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唐天喜 刘洋 陈寒冰 王珏 见习记者 谢文龙 实习生 何为
长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也可能只是候鸟，在城市的上空飞来飞去，苦苦找寻可以落脚之处。
而他们，是一群“候鸟式”的孩子，迈着沉重的步履，跟随父母在偌大的城市里游走。
和已经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留守儿童”一样，他们也是农民工子弟，但因为被父母带离了那片乡土，于是有了一个专属名称：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外界眼中，尤其在留守家乡的同龄人眼里，他们可以承欢于父母膝下，沐浴都市繁华……这应该是莫大的幸福了。只有真心走近他们的人才能感知到，那种介于城乡之间的游离与无助，同样是小小身躯所难以承受之重。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我国的流动人口已达2.6亿人。而日前召开的湖南省“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专题座谈会透露的数据是，“全省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大约有240万”——可以想见，我省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也必定是个规模庞大的群体。
在这个即将逼近的严冬，今日女报/凤网带你走近这群已在我们身边生活多时、却尚未引起足够关注的孩子：他们的童年，是一番怎样的光景？
故事
菜棚里的蔡鹏
小蔡鹏的名字听上去很让人心酸——12月9日，孩子的叔叔告诉了记者这样一个背景：2008年的夏天，蔡鹏出生于菜棚，之后也一直生活在菜棚里，所以就叫做蔡鹏。当初，这个名字还被全家人赋予了“好养活”的冀望，如今看来，小蔡鹏的体质确实好过不少同龄孩子，连普通的伤风感冒也很少得，“搭帮他争气，不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哪里看得起病？”
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家庭？
在长沙市雨花区板塘村安置小区附近的菜地上，有20余户菜农辛勤耕作于此，夜晚便寄居在搭建于田间地头的简易菜棚里，没有自来水，四面透风。他们绝大多数来自邵阳市几个县的农村，其中就包括蔡家。
记者到访当天对于蔡鹏而言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早晨8时，他睁开眼睛后，如往常一般翻身起床，自己找来衣服穿上。之后，熟练地将一张DVD塞进碟机，开始看《喜羊羊与灰太狼》。
一家人都很忙碌，没人顾得上他。
这段时间，蔡鹏的父母正在浏阳一处工地上打零工；奶奶早于凌晨3时起床，骑着载满蔬菜的三轮车，赶往几公里外的红星大市场去了；就连最晚出门的爷爷，也得在早上6时准点赶到附近的工程队开工，一直要忙到晚上才能回来。
唯一留在家陪蔡鹏的，是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叔叔蔡民君。
当初，正是为给蔡民君治病，蔡家从邵阳隆回县迁到长沙，这一待，就是10年。10年间，一家人多次更换住处，但始终是从一个菜棚搬到另一个菜棚。花费十几万元，欠下一堆外债，蔡民君的情况却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仍然只能以跪爬的姿势，缓慢挪动身体。
虽然不用外出挣钱，但蔡民君的任务并不轻松：帮母亲把菜装载上车后，他得“挪”到后面山上的井边打水，然后生火、烧水、做饭，好让年迈的父母收工后能喝上一碗热汤。
或许是动画片已重复看过太多遍，蔡鹏并不专注于电视屏幕，眼睛不时瞟向门口，希望能有一两个小朋友路过。蔡鹏知道，离家不远的另一个菜棚里就住着两个小哥哥，他很想去找哥哥们玩，但家里人不让。
