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湘女出塞：天山下的女性传奇——屯垦戍边》）
文: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立
面对望不到边的沙漠戈壁、碱滩沼泽，数千年来，几乎没人梦想过能从那些地方长出粮食。八千湘女和其他援疆女性一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荒凉的戈壁留下了青春和生命的印迹。
活干累了，就在田间地头拿着馒头啃，渴了，就用陶瓷缸子舀上一杯凉水喝。
农六师猛进农场湘女在开荒。
困难扑面而来
在今年刚过世的原第八师石河子市精神文明办主任戴庆媛的记忆中，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和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非常重视这批从家乡来的年轻女兵。
“我们去八一广场，就是现在新疆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王震将军在上面讲话，我印象最深。他说：‘同志们，你们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要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要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下面有哭的，有叫唤的，有哈哈笑的，我们无所谓，埋在天山脚下就埋嘛。”在回忆录中，戴庆媛这样写道。
失望和沮丧的情绪不难理解，今年79岁的湘女刘玲玲1952年5月到达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时，也非常失落，“这里给我的感觉不像一个城市，比长沙差远了，路不平，电灯不明，下雨一路泥，天晴一路土，刮风漫天沙”。
而在离湘进疆之前，招聘团领导描绘的新疆图景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到了新疆，女兵们被告知，这些都需要用她们的双手来建设和实现。
“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高粱；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
这首《江城子》，是长沙晚报退休记者江异在1998年赴新疆采访湘女后写下的作品，寥寥几句，将湘女屯垦生活的艰辛勾勒得活灵活现。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当地“三个蚊子一盘菜”，衣服补丁摞补丁……种种情状，不胜枚举。
地窝子是最具新疆地域特色的产物之一。图为地窝子内部。
住在地窝子中的湘女。
地窝子外的花环
终于实现了从军夙愿的毛灿奇，被分配到焉耆的二军六师十七团。虽说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砍土镘，但除了没日没夜地劳动，军事训练几乎没有。
这并不妨碍毛灿奇在茫茫的戈壁滩和盐碱滩中干得风生水起。军垦战士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荒原开垦成良田。毛灿奇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在家时，自己干农活就是一把好手，“但整天拿着巨大的砍土镘没日没夜地挖地，也有些吃不消。手上裂开了口子，砍土镘把上全是血，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了血。”
“我们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洗漱之后写半小时日记，干到八点钟吃早饭，然后带上两个玉米饼子，这下要忙到晚上十点才收工。”毛灿奇说，劳动结束后还要搞政治学习，接受思想教育，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地窝子休息。
地窝子，也许是最具新疆地域特色的产物之一。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机场，就叫“地窝堡机场”。这是一种对于东部地区的人来说可能连听都没听过的“建筑”——在地面以下挖约一米深的坑，形状四方，面积约两三平米，四周用土坯或砖瓦垒起约半米的矮墙，顶上放几根椽子，再搭上树枝编成的筏子，再用草叶、泥巴盖顶。
被分配到库尔勒吾瓦镇的湘女吴梅苏第一次看见这种在沙漠化地区特有的简陋居住房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他们不用土砖砌房子？”后来吴梅苏才知道，当地沙土松散，根本无法制成土砖。
营地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泥人一样的战友从地底下钻出来迎接湖南来的湘女们。劳动已使官兵们衣衫褴褛，泥腥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
战士们为新来的吴梅苏三人新挖了一个地窝子，并在洞口和里面放了用树枝和野花扎成的“花环”，作为湘女们“闺房”的标记和装饰。吴梅苏说，这应该是献给她们这第一批来到这个雄性世界中的女性的最好礼物。
丰收的喜悦让湘女们忘记了劳动的艰辛。
湘女汪柏祥进疆之时，就从事卫生工作，这也成了她一辈子的事业。
“背”出来的水渠
荒漠之中，水能带来生机和希望，吴梅苏所在队伍的任务，就是修建一条能引来灌溉用水的大渠。
