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良好的家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助于涵养好的作风、政风和社风、民风。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湖南省妇联推出“红色家风润三湘 家国情怀故事汇”系列报道，介绍湘籍老一辈革命家、现代名人等人物好家风好家规的故事，敬请关注。
谢觉哉：“焦官”写给子女的115封家书
策划：湖南省妇联宣传部
执行：今日女报/凤网
文/郭玲 漫画/潘晶慧
人物简介：
谢觉哉
(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出生于湖南宁乡。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职。
著名导演谢飞，大家都很熟悉。但你知道吗?他的父亲更加赫赫有名，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真是名副其实的“虎父无犬子”。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一生跨越了三个时代。从晚清秀才到民国教师，从同盟会骨干到“延安五老”，谢觉哉的一生历尽了中国现代史的苦难与艰辛。
作为父亲，他坚持以书信和孩子们交流情感，传递教诲。在他留下的115封家书里，慈严相济、自力更生、不谋私利、甘当“焦官”(编者注：宁乡一带方言中，“官”与“干”同音，“焦干”一词原意为干燥,引申意便是没有油水;“焦官”，即不贪不占，不捞油水，两袖清风之官的比喻。)的家风家训让人既感受到了他的舔犊之情，又对他肃然起敬。
又慈又严的“老父亲”
“我到了72岁，才开始真正尽孝。”这是著名导演谢飞5年前在《谢觉哉家书》正式出版的发布会现场回忆父亲往昔时说的一番话。
2014年，谢飞开始选编《谢觉哉家书》。彼时，他72岁。谢飞说，他到了自己老年的时候，才发现对父亲了解并不多。
谢飞在整理父亲谢觉哉的书信时，方才从那些已经发黄变脆的信函中，渐渐读懂父亲的一生。“看着那些信封、邮票，不禁感慨这已经或即将永远消失的书信交流方式的美好与伟大。”
通过这本书和谢飞导演的回忆，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老一代革命前辈谢觉哉的家风家训。
在谢飞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个慈祥老人的模样。确实，在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八岁的旧中国，谢觉哉从五十岁参加长征起就被称为“谢老”。花白的八字胡须，温文尔雅的性格更加深了人们对其“老人”的印象。
谢飞说，在他孩童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伏案工作，任凭孩子们在周围嬉戏、打闹，他仍旧提着毛笔，独自写着东西;实在被吵得无法工作了，他顶多呵斥几句，伸出虚握的拳头在孩子们脑壳前“威胁”一下。
谢觉哉虽然慈爱但对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谢飞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他们兄弟姐妹还都在上小学、中学，多数又住校，父亲就利用周末时间为孩子们集体上课。他还时不时给孩子们集体写信，让秘书打印多份发给大家。
有一次，谢飞的弟弟谢亚旭因为作业难，没有完成就睡觉了。谢觉哉晚上开会回来后听说此事，立即走到床边将谢亚旭轻轻唤醒，不顾一整天工作的疲惫，陪着他把难题解出写好才休息。
一封写得最长的“致儿女”信
除了重视孩子们的学习，谢飞回忆，父亲还非常注重培养他们勤劳的品德。
早在参加革命前，谢觉哉就写信告诫还在上高小的女儿琼英，“读书和劳动是两不误的事情，学会烧茶、煮饭等治家之事同等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教导子女们“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扫地、洗衣服、煮饭、炒菜、院子里挖土种菜，都要做，做惯了就闲不住，身体也会更强壮”。三年困难时期，院子里有块空地，谢觉哉就在休息时间带着家人翻地种菜，自力更生。
在谢飞印象中，父亲1962年3月8日写的“致儿女”一封信写得最长，也最丰富。谢觉哉从住、吃、穿各个方面谈古说今，以自己和母亲的经历教育孩子们要节俭，“我家是地主，我又是有职业的人，我到北京才穿上绸内衣，还是人家送的，手表我以前没有……我记得1937年去兰州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那时我快70岁了……”
“焦官”回乡，有三个条件
谢觉哉有句名言：“我这个官是‘焦官’。‘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这句话是他写给生活在湖南的大儿子的信里说的。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谢觉哉有一些儿女生活在湖南，正值青壮年时期的他们，希望在北京“做大官”的父亲能给予他们“照顾”，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
1950年1月21日，谢觉哉在给儿子的信中谈起了“焦官”。在湖南宁乡，“焦”即“干”，没有油水，“焦官”指不挣钱之官。自古以来，当“焦官”意味着两袖清风。谢觉哉称自己是个不挣钱的“焦官”，是在告诫子女们，他不能以权谋私。
就这样，谢觉哉和湖南老家的子女保持着书信往来，把对后代的关心爱护与严格教导融入家书的字里行间。他经常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直到谢觉哉去世，他在老家的子孙依旧安心务农或从事教育工作。
谢飞回忆，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于1957年、1960年、1961年三次回到湖南，却只有两次去到家乡南馥冲老家。
后来，谢觉哉在许多信里都提到这个经历：“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值得称赞的，但也有的看不顺眼。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前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
对此，谢觉哉多次写信批评、教育：
“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
重读父亲的书信和著述，谢飞才开始真正进入了父亲的思想、情感、文化世界中。他曾感慨地说：“我不想拍电影了，只想从这里开始读懂父亲。”于是，他开始编辑《谢觉哉家书》，因为这是“后辈的责任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