“外面车来车往的，狗也多，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在蔡民君看来，虽很少与外界接触，但小侄儿还是很调皮的。所以，家人索性搭了块半米高的“门槛”，防止蔡鹏偷跑出去。
为了让侄儿能安心在家，蔡民君甚至想了个有点“伤眼睛”的办法——用捡来的零件组装起一个小游戏机，“有时候他可以盯着玩一整天，那一天就不用怎么管他”。
得知记者来访，蔡鹏的奶奶彭石英特地从菜市场赶了回来，“还有两篮菜没卖完，寄放在旁边摊位上了”。
最近一段时间，彭石英的生意很不好，“有时候，站到天亮还开不了张”。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附近市场新运来的外地菜要比她的菜价普遍便宜两毛钱一斤。
彭石英也想跟着降价，可仔细盘算后发现：“降不起啊！肥料的价格涨到200块钱一包了，差不多要卖一星期的菜，才能赚回一包肥料钱。”
和肥料一样价格飞涨的，还有田租。几个月前，因付不起上涨了近两倍的租金，彭石英所租的3亩菜地被老板收回了一半。
“挣不到钱，明年就不能继续在这里种菜了。”彭石英说，蔡鹏也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明年夏天，她也许会和孩子的爷爷一起，带着娃儿回老家。不是没想过让蔡鹏留在长沙上学，可一年两三万元的家庭总收入，连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如何供得起孩子读书？
听说要回老家，蔡鹏倒是有几分兴奋。2岁多时，家人曾带他回乡探亲过一次，在他看来，和小伙伴们“一起耍”可比打游戏有意思得多。只是，他到现在也不能理解，老家的那些小伙伴为何会羡慕自己的城市生活——就像不能理解奶奶说起来年即将面临的“留守”生活时，眼底的忧伤。
围着灶台打转的小国兴
“老板，来碗牛肉粉！”
“圆的？扁的？”
“扁的！”
“您请坐，马上就好。”
12月10日一早，长沙市芙蓉区凌霄路上某“常德米粉店”的老板娘黄女士如往常一般忙活着，而老主顾却能看出，她有些心不在焉。原来，2岁半的儿子谭国兴刚才竟偷偷拔出了热水瓶塞子，正打算把小手往里伸时，恰巧被孩子他奶奶给及时发现并呵止，联想到小国兴每天都在跟着自己围绕火炉、灶台、开水瓶以及锅碗瓢盆打转，黄女士顿时觉得心惊肉跳，有心对小家伙好好教育一番吧，可这会是一天里的“黄金时段”，等待吃早餐的客人们正排着队呢！
“这孩子，越大越难管了！他爸爸又帮不上太多忙……”上午11时左右，终于能够歇口气的黄女士边管教儿子，边忍不住向记者抱怨。其实，黄女士的丈夫也没闲着，并且就在隔壁包子铺工作，只是因为每天凌晨2点多就得起床和面、切肉、做包子，往往上午得补睡一觉。
黄女士自己也通常得在凌晨4点多起来，烧旺煤炉，接收米粉，做好各类“码子”。“她儿子和她的作息时间是一样的，她什么时候起床，她儿子就什么时候起床。”长年在这条路上扫街的环卫工人彭师傅告诉记者。
黄女士一家的住处离粉店仅一墙之隔，半边用作厨房，半边是卧室和杂屋间。因为生活打拼不易，便没有太多时间休闲，家里唯一的公用娱乐设备是一台14英寸的电视机，杂牌子，也没装有线，只能收到几个免费的台。
电视机旁摆着几罐“惠氏”奶粉。儿子从宁乡农村老家来长沙时才半岁，黄女士忙于生意，往往不能及时哺乳，只好改喂奶粉。“惠氏”不算便宜，“买这个牌子，是因为听说好多城里小孩也喝这个呢”！
对于小国兴的吃穿用度，黄女士绝不吝啬，而是竭力比照“城里娃”的标准。她给儿子买了不少玩具，家里还装了挂式空调，配备了红外线暖风扇。她也想经常带儿子逛逛公园、动物园什么的，让孩子感受大都市的繁华——但这点比较难，因为她没有时间。而她现在最想的是让儿子在城里上幼儿园。
“这附近就有幼儿园，环境还可以，学费也不贵，但他不愿意去。”不仅黄女士搞不懂，记者也感到纳闷：为何小国兴宁可每天在巴掌大的米粉店打转，却不愿去幼儿园找玩伴？
“他们不喜欢我！”这时，2岁多的小男孩突然开腔。这个回答让记者有些吃惊，也有些心酸——这就是他不愿上幼儿园的根本原因？
此前记者问谭国兴“有没有朋友”时，被他死死地盯了一会，片刻之后才见他扭过头去。后来，旁边的邻居告诉记者，小国兴除偶尔与隔壁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五六岁小男孩玩之外，再没见其他孩子跟他一起玩过。
