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故事:女医生自杀率高 八成医生不愿子承己业

2013-09-12 阅读数 240405

医生自杀 抑郁症 医患纠纷 医院血案 医生自述心情故事

网络视频截图

8月25日清晨,儿科女医生扶某某从湖南旺旺医院宿舍坠楼身亡,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事后,法医在其垃圾桶内发现了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空盒……

今年4月2日,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木奇镇卫生院发生血案,该院一名叫王志刚的医生持刀行凶,致院长夫妇一死一伤。知情人士称,此前,王志刚就曾表现出心烦气躁、自言自语、夜不能寐……

原本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务工作者近年来屡屡登上社会新闻版面,成为自戕、伤人案的祸首,令人惊诧的同时也引人忧惧:如果连医生也开始出现心理失衡、情绪不稳、精神失控甚至暴力倾向,病人还敢将生命交托到他们手中么?

医生是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也是最容易出现职业倦怠的群体——这是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二届年会透露出的信息。究其原因,“工作中无可回避的死亡情境”首当其冲,试问,谁的同情心与责任心能如此频繁地接受生死刺激?同时,身体疲惫感、职业紧张程度、医患矛盾日益激化等造成的潜在焦虑也不可忽视。而一旦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冲破理智关口喷薄而出,上述两个案例就是最为悲壮的代表。

本期,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走访了湖南省儿童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等省内多所医院,又联系上了多位已在首都北京成功打拼出“一片天”的湘籍医师,所听到的故事,用“过耳惊心”来形容亦不为过——原来,常常要直面死亡的“白大褂”们,竟掩藏了这么深的哀伤和悲痛。而由于医生的特殊身份,他们的痛苦,你得懂!

 

■听医生自述心情故事

从小立志行医的她,为何坚决反对女儿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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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儿童医院ICU主任医生卢秀兰

文、图: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诗韵

“我不会让女儿再做医生。”9月9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见到卢秀兰时,身为湖南省儿童医院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编者注)主任医生的她正在做例行查房。很难想像工作中始终保持和颜悦色的她,在聊到女儿未来的就业意向时,态度会如此地决然。

第一次亲历患儿死亡,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在很多民间传说中,医生都是挥舞着翅膀的白衣天使,四处治病救人。出生于郴州汝城县某农村的卢秀兰说自己正是在这些传说“熏陶”下长大的:“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希望我将来能从事一份好职业,光宗耀祖。而我在所有‘好职业’中单单钟情于当医生,经常憧憬自己穿上白大褂的样子。”

1998年7月,卢秀兰从南华大学医学院毕业,“实习时接触的第一个科室是儿科,总让我觉得自己与小孩子很有缘”。相信缘分的她,后来如愿入职湖南省儿童医院。

“孩子是最单纯的,我愿意和他们相处。”卢秀兰没想到的是,“单纯”的工作环境下,心理压力却有如泰山压顶。聊到从医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卢秀兰的思绪回到2000年11月,当时她刚刚接诊一名从县医院转过来的2岁多脑炎患儿。看到孩子的第一眼,卢秀兰就知道已是回天乏力,但面对泣不成声的患儿家属,她决定不管怎样都要一搏。

最终,孩子在手术台上告别了人世,“放下手术刀的那一刻,我好想哭,可眼睛直愣愣的,怎么也哭不出来。”卢秀兰说,当时,她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居然不是如何向家属交代,自责压倒了一切理智,甚至本能该有的恐慌。

14名手足口患儿中救回12人,仍被责难

“理论上,医生本该只用操心治疗方案,但现实并非如此。”卢秀兰说,作为一名儿科医生,自己肩负的压力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患儿家属的态度。

2012年9月,手足口病高发,省儿童医院作为重点单位接诊省内重症患儿,ICU责无旁贷地挑起“大梁”。某晚,医院接诊了很多孩子,卢秀兰召回部门所有医护人员,包括正在休假的同事,经过通宵手术,最终救回了14名患儿中的12人。

