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获得者聚焦“打工妹”, 网友赞娄底妹子的这本小说“温暖三代人”

2020-11-25 阅读数 46754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张秋盈

富士康生活区,一个光着膀子,穿着四角短裤的瘦高男孩向文珍走来。他明显是刚刚结束长时间的加班,此刻好像梦游一样,嬉皮笑脸,手上却乱挥着一把西瓜刀……

“我当时马上想着报警,但身边的人拦住我,看起来已经习惯了……”11月22日,长沙止间书店,《夜的女采摘员》新书分享会上,女作家文珍正在讲述一段2014年的亲身经历,台下的读者陷入了寂静。

文珍是80后,湖南娄底人,是史上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获得者,后来又相继斩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多个分量不轻的奖项,还是国内唯一一个以小说毕业的北京大学文学硕士,被誉为当代文坛最具潜力的青年作家之一。有人评价她“文笔像张爱玲”,但“对人物的体恤像萧红”,还有人给她戴上了“新女性主义”的标签,认为她的作品生动展现了当下女性的情感和生活困境。

此次回到故乡,文珍带来的是一本跨度十年的短篇小说集《夜的女采摘员》,讲述的都是小人物和外出打工女孩的故事,如“三和大神”“蚁族青年”等等。但正是这些普通却熟悉的故事,让许多读者在豆瓣上留下这样的评语——“温暖80后、90后、00后的鲜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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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和三和大神的爱情

2014年亲身经历的那一次富士康工人发疯事件,文珍把它写进了短篇小说《寄居蟹》。而《寄居蟹》则是《夜的女采摘员》中被读者、网友和文学评论家提到最多的一篇小说。

《寄居蟹》讲述的是打工妹和三和大神的爱情故事。女主角林雅为了逃脱一辈子服务弟弟的命运,从农村家庭出逃,在绿皮火车上遇到了洋气的代名词“军军”。军军向她描绘了深圳的美好,林雅爱上了他。然而,到了“五隅人才市场”,她才发现了军军口中美好大都市的另一面:“一到晚上,尤其是夏天,市场后的窄巷到处都睡满赤膊,冬天就多一副铺盖,脏兮兮地直接铺在凉席上,像火车站。附近的网吧也每晚人满为患,有些人刷着刷着就往键盘上一倒,死了。那些人只打日结工,干一天,歇三天。”

军军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员。在现实世界,五隅人才市场实际上叫三和人才市场,而这个群体也有一个更确切的称呼——“三和大神”。他们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场附近靠日结散工过活,吃着5元钱的“挂逼面”,2元的水,15元的床位,网吧是他们最大的乐趣。没饭吃就去做工资日结的工作,或者用40元把身份证卖掉。

林雅和军军之间发生了绝望的爱情。决裂之后,又以一个逃亡的打工妹身份继续漂泊在城市。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许多触动人心的细节和场景却源于文珍几年的田野调查。她曾两次造访三和人才市场。第一次,她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路,第二次学乖了,从地铁出来,直接招了一辆摩的。师傅得知她要去三和,告诉她:“找工作啊?你肯定好找。”文珍还挺得意,她想“即使我沦为了‘挂逼’也能够找到工作。”但摩的司机又紧接着说:“因为你是妹子嘛,洗脚城、洗头房都缺人!”

在三和人才市场,她看到很多靓丽、穿着时尚的女生在发传单。“她们就像幻境一样吸引着男青年,但实际上你去打工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有女青年的。”而另一个让她感到冲击的画面是,一排排簇新的行李箱后面,站着的是不少看起来才十七八岁的年轻面孔。

原本《寄居蟹》早已成型,但从三和人才市场回来以后,她大改了原本的故事。而她2014年在富士康见到的景象,最终也变成了《寄居蟹》中女主人公林雅的结局——林雅走向了那个持刀的、发疯的、却酷似军军的陌生人……

在《夜的女采摘员》收录的短篇小说中,不少都像《寄居蟹》一样,以动物做隐喻,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议题。林雅是永远在寄居的蟹,而相爱相杀的母女则是“刺猬”,还有熊、乌鸦、马等等。

