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与鲁迅。图片来源网络
文/夏昕
对于鲁迅来说，朱安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朱安则不，她一辈子都在努力，努力地迎合甚至努力地试着抗争，以图求得她应有的那份婚姻滋养。但是，她却始终未曾得到生活的安抚与内心的安宁。
朱安比鲁迅大3岁，出身商人家，从小被教养得极合传统规范。鲁迅对这桩包办婚姻很不情愿，但他不忍强拂母亲之意。再者，鲁迅对自己身体状况一直很悲观，且又处在革命时代，他总认为自己哪天就会死去。“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因此就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对付。朱安28岁那年，朱家听说鲁迅已在日本结婚生子，便找周家讨说法。鲁母急了，就叫家人给鲁迅发去电报：“母病速归！”鲁迅急匆匆赶回，发现家里正张灯结彩给他准备婚礼。
这段婚姻于鲁迅而言，是深深的无奈：“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洞房花烛之夜，鲁迅和衣躺下，都没碰朱安一下。第二天早上，仆人发现鲁迅脸上蓝一块青一块的。原来鲁迅将头埋在被子里哭了一晚，眼泪将新印花被浸湿，被面的颜色染到了他脸上。一曲婚姻悲剧，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朱安似乎一开始就预感到了这种悲剧，所以从结婚那天起，她就在努力迎合鲁迅。鲁迅不喜欢小脚女人，朱安叮嘱家人在她上花轿前，给她换双大号的绣花鞋。鞋子太大穿不牢，她就往鞋子里塞了很多棉花。下花轿时，一脚踏空鞋子掉了，三寸金莲就露了出来。
婚后鲁迅在杭州一所师范任教，虽偶尔回家中，也是为了看望母亲，对朱安则采取“三不政策”：不闻、不问、不接触。后受蔡元培邀请去教育部工作，孤身一人在北京待了七年后，鲁迅在八道湾购置了一套三进院，将一家人都接了过来。鲁迅自己住在最差的外院，最好的中院留给了母亲和朱安，内院给周作人和周建人。
结婚十多年，终于有机会与鲁迅一起生活，虽分室而居，朱安依然满心欢喜。但鲁迅对她仍十分冷淡，每天跟她说话不超过几个字。早上朱安喊鲁迅起床，他“哼”一声；吃饭时叫他，又只“哼”一声；朱安睡前问他关不关门，这时鲁迅才有一句简单的话：“关”或者“不关”。只在朱安问他要钱购日常用品时，鲁迅就稍微多说几个字：“要多少？”或者顺便问一下某某东西要不要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谈话，每月不过一两次。为避免与朱安更多的交流与接触，鲁迅在书房外面放个箱子，箱子打开，每天他将换洗的衣物放在箱子盖子上，朱安将洗干净的衣服放在箱子里。
朱安有时主动找话“讨好”，但常常弄巧成拙。有次吃饭时，鲁迅说他曾吃过一种很好吃的菜。朱安立即附和：“这种菜我也吃过，的确很好吃。”鲁迅就不说话了，心里陡然又生出厌恶。原来鲁迅说的那种菜，是他在日本时吃的，中国根本就没有。鲁迅很喜欢俞芳姐妹，有次他来了兴致教她俩做简单的“健美操”，朱安在一旁也跟着学。鲁迅瞟了一眼，整个兴致就没了，心里对朱安更为反感。
朱安与鲁迅在北京共同生活的6年，俩人正式“长谈”可考证的只有一次。那是95年前的今天（1923年8月2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感情彻底破裂，鲁迅决定迁居砖塔胡同。搬家前他问朱安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给她。朱安想了想答道：“八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偶然间，鲁迅对朱安也有温情。比如他在外面买了果点，回家先让母亲挑，再让朱安挑，自己最后吃。朱安每次都只挑一两小块，且选那种最次的。比如朱安生病了，鲁迅会雇人力车送到医院，也会焦忧不安。朱安对鲁迅的照顾则极尽妻子之责，每次她听到鲁迅咳嗽后，总要偷偷地看他吐的痰里是否有血丝。鲁迅肺病发作时，她就把米捣碎，天天煮成米汁、熬鱼汤给他喝。
朱安尽管一直低眉顺眼地迎合，但也曾愤怒地抗争过。据考证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婚后不久鲁迅回绍兴，朱安当着亲友的面指责鲁迅种种不是，鲁迅一言不发。另一次她感知到了许广平的存在，当着正在鲁迅家做客的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面，突然跪下痛哭：“我是配不上大先生，大先生要娶妻纳妾，全凭他自己；但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决不离开周家。”
但无论是迎合还是抗争，结局只是一种刺骨的悲凉。朱安曾对人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短短数语，让人泫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