“还是死了两个孩子,那种心情完全无法用言语表达。”卢秀兰说,结束手术后,自己先是躲在楼梯口哭了好一会,想到还要安慰家属,只得打点起精神回到办公室。“家属并不理解我们医护人员的心情,一名家长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很多难听的话。而我没做任何解释——只要他们发泄过后,多少能够舒服一点。”

从医十多年,卢秀兰记得每一个自己亲眼目睹离世的孩子,每次又有孩子无力回天,之后的很多个夜晚,这一张张小脸都会潜入她的脑海,惊扰她的睡眠,逼她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死亡,让她身心疲惫。

如果只是疲惫,还不足以令早习惯高强度作业的卢秀兰如此“心累”。“回首这些年,我和ICU的同事们曾无数次被患儿家属指着鼻子骂过,甚至各种恐吓。”为什么能一直低声下气?卢秀兰自己也想不明白,“我很少哭,这么多年已经养成习惯,每次忍不住想哭时,就命自己直直地盯着墙壁,直到把眼泪逼回去,然后跟自己说:‘其实你也只是个穿着白大褂的普通人!’”

夫妻俩都是医生,但绝不许女儿再从医

“我们医院算是很人性化的,只要员工感觉压力大,需要休息,领导一般都会准假。”卢秀兰告诉记者,ICU是全院很受重视的科室,领导对医护人员的情绪尤为关切,通常一有孩子在ICU离世,次日院领导便会前来慰问医护人员,而“领导们都了解我的个性,很感谢他们在我情绪很差时听我诉苦,给我安慰”。采访过程中,卢秀兰一直强调:“很少有医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学医。”她还给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有个老乡也是三甲医院的医生,丈夫和孩子都很崇拜她。”卢秀兰说,这位老乡的孩子成绩优异,高考前与父亲商量好填报医学院,想给妈妈一份惊喜,谁知她得知后大发雷霆,不惜以离婚相胁,坚决反对孩子读医学院,“听说家庭矛盾僵持了一个多月,她每天吃不香睡不好,瘦了二十多斤……”

而这也是卢秀兰本人的态度。卢秀兰的丈夫也是名医生,同样工作忙、压力大,“好在孩子比较自觉,在基本‘放养’的家庭环境下,依然保持了不错的学习成绩”。女儿今年12岁,离高考还有整整6年,但卢秀兰早与丈夫就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方向达成一致意见,即“干什么都好商量,只要不当医生”,“虽然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总要有人继承发扬,但作为母亲,请允许我自私一回吧……”

 

同为医生的妻子 从不问他头上的伤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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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医疗纠纷办副主任颜文广

文、图: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诗韵

“300万,一分都不能少,否则砍死你!”从噩梦中惊醒,颜文广猛然坐起,头上冷汗直冒。他在接受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时称,自己已经刻意淡忘这些“不甚愉快”的经历,但睡梦中的大脑活动却骗不了人。每每面对妻子的关切,他还得多年如一日地故作轻松:“没事,快睡吧……”

相信很多人会猜测:究竟颜文广是什么人?而他的身份——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医疗安全管理办公室(俗称“医疗纠纷办”——编者注)副主任,会不会多少有些出乎你的意料?

被患者家属持刀“追杀”的日子

“医生,请一定救救我儿子,他是我们全家的希望!”2007年6月发生的一幕,让颜文广至今记忆犹新:救护车从大门驶入,将一名严重肾衰竭的26岁男子紧急送入医院,亲属的一路哭号令人动容。

“男孩叫徐庆(化名),这名字我一直记得。”颜文广回忆称,徐庆家住长沙市区蔡锷路上,据说是省会某大学的高材生。为徐庆实施肾脏移植手术后,医生据实告知其亲属:“手术目前看来很成功,但也可能出现排异反应,严重的话可能导致肾脏再次衰竭。”