在文珍看来,孩子和动物没有利益纠纷,所以能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一眼戳破真相的小孩一样,用最真挚的眼光看待世界。她也希望用一种更加轻盈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些许沉重的话题,这也是她从十年作品中选出这本集子的标准。

“如果说这本小说集是一艘船,那每一个故事都有登上这艘船的船票。”文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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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这样得来

在此之前,文珍曾出版过《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柒》《十一味爱》等多部小说集,她善于描绘爱情,文坛公认。而对打工者的特殊关注,则是她在当代文学地图中的又一标签。

比如2014年,《安翔路情事》——一个发生在麻辣烫西施和摊煎饼王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就让她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得主,那时候文珍32岁。

有朋友笑话文珍强行写并不是那么熟悉的“底层生活”是“正面强攻”,但实际上,对于打工和漂泊,文珍深有体会。

在娄底市读完初一,文珍就跟着工程师爸爸搬到了深圳。沿海城市发展快,人生地不熟的文珍显得土,有同学叫她“北妹”,那是当地喊外地打工者的称呼。

他们一家人就住在工人宿舍里最尽头的那个房间。有时候学校要求填家庭住址,眼看着同学们写的都是“轩”“舍”这些一看就高档的字眼,她总是不好意思写工人宿舍。多少年后,文珍依然记得,穿过走廊时,宿舍两旁一排排的上下铺,捧着杜拉斯《情人》阅读的男工——这个细节让她觉得,或许20多年前的打工者在精神上更加幸运一些,因为之后她在走访类似的工人区时,更多看到的是刷不完的手机。

小的时候,很多自湖南来深圳打工的亲戚都在她家里中转,她由此知道了不少流水线上的故事。记忆最深刻的是来自家乡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在家也是娇娇女,但出来打工就得独当一面。“他们也有自己的志趣、爱好,忍受不了流水线,希望有人关怀、照顾,渴望爱。”文珍说,这些幼时看到的情感渴求被内化了下来,而在成长之后,成为了她重要的写作冲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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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喻为“女性写作的标准”

在长沙新书座谈会现场,湖南作家郑小驴半开玩笑的分享自己的阅读感想:“文珍实在是太细腻了,与她相比,我确实是直男写作。”

尽管外界颇为推重文珍在情感上的挖掘功力,但很长一段时间,她是讨厌别人称呼她“女作家”的。“感觉女作家这领域好像残奥会一样,照顾我们似的,专门在文学中开辟了一个赛道,让女作家们去比。”

但过了30岁之后,她的心态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方面女性作家越来越厉害,在文坛上已经具备了和男性“上一个牌桌”的能力。

另一方面,她也发现,性别是她看待世界一个不能避免的视角。而随着年纪增长,她确实感受到了很多的“女性困境”。

“女生当然是有性别红利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红利又会变成某种暗亏。”她不再介意暴露自己的性别视角,而坦然的把这种对性别的观察融入到写作中。在《夜的女采摘员》中,这样的性别观察无处不在。

比如《大闸蟹》里,一位情侣因工作结识,女生即将因为恋情丢掉工作惴惴不安,男友却轻松地认为:“你辞职,和我结婚就好啊”。

比如在《小孩小孩》中,三十岁未婚的城市女孩与11岁农村姑娘结盟,虽然两人境遇不同,困境也不同,城市女孩面临婚恋苦恼,而农村女孩则面临“女孩子嘛”的轻视甚至同村人的猥亵。但两人又能在一次短暂的探险中实现互相慰藉,大女孩在离开农村时,满脑子想的是,该怎样教会小女孩自我保护,该给她买什么样的书……。

“文珍算是女性写作的标准:女性作者,女性人物,女性立场,女性观照,她探讨了女性内在的或面对外界的种种问题。”《北京晚报》曾这样评论文珍。

用女人的视角,朴实的笔触,去关注社会议题,去写作矛盾,文珍也承认,有时候,柔软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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