采访过程中，谭国兴始终紧贴着妈妈，站在狭小的灶台前。看着冬日阳光斜斜地照进店内，偶尔照在眼前这具小小的身子上，记者不知道该如何让小国兴明白：这样的阳光，他原本可以大大方方、自由自在地与其他同龄孩子分享，而不是躲在妈妈身后，躲在这个20多平米的阴暗空间里。
与猫为伴的小瑶
“真的很不好意思，地方实在太小了。”12月6日下午5时，正值下学高峰，长沙市树木岭某学校附近的一家小店前挤满来选购文具和玩具的孩子。让记者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淳朴的店主老黄是真心流露出歉疚。
待记者进店一看，这地方确实是“太小了”。不到20平米的空间被木板隔成两部分：外间用于堆放货物，里间则承载着一家人的吃喝拉撒睡等全部生活功能，逼仄到想转个身都不容易。
在适应了昏暗的光线后，记者才又留意到，靠墙摆放的床居然是由一张破旧的台球桌“改装”而成；密布的电线在半空中结成了一张“蛛网”，低矮到稍不注意就会触碰上……
这时，今年8岁的黄小瑶也放学回来了，模样清秀的他在同龄孩子中体格毫不突出，即便穿着厚厚的冬装，仍显得很瘦小。家里触手可及的各色玩具在小瑶眼中似乎全无吸引力，连正眼都没瞧上一眼，便径直打开书包做起了作业——懂事的他早就知道，这些都不属于自己。
狭小的空间里弥漫起略有些刺鼻的煤气味儿，那是老黄的妻子开始生炉子做饭了。
老黄夫妇从永州市祁阳县来长沙已经很多年，之所以离乡背井，是受当时的打工潮影响，考虑到在家种地挣不了多少钱，所以想出来闯一闯，“到了长沙才发现，我们夫妻俩都没技术、没文凭，根本找不到什么工作”。
异乡打拼生涯从摆地摊开始，就连本钱也是借来的。夫妻俩又相继搞过餐饮，做过小生意……这期间，女儿渐渐大了，加上儿子小瑶的诞生，生活压力越来越重，直到几年前租下这个门面开店，生活才算勉强稳定下来。
让老黄夫妻俩最为满足的是，一双儿女都非常懂事。正上高一的女儿在校寄宿，每周放学回来都会主动帮忙做家务。小瑶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很听话，跟同学们也都相处得很好。
关于小瑶，夫妻俩曾经作过一番很纠结的思想斗争：原来，小瑶出生后曾一度被寄养在老家，由于远离父母，小小年纪便非常内向。为让儿子能健康成长，老黄两口子一咬牙，将其接到长沙团圆。这么做，所需要克服的除了更大的经济压力外，还有小瑶的孤僻和恐惧心理——起初，由于语言不通，他几乎无法与人交流。“好在这孩子的适应能力还不错，等渐渐熟悉环境后，人也变得开朗活泼起来。”果然，记者也发现小瑶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长沙话了。发生在小瑶身上的改变让老黄很庆幸当初的决定：“为了两个孩子都能待在我们身边成长，再辛苦也值！”
可小瑶真的已经完全融入现在的环境了吗?细心的黄妈妈告诉记者，小瑶虽然很懂事，从不和城里孩子攀比吃穿，却也很爱面子，比方说极少接受邀请去同学家玩。“因为我家地方太小，没办法邀请同学来玩，所以……”记者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话题让黄小瑶的情绪有点低落，“但我有一只小猫咪，我经常跟它玩。”
寒风中卖碟的兄妹
12月9日傍晚，气温已低至5℃左右，长沙市芙蓉区古曲路某小区前坪不复晴好天气里大人孩子成堆的景象，只有零星的几个小摊贩还在坚持“驻守”。“啧啧，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小孩出来做生意？！”因为旁边站着两名挂着鼻涕的年幼孩子，其中一个卖碟的小摊分外引人注目，让缩着脖子匆匆走过的路人也忍不住抛下几句感慨。
这是一对兄妹，哥哥叫彭赛，妹妹叫彭欣，来自湘乡市潭市镇农村，如今与父母和爷爷住在小区内的两间车库里。
两间车库，40平米，是孩子们的爸爸老彭在去年10月以2000多元/平米的价格购置的。“我们哪有钱买得起住房啊！”这笔“投资”已经尽了彭家最大的努力。当初，一家四口（彭欣还未出世）刚到长沙时，栖身在浏阳河畔一间简易棚子里，由于屋顶盖的是石棉瓦，夏天酷热，冬天酷寒。等到稍有积蓄后，老彭便咬牙买下了这两间车库，希望给孩子一个相对稍好的居住环境。