医生估计的最坏结果最终还是出现了。术后一个月不到,徐庆果然出现强烈排异反应,而“家属不懂医学,认为是手术失败才导致这样,跑到移植科大吵大闹,不仅砸坏桌椅,还打了医生”。之所以印象深刻,因为这是颜文广转岗“医疗纠纷办”的第一年。

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再普之以法……当过多年医生、但并无太多医患纠纷处理经验的颜文广想尽了一切办法,依旧不能赢得患者家属的理解,“对方咬死一句:‘300万赔偿金一分不能少,不然就砍死你!’”颜文广说,自己在多年从医经历中见过不少医患矛盾,“以恐吓居多,但这次(对方)是来真的了。”

颜文广记得很清楚,当天,“患者家属气势汹汹地举着砍刀冲进办公室,为求自保,从未与人动过手的我那次真是豁出去了……”

这次的“自卫反击”还算成功,却对颜文广造成了巨大心理阴影。“成天担心会遭人持刀报复。”颜文广回忆说,“上下班途中精神高度紧张,就怕在人少的路段吃闷亏;白天上班时也不敢放松警惕,随时与保安保持联络,生怕又有人突然闯进来……”

面对死亡,只能“眼泪往肚里吞”

“第一次直面患者死亡的经历”是本次采访的“固定”话题之一,而颜文广认为,“对医护人员而言,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成长经历。”

1994年10月,颜文广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工厂职工医院实习,到岗的第二天晚上,医院就收治了一名吸毒的骨折患者。“小医院人手不充裕,面对紧急情况,实习医生也得顶上!”凌晨3时,颜文广被派上手术台,协助主任施救。

“不管能不能活,我都不怪你们,感谢你们的全力以赴。”这是患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心情很复杂,几乎是眼泪双流。”颜文广说,第一次面对患者死亡,内心很脆弱,更多的是自责,但考虑到医生太过感性会给人“不专业”的印象,只能狠狠地将情绪收起来,“眼泪往肚子里吞”。

“当医生的没后悔过,绝不可能!”颜文广认为,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如今的从医环境要“恶劣许多”,工作压力大、待遇低、情绪得不到宣泄等原因,曾让他多次想过放弃这份职业。

“有段时间,我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不想干了’,但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我。”颜文广说,那会,自己过得很消极,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可我出身农村家庭,家里人都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太神圣了,无论如何不准我辞职。我爸甚至要求我每天至少给他打两个电话,确定我没有辞职,他老人家才能安心。”

“医生的冷血,实为情绪极度压抑”

“我的工作状态与情绪状态是同步进展的。”一晃十余年过去,颜文广干过骨科、待过放射科、又“转战”过心肺康复科,他认为自己“成熟了”——不仅表现在工作上,更多的是对自己情绪的管理。

在颜文广身边,有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同事不在少数。“我亲眼见过一个同事挨患者家属打后,从此情绪低迷,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有自闭倾向。”颜文广说,很多人把医生的不苟言笑归于“冷血”,“其实是情绪极度压抑的表现”。

“我曾经也会有意地压抑自己,明明不开心还硬撑,实在不行了,就请假把自己锁在家里睡几天。”然而,颜文广发现这是种恶性循环,“把工作压力带到生活中,影响了家人朋友,受困扰最深的还是自己”。

颜文广很庆幸妻子也是名医生,很多时候,妻子无言的支持会让他感觉到正能量。比如,在颜文广被患者家属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后,“她从不会追问我头上的伤哪来的,只嘱咐我要及时换药、伤口别沾到水”。

如今,颜文广在处理医患纠纷的岗位上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工作经验,连带很多同事一有情绪上的问题也都会找他倾诉,“我通常是建议他们多跑跑步、打打球,切忌将自己封闭起来”。

 

连累儿子遭毁容,他“恨”上了这份职业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诗韵

工作压力、职业倦怠、外界的非议与不理解……在一名医生眼中,怎样的打击最为刻骨铭心,一定要彻底脱下这身“白大褂”才能让自己好受一点?曾经在岳阳市某人民医院从医10年的李健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他对这份职业最大的“恨”,源于儿子被患者家属泄愤毁容。

“快回来!孩子的脸被人划伤了!”