“为了修渠，大家把工地两边的石头都背光了。最后我们用木棍绑成简单的架子，到更远处的戈壁滩去背石头，往返一趟有十几里路。当时，谁背的石头多就表扬谁，在一个集体里，谁愿意落后呢？”从大学刚刚出来的吴梅苏当兵前从没有干过重活，她盘算着，只有比别人早起才能背得更多。“背得最多的那天，我夜里四点多就出发了。背上那块石头足有二百斤重，走着走着就受不了啦，一个踉跄栽在地上，石头压着我，怎么也翻不了身。最后，我几乎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从石头下挣扎出来。”
吴梅苏那天一共背了十七趟石头，一天的劳累，使她浑身发抖。“为背那回石头，我吐了两次血……那个苦呀，现在想起来，也不知是怎么吃下的。”
从进疆就开始做医护工作的湘女汪柏祥告诉记者，过大的劳动强度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甚至让一些女兵的生理期变得不正常，“很多人没有月经”。王震将军还因此大怒，“我把这些娃娃交给你们，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当晚，女兵们搭乘军车去乌鲁木齐，治疗两个月才返回农场。后来，部队规定女兵的劳动强度相应降低，但性格执拗要强的湘女并不愿意输给男兵们。
“除了要强，湘女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和文明程度都高于其他地方的女兵。”汪柏祥说，那时她在卫生队，在湘女之后进疆的山东女兵有些裹着严严实实的束胸，“把胸部的乳腺都勒坏了。”汪柏祥告诉她们，这样的习惯对身体不好，但没人听。见状，汪柏祥急了，风风火火拿了把大剪刀，瞧着有人束胸就剪。
1951年5月15日，大渠首期工程竣工，焉耆军分区营以上干部与库尔勒县各族军民七千余人在飞机场参加了放水典礼，吴梅苏也在此时见到了王震将军。“开闸放水时，将军看着又黑又瘦的战士，一根根染血的镢头把，一条条折断的胡杨木扁担，闻了闻战士们身上的汗酸味，他没有脱靴，就跳进了淌着流水的水渠里。”吴梅苏也跟着欢呼的战士们一起跳进了水渠中。
女拖拉机手。
军垦博物馆里的拖拉机。当一名拖拉机手是很多湘女梦寐以求的事情。
拼命干，想见毛主席
除了屯垦开荒，湘女们还承担了更多的任务和工作。
做荒原上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是当年湘妹子参军入疆的首选。1951年，《解放军画报》刊登了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照片，也让“拖拉机手”成了湘女们心中最神圣、最理想的职业。
现居石河子的湘女李明原本是长沙织布厂女工，入疆后，她被分配到二十二兵团机关收发室工作，但她对这份轻松安定的工作并不满意。李明三番五次打报告，终于在1954年获批到八一农场学开拖拉机。
成为了梦寐以求的拖拉机手，虽然辛苦，但李明觉得光荣而自豪，可她右手的四根指头，却毁于一次拖拉机故障检修。“我的右手被卷进齿轮中，手指顿时粉碎性骨折。”伤未痊愈，李明就要求出院，硬是用伤残的手又坚持开了4年拖拉机。
湘女刘玲玲和同来的两百多名姐妹被分配到八一农学院农学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成为荒原上的第一代农技员。但是，和棉花打交道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
“有一次，我到团部开完会，天色已经晚了，大家都劝我不要回去。可我想到棉田里棉铃虫十分严重，耽误了治虫时间，棉花就要减产，摸黑也要回连队。”刘玲玲说，当她走到离连队还有三四公里的地方，突然发现有一只狼正蹲在前面。
“我的汗珠直从头上往下淌，想跑，但一双腿好像栽在了那里，迈不开半步。”吓坏了的刘玲玲大喊“救命”，危难之际，一位浇水的军垦男战士发现了她，才帮着吓跑了狼。
王庆国入疆之后，首先被分配在文工队，但后来因为父亲当过国民党高官，她被“清理”出了文宣队伍，改做子弟学校的教师。
戴庆媛和湘女曾启珍则成了荒原上第一代维语翻译。维吾尔族同胞甚至给戴庆媛起了个美丽动听的维吾尔族名字，叫“玛依诺尔”（五月的阳光）。
今年83岁的湘女陶勇是原石河子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而促使她学医的动力，是因为亲眼见到四位湘女姐妹牺牲在她身旁。“王丽丽得的是伤寒，汤佑芳是肺结核，还有一个叫李丽华，一个叫陆梅，当时没有药啊，有药她们就不会死了……”
“王丽丽临死的时候，还跟我说：‘请转告部队的首长，他们花了那么多代价把我接到这里来，可我还没作什么贡献就走了，真对不起呀！’”正是姐妹们的牺牲，坚定了陶勇治病救人的决心。后来，陶勇成为了石河子乃至整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名的外科医生之一。
“那时真的是以劳动为荣，都要求下基层，要求搞生产。边劳动边唱歌，越干越起劲儿。”李明说，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勤奋、热爱劳动是进疆湘女们的普遍特征。
曾被当作“假小子”的毛灿奇要求自己干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超过男兵，因为她有一个愿望：想见毛主席。
“我只想多劳动当劳模，因为劳模当‘大’了，成了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但直到毛主席去世，毛灿奇都没能见到他。多年以后，老伴赵慈命陪着毛灿奇专门去了北京，却不巧碰上毛泽东纪念堂当天不对外开放。站在空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毛灿奇泪如雨下。
（本文参考长篇报告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作者卢一萍。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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