老彭其实是残疾人，左腿装有假肢。但他很坚强，自2007年来长沙后，洗过车，炒过瓜子，卖过菜，销售过鸭脖子……直到通过朋友介绍开始卖碟，才算找到收入相对稳定的营生。老彭告诉记者，同村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来打工了，像他这样把老人小孩接到城里团聚的有不少，因为“日子再艰难，一家人也要在一起”。
但两个孩子却很孤独。通常，爸爸一早便出门卖碟，爷爷也会去打点零工，5岁半的彭赛已经上幼儿园了，2岁零9个月的彭欣便由妈妈带着，包括陪妈妈在每天下午去古曲路上摆摊。到了晚上，彭赛也回来了，两个孩子便一道陪妈妈出摊。马路上车流不息，孩子们就在路边嬉戏打闹，经常让妈妈胆战心惊。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孩子们再无别的消遣方式——小区里虽有不少孩子，可没几个愿意与住在车库的小孩来往。
12月10日，兄妹俩像过节一样高兴，因为不仅有新衣服穿，还去了趟烈士公园。这是因为，“老家来亲戚了。给亲戚买东西的时候，顺道给孩子们也添置了衣服”。
尽管只是买了车库，但在老家人看来，也相当于买了房，意味着在城里扎下根了。或许对城里人来说，老彭一家会长期被贴着“农民工”或“进城务工人员”的标签，但相对于农村亲戚，他们又成了“城里人”——这样的“双重身份”让老彭颇有些敏感，偶尔会感到尴尬，但更多的还是希望和快乐。在彭家的相册里，记载着一家人在烈士公园、橘子洲头度过的欢乐时光，照片上的三代人带着相似表情，摆出不同POSE，看得出都很享受这个现代化都市所给予的种种福利。
“城里的条件肯定比我们农村好啊，我打算让两个小孩都在城里上学。”说出这个“宏愿”时，老彭目光坚毅。他当然知道对于很多城市家庭而言，供养一个小孩成才都非易事，更何况他这样的“外来户”，更何况他还有两个孩子。但在他朴素的认知里，身为父亲，便有责任给予孩子最好的。
“卖菜小西施”田嘉琪
12月7日，直到晚上8点半，田嘉琪才吃上晚饭。而她早已经习惯了这时候才吃晚饭。
2岁时，田嘉琪随父母从乡下老家来到株洲，由于父亲吕田飞（本姓田，后改随继父姓）在盛世鑫城农贸市场内做蔬菜生意，自嘉琪懂事后便每天去市场帮忙，通常要忙到晚上7时才能收摊回家——这种生活规律，哪怕在她一夜间“红遍全城”、获誉“卖菜小西施”后也依旧保持着。
今年14岁的嘉琪长得很水灵，尤其一双眼睛又大又亮，被媒体发现并将其照片发布上网后，顿时引发网友追捧：“长得真像‘小燕子’赵薇啊！”陆续接待过不少媒体，这让如今的嘉琪在面对记者时丝毫不显紧张。只是聊天时，她偶尔会抬头望一望家里的“天花板”。
嘉琪家的“天花板”是一大块白色泡沫板，已有发黄发黑的迹象，靠近屋檐处还有了一圈圈的黄色水渍。嘉琪说：“那是雨天漏水的缘故。”“天花板”中间破了个大洞，一根牵着灯泡的电线从洞中伸出来——这间约莫10平米的屋子就是嘉琪的卧室，也是这家人的厨房兼客厅。
田嘉琪的老家在邵阳县黄亭市。在她呱呱落地两年后，仅有的一块菜田已无法解决全家的温饱问题。为让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吕田飞毅然决定带着妻女投奔在株洲务工的大舅子。
初到株洲，除了大舅子，一家三口谁也不认识，做生意完全靠勤奋和运气。吕田飞每天零点就出门进菜，妻子易小叶也只能多睡4个小时，便得带着女儿起床去菜市场铺摊——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嘉琪也从在菜堆里摸爬滚打的奶娃娃，出落成能游刃有余帮父母打理生意的小美女。“8岁那年学会加减乘除后，我就能自己卖菜了。”田嘉琪边说边向记者比了个“八”的手势。因从小接触各类人群，嘉琪的言谈举止明显比同龄人成熟很多。交谈时，她会直视对方的眼睛，还喜欢辅以手势。
来株洲这么多年，嘉琪居然没有去过公园。吕田飞有些愧疚地解释说，因每天必须给客户送货，一天都不能落下，他和妻子根本无暇带孩子出去玩。
嘉琪的玩伴也大多结识于农贸市场，但市场内商贩流动频繁，她的适龄玩伴并不多，更不固定。这让她早已经习惯与市场里的阿姨和大婶们聊天、说笑。
嘉琪目前正就读于株洲市泰山中学的初二年级。在学校里，她并不是个特别活跃的孩子。一夜之间成了网络红人，对嘉琪的校园生活影响并不大，虽然也有一两个同学冲她开玩笑：“你为啥不带着我们一起上报纸啊？”