“治不好我妈,还做什么医生!”2009年3月,刚过完农历新年不久,岳阳市某人民医院心脏内科医生李健接到领导短信,让他替同事值个晚班——正是那一晚,让他永生难忘。“从医多年,对患者家属的不理解领教太多了,不想一一去解释,也没那么多精力去逐个解释。脏话听了,拳头挨了,我从来都是忍,不是脾气多好,而是为保全这身‘白大褂’的名誉。”回忆当年,李健始终记得事发的每一个细节。

代班的这晚,凌晨4点时,李健接诊到一名突发心脏病的老太太。“第一眼就感到面熟,后来同事悄悄告诉我,这是县里出了名的‘恶霸’的母亲,要我尽量别插手。”

出于职业本能,李健还是选择了立即施救。但由于老太太病情严重,加之年事已高,最终手术失败了。“刚走出手术室,门口的高个子男人就挥手打了我一拳,把我的眼镜都打落在地。”显然,这个男人就是同事口中的“恶霸”。而李健说,由于是凌晨,连保安都没能赶来帮忙。

“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我也不能还手啊,打人总是不对的。”等到李健被同事扶起,高个子男人临走前还撂下一句狠话:“我妈要有事,你别想好过!”

本以为只是一句恐吓,李健并没有放在心上。然而,这个小小的疏忽改变了他的下半辈子,同时,让他从此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恨”。

事发后五天时间里,李健不断被恶意投诉,“医院每次都是让我出面解释,解释了无数次,都因为赔偿问题达不成共识而没个结果”。

“快回来啊!孩子的脸被人划伤了!”终于有天,李健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是我害了他——到现在,孩子脸上都有道疤!”

强烈的自责感让他一度沉沦

“我知道是谁做的,可没有证据又能怎么办?!”当年才5岁的儿子在放学路上被毁容后,李健几乎陷入人生的绝境——儿子负伤、妻子闹离婚、父母责备……多方压力倾巢而来,压得他喘不过气。

为安抚家人,李健信誓旦旦地向妻子和父母承诺,一定会让儿子恢复容貌。至于有没有可能,当时的他自己都不清楚。“除了愧疚,内心全都是恨。”李健说,自己甚至想过辞掉工作,去找“恶霸”同归于尽,最终因割舍不下家人才作罢。

随后两年,李健像变了个人似的,“我越来越不喜欢讲话,不敢面对家人,经常一个人在外面喝酒,醉了就睡在路边,最后要靠妻子把我拖回家”。李健承认自己堕落过很长时间,随着儿子的长大才慢慢醒悟。

“儿子被同学取笑长得不好看,一回家就哭,我心里那个难受呀!”对美丑已有初步概念的儿子每次指着伤口问‘爸爸,我脸上怎么会有这个’时,“我都会发脾气,骂他‘小孩子家哪来这么多为什么’……”李健知道,这其实是自己不敢面对。

2011年底,一位在北京从事整容行业的大学同学得知李健的情况后,邀他去北京进修。想到“或许先进的整容技术能让儿子‘好看点’”,李健辞掉工作,毅然北上。

唯有脱下“白大褂”才能减轻他的痛

“在北京生活了1年多时间,我想明白很多道理。”李健告诉记者,当初离开岳阳,很大部分原因是不愿再面对这个城市,以及不敢面对家人,“被工作压力以及发生的事情严重影响到心理健康,我需要喘喘气”。

但内心的自责却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我从决定学习整容的那天起就告诉自己,给儿子整容成功后,就再也不要做医生了!”李健说,他已经不敢相信“白衣天使”的力量,所以宁可耗费两年时间自己从头学起,也不愿把儿子的容貌交到其他整形医生手上。

