞班上有个情绪不稳定的女孩，刚来的时候打人、尖叫、不让人靠近。杨崎飞没有着急，一天一天地磨——教她喊“老师”，教她“不打小朋友”。女孩学不会，她就再教一遍。整整一年，女孩终于学会了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学会了朝人笑。
袁中书教了29年小学语文；杨崎飞当了32年幼儿园教师；尹凯琳在幼儿园带班7年。三代人教龄相加近70年，从识字明理到陪伴成长再到接纳个体差异，方法在变，但对孩子的那份用心，一直没变。
女儿：卡片上的“微光”
“我从小就在外婆和妈妈影响下长大，喜欢跟孩子做朋友。”尹凯琳说，“外婆教我迎难而上，不轻易放弃；妈妈凡事尽心，心里始终装着孩子。我好像不知不觉就成了她们的样子。”
三个人的讲台不一样，但故事都跟“耐心”有关。
尹凯琳第一次带班，也遇到了一个让她“掏空耐心”的孩子。小女孩特别内向，每天缩在角落里不吭声，饭量小，午睡也不肯上床。尹凯琳蹲下来平视她，每天多陪一会儿，中午拍着她的背哄。女孩一开始抗拒，后来慢慢习惯了。再后来有一天放学，父母来晚了，其他小朋友都走了，女孩靠在她身边，小声说：“老师，我喜欢你。”
“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值了。”尹凯琳说。
现在她在乡里的幼儿园，班上很多留守儿童，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听不懂普通话，更不会跟孩子谈心。尹凯琳想了个办法——给每个孩子准备一张小卡片，记录他们每天的闪光点。“今天帮小朋友捡了东西”“今天没有哭”……她把卡片攒起来，每周跟孩子一起回看，让孩子自己夸自己。
说起未来，尹凯琳想继续留在乡里的幼儿园。她说，想把自己卡片教学的法子坚持下去，“我想像外婆和妈妈那样，守着孩子们心里的光”。
文：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江昌法
海报、制图：寿寿
编辑：阿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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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邓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