泰山中学里像田嘉琪这样的农民工子弟不多，嘉琪和同学的关系也不算十分亲密。举个例子，关系好的同学之间流行结伴写作业，可从小学到初二，嘉琪只有3次带同学回家写作业的经历：“我喜欢看书，他们找我玩时我不太理他们，他们自然就不常找我玩了。”而对于嘉琪的学业，吕田飞是大力支持的，前年还特意花4000元添置了一台电脑。
进城第一年，吕田飞的蔬菜生意亏了本。所幸之后这许多年，生意一直做得不错。如今，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这些最基本的家电，田家都已经置备齐全。
进城做生意的第六年，吕田飞就在老家建起了一栋大房子。同村人见他挣了钱，便有七八户人家跟着他进城打工。可不是每家人都能这么幸运，“跟着我出来的，有三四户人家因为过得并不好，后来又回去了”。
得益于嘉琪成了网络红人，去农贸市场围观她的人多了，田家的蔬菜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如今，田家在城里的日子迎来了最好的时候——吕田飞已经开始计划在株洲买房，“要买个三房，至少100平米。出来这么多年，也该在城市里扎根了。”
孩子的坚强，刺痛老师的心
12月9日下午4时，大风，户外温度显示为7℃。
长沙市东风二小的门口，没有如很多学校那样聚集着等待接孩子的家长或是小汽车。放学铃声响过后，只见一个个背着硕大书包的孩子从绿色校门里冲出，三五成群地朝着附近的公交站台奔去。
作为长沙市第一批农民工子弟学校之一的东风二小，全校513名学生中，有341名是农民工子弟。
三二班班主任王苏红是学校里最早接手农民工子弟的老师。在她班上，目前有78%的学生来自农民工家庭。
从一开始接手农民工子弟班，王苏红就感觉到了孩子们的不同：“这些来自省内各市州的小孩，基本没有上过幼儿园，更不要提接受英语等学前教育，所以能明显地感觉到基础较差。”
教导主任易余清对此深有同感。易余清从普通小学调到东风二小将近一年时间了，她发现，学生中很少有上课外兴趣班的。“我以前所在的学校，孩子们大多会学些英语、乐器或舞蹈什么的，但这边的孩子，家长连课外书籍都给他们买得少。”为此，学校只好自己想办法，如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书、与省少儿图书馆定期交换藏书等，“既然来城里读书了，他们就有权利接触更多知识”。
孩子们的优点也同样突出。据四二班班主任彭赛群介绍，因家长很难分出时间和精力照管，使得这些农民工子弟的独立性与动手能力普遍要比城里孩子强得多。“我们的学生，分散住在高桥、四方坪、宝南街等地方，绝大多数是自己坐公交车上下学。有时，在刮风下雨的天气里看着他们弱小却坚强的背影，我们当老师的都会感到心疼。”
更心疼的莫过于看着班里的学生来了又去。“很多孩子因为父母到处打短工，而不得不随之四处辗转。”在王苏红的班上，来来回回三四次的学生不在少数，“有时开学几天了，有孩子一直没来报到。我们打电话过去，才知道是又随家长去了别的地方，或者回了老家。我们能理解农民工兄弟生存不易，但特别担心有孩子因此被耽误学业。”
至于那些相对“稳定”的孩子，在老师们看来，也远谈不上真正融入城市同龄人的生活。前不久，王苏红去菜市场买菜，远远地看见前面守摊的是自己班上的一个女生。“她一看见我就立马把头低下，似乎害怕我看到她。”王苏红于是快步走过了这个菜摊，因为不想加剧孩子的自卑心理，“作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往往得特别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
群像：他们比城里孩子更渴望鼓励
12月9日晚7时，长沙市树木岭学校每周五例行的“亲子共读”经典大讲堂准点开始，记者留意到，尽管讲课很精彩，台下的家长们却似乎不太买账，很多人明显走神了。