今年4月,李健专攻的皮肤学成功结业。5月,他为儿子实施磨皮手术,最大限度地修复了儿子的容貌。但“医好了儿子的伤疤,医不好我的心”,李健始终认为,唯有脱下“白大褂”,自己才能真正感到轻松——没有指责、没有内疚。聊及未来打算,他冷静而决然:“我计划与同学在北京合伙经营一家整容医院。但我会完全退居幕后,绝不再主刀。”

 

每天在京城给人看病,定期回湖南治自己的“心病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诗韵

与许多同行一样,李雅芝(化名)也坚决反对儿子学医,尽管是“学医”改变了她的人生:带她走出了湖南益阳的那户普通家庭,助她实现了青年时代“要在京城站稳脚跟”的“宏愿”……可用她的话来说,“读书与就业的压力伴随我诚惶诚恐地走过了半辈子,还让我成为了‘病人’,我不愿儿子再重蹈我的覆辙”。

初次为患者切除肿瘤,手不停发抖

在父亲印象中,李雅芝从小就有“仗义心肠”,看见路人跌倒会主动搀扶、目睹杀鸡杀鸭会联想到人类死亡……求学道路上,她也有着强烈求知欲,基本没让父母操过心。

1981年,李雅芝被湖南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编者注)录取,从此开始漫长的习医之旅。“医学院的压力是其他专业学生无法想象的。”据李雅芝回忆,她大学阶段的所有课余时光,基本就是在寝室与图书馆之间“两点一线”,“不是我有多好学,而是大环境如此——身边的每一个同学似乎都在拼命”。

成绩优异的李雅芝为自己赢得了留学日本的机会。“在异国的日子很孤单,同批留学生都被分到不同大学,因为日语讲不好,我们很难结交到朋友。”李雅芝家境普通,为节约生活费,她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次,“每次考了好成绩才舍得花钱打个电话回家报喜”。

1995年,35岁的李雅芝从日本回国,“同学们都下决心要在首都扎根,我想要是就我留京不成,那也显得太没本事了”。而当时的就业环境并不乐观——北京的知名医院压根看不上硕士研究生学历,再优秀也顶多只能获得“临时工”机会。

熬过长达1年多不计报酬的实习期后,李雅芝终于通过了中日友好医院的入职考试,正式加入该院肿瘤科医疗团队。“这是个氛围冷酷的科室,医护人员见惯死亡,显得比谁都冷漠,但其实内心较平常人更脆弱。”第一次为患者做肿瘤切除术时,李雅芝的手抖得厉害,又怕被身后的导师看穿,只能咬着牙进行下去。

渐渐地,李雅芝也从见不得血肉模糊到习以为常,“以为是自己内心变强大了,其实从那时开始,就有了心理问题的隐患”。

认为“不光彩”,偷偷摸摸回湘治“心病”

2001年,边工作边刻苦攻读的李雅芝又顺利拿下了中日友好医院的博士研究生考试。然而,也是从这一年起,她出现了严重睡眠障碍:“整天担心书本知识没记住,每晚都睡不好,一闭上眼就会想到曾经历过的无数次考试……”晚上休息不够,白天就只能强打精神,日复一日,终于有天,李雅芝倒在了手术室里。

李雅芝的丈夫也是名肿瘤科医生,后专攻医学研究,不是长时间在国外出差,就是泡在实验室里。“他从同事那里知道我的情况后,帮我请了假,还预约了一名心理医生。”这是李雅芝第一次为心理问题就医,“我一直认为自己不过是压力有点大,与心理健康无关”。

然而,检查结果让李雅芝惊住了——诊断书上的每一条症状与她都无比吻合,最终的诊断结果为“重度抑郁症”。“学医之人更懂得病的危害性,心理有问题并不好过身体有问题。”李雅芝说,自己不敢拒绝治疗,同时又要兼顾工作,但“看心理医生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思来想去,她悄悄在湖南老家找了位知名心理专家求诊,“最初每月回来一次,有所缓解后改为半年一次”。

事业小有所成,可“人生并不美满”

在带病的状态下,李雅芝又攻下了“博士后”。她反复向记者强调:“并非有多想学,只是受职业环境要求而已。”

提及“学习”二字,李雅芝说:“曾经认为‘唯有读书高’,现在感叹‘学海苦无涯’,如果不做医生,这些学历真可以全都丢掉!”如今,对于儿子的学习状态,李雅芝总是教他朝着自己的兴趣发展,做想做的事,要懂得挥霍短暂的青春,“最重要的是,不可学医!”

“我也算资深医学专家了,学术上小有成就,但人生并不美满。”李雅芝自称很不喜欢与人交流,尽量不讲多话,“面对那些不能理解医生工作的患者家属,我一般很少解释,他们想骂就骂,听听也就过了。”

李雅芝告诉记者,她在接受了长达五年的心理辅导后,对“医生”这一职业的认知有了改变:“现在的我只想做好本分,将剩下的半辈子用于享受生活。”

 

■数据

有关医生,你不一定知道的数字

女医生自杀率高

丹麦一项涵盖55种职业的调查显示,医生行业和护士行业的自杀相对危险度分别位于第1位和第3位。另一份权威医学杂志也证实,医生行业的自杀率要高于一般人群,尤其是女医生。

越是精英越易抑郁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医生的各种心理问题检出率在14.5%-30.8%之间,按年龄来看,25-50岁组压力最大,而他们都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检出率居前5位的症状分别是强迫(30.8%)、抑郁(21.6%)、敌对性(21%)、人际关系敏感(20.9%)、躯体化(20.8%),均超过两成。

研究还发现,女性医生比男性医生、高职称医生比低职称医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差。

半数医生自己不常体检

网络调查结果显示,近39%的医生下班后感到非常疲劳,53%的人几乎不能休年假,58%的人极少参加运动,51%的人甚至极少接受体检。98%的受访者感到有心理压力,其中80%来自医患关系,16%来自工作困难。

约九成医生想过离职

“67%的医生曾连续工作36小时以上”、“83%的医生称同事中有人患癌”、“75%的医生年收入低于4万”……有2183名医生参与的“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仅8%的人“很热爱”这一职业,43%的人对工作“既爱又怕”,高达89%的人想过“离开医院”。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临床专业人员想方设法去医疗技术科室的现象较普遍;妇产、儿科等风险和责任较大的科室更已面临专业队伍萎缩的局面。

八成医生不愿“子承己业”

中国医师协会曾对6000名医生进行调查,78%的受访者称不想让子女学医、从医。

 

■各界声音

呼吁:医生不是“天使”,更别拿他们当“救世主”

——廖杰(中国医学论坛报社副总编辑)

廖杰称,过去,医生面对患者,首先想到的是疾病本身和如何诊治,而现在,医疗执业环境的恶化使他们当中有的人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考虑,把防范矛盾作为了诊疗工作的第一位,而把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的“中心思想”边缘化了。

要改变医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就必须改变行业现状和社会现状,全社会应积极营造尊重和关心医务人员的环境氛围,即客观认识到医生不是“天使”,更不是“救世主”;要让人们理解到医疗工作存在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着力构建和谐的医疗执业环境。

作为医护人员,也要清醒地看到,每种职业都有弊端和不尽人意之处,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社会环境的改善非一朝一夕的事,故有志从医者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虽然当前医生的生存环境不是太好,但如果能调整好心态,掌握一些必要的沟通技巧和人文智慧,对病人常怀仁爱之心,相信仍是能从职业中体会到快乐的。

分析:内外“交困”,指望医生扮超人是不现实的

——赵旭东(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常委)

“基层医务人员中,抽烟、喝酒的情况非常普遍,离婚率也非常高。”赵旭东调研发现,很多医生的家庭角色不合格,甚至有人产生变态的性心理。

而这些负面形象,不能单纯理解为道德品质问题,更多的还是工作压力所致。如曾有专家从精神病学理论进行过分析,在经历重大事件,如长时间、高强度的抢救治疗失败后,医生的心理感受会呈现出如下变化:一是几天之内的急性应激障碍,表现为反复回忆抢救过程,怀疑到底是不是自己的过错,并为此自责,以至于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自身价值产生怀疑;二是两三个月后的适应障碍,头脑中总是不自觉地闪现出患者的死亡场景,同时又极力回避这一回忆,内心非常矛盾,导致抑郁、烦躁甚至绝望;三是在半年左右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觉得自己不是个称职的医生,很有挫折感,过分悲观,甚至失去继续从医的信心和信念……

赵旭东认为,医护人员群体在生理、心理、意志力三方面均存在严重超压的状况。生理上,他们是体力与心力付出很大的群体。心理上,他们得有充沛的同情心、同理心,因为医务工作中时常伴随强烈的情感活动;同时每天要处理大量信息,快速摄取、分析并作出决策,很容易让心理处于疲劳状态。在意志力上,他们须有坚定的职业操守,执著的敬业精神;为跟上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还需要不断“充电”……这种种压力叠加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职业倦怠。

赵旭东指出,当这些内在压力与外在环境压力结合在一起时,指望医护人员能像超人一样坚强是不现实的。毕竟,医护人员也是人。但要消减医护人员的压力,仅靠其自身调节是远远不够的,赵旭东建议,整个社会、医疗行业、医院以及医生本身都应该努力,共同营造良好氛围。

呼吁:尊重医生的“七情六欲”,助其“接纳悲伤”

——肖任远(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医生并非圣贤,也有七情六欲。”肖任远认为,面对从各方涌入的压力,任何人都需要及时发泄,医生也不例外。

“拥有健康心态的人,对待压力和挫折时通常会有个‘面对-接受-处理-放下’的过程。医生群体对应的情况较复杂、‘消化’起来难度较大,但只要拿出积极的心态,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肖任远称,对于能坦然面对问题,却依旧处理无能的,建议定期接受心理辅导。

肖任远了解到,在国外,医院会硬性规定医生每天接诊的人数,“要求”他们腾出时间来放松心情。但在国内,对于很多医生而言,正常的休假却成了不被允许的事,“实际上,这种硬撑很容易令心理崩溃,对当事医生、其所在单位、患者而言,都是损失”。

“我们要呼吁医生群体勇于接纳悲伤,合法享受休假。”肖任远建议,情绪低落时,可选择用“不伤人不伤己”的方式及时排解或发泄,如做运动、大声K歌、写作等,把内在情绪具体化。

 

■编后

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医生都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不仅有丰厚收入,还有较高社会地位,故很多优秀人才都愿意付出高昂学费、巨大精力学医,皆因投入虽高,回报亦可观。然而,在现今中国,医生的职业光环正日渐黯淡。

这不是危言耸听。就在准备这期报道时,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还在网上看到一名医生的子女发帖吐槽:“我妈妈说了,如果我当医生,就打折我的腿!”更有网友列出“不做医生的九大理由”,戏谑称:“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想办法让他去当医生。”

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可见在曾经的国人心目中,良医与国之重臣地位相若。现状却是:医护人员工作环境恶劣(成天与死亡相伴)、心理压力爆棚,骂名担了不少,还得时刻与自身的心理困扰做艰苦抗争,甚至在“自杀风险排行榜”中高居榜首……难怪不仅医护人员的子女不被允许“子承父业”,非医生家庭的孩子对学医似乎也不大“感冒”——我们留意到,近10年的高考“状元”中,选择从医者甚少。

当然,这绝不是对医生群体的谴责,反而是一种善意关怀。同时也是对于我们自身的关照:设想一下,倘若医护人员的素质因此而一代代退化,若干年后,我们还能将健康托付给谁?你能安然躺在一个明知其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大夫的手术刀下么?

还是那句话,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与否绝不仅仅是其个人的问题。这一方面需要医疗单位针对员工群体的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问题尽早干预防范,医护人员自身须学会自我调节,绝不忽视身体与心理上的哪怕只是细微末节的健康隐患,另一方面更应该是全社会共同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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