“亲子共读”经典创始人、台北市经典文化教育协会理事长、亲子教育专家洪淑慧告诉记者，此前，类似活动多设在图书馆、社区等公共场所，来听课的学生也以城市孩子为主，但一次偶然机会让她发现，农民工子弟更欠缺与家长的沟通和交流，“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关注这些孩子心理状况的变化，还要组织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来进行正确引导，调整他们对社会、对家庭的种种不满情绪”。选择树木岭学校作为长沙地区第一所、也是目前唯一一所开设此课堂的小学，是因为该校近1400名在校生中，来自湖南各市州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占到了90%以上。
活动志愿者王承雄是一名幼师，在与树木岭学校的农民工子弟接触的近两年时间里，他深深感受到了学生们与城市孩子的不同：“他们更顺从和听话，会默默做好老师或父母交待的事情，不加反驳。同时，他们学习起来更努力更勤奋，常常会尽力做好每件事来博取关注，因为他们更渴望夸奖和鼓励。”
可惜家长们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与重视。
株洲攸县人蔡佳来长沙打工近10年了，一儿一女都在树木岭学校上学。“亲子共读”活动开办以来，不管寒冬酷暑，8岁的儿子从不缺席，但每到周五，“谁去陪孩子上课”都会成为夫妻俩相互推诿的难题。其实，蔡佳心里清楚，儿子并非对上课的内容有多大兴趣，而是希望借此机会和父母好好聊聊，“可家里生活压力大啊，希望孩子能多专注于课堂学习，莫要求太多……”
来自益阳市安化县的周光辉有着同样想法。第一次陪同女儿来上课的他有些坐立不安，不时走出教室透气、抽烟。自2001年踏上长沙这片土地，周光辉没有一天在12点前睡过觉。在他的观念里，女儿和自己分工明确：“我的责任是赚钱，她只要好好读书就可以了。”
历时两个小时的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何万兵边清点签到本，边无奈地摇头：“刚开课时还有60多对学员，到现在只剩十几对了……”据何万兵介绍，“亲子共读”经典大讲堂是纯公益组织，无需任何费用，唯一的要求就是家长必须与孩子一起参加，“与其他开课点场场爆满的情形相比，这边显得特别冷清。”
调查：孩子们因何难有安定感？
1.居无定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近所做的有关调查显示，对于拖家带口的农民工而言，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居民楼地下室、经营场所是其选择租房的主要居住地。在农民工自租的住房中，有80%以上是临建房或简易房，这些房子位置偏远、建筑密度大、安全隐患高，且缺少阳光、通风、集中取暖、独立卫生间等条件，实难满足孩子们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而事实上，安居才能乐业，不管是成人的事业，还是孩子们的学业。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为城市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困难。对于在城市里生活多年、并有意愿继续生活下去的农民工而言，由于其收入较低、工作流动性较强，要想有一个温暖的家，仅靠自身力量显然不够，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通力支持。
2.入学（托）难
2010年，湖南共有30.9万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以省会长沙为例，作为全省进城务工人员最集中的城市，2010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共接收农民工子弟入学72981人，占在校学生的30.4%。
但问题仍然突出。首先是城区学位不足——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向城镇快速集中，大量流动人口子女进城就学，加上“教育移民”等因素，城区学校压力越来越大，配套建设普遍跟不上城市发展形势。同时，流动人口子女“入托难”、“入托贵”问题也比较明显——2010年，我省公办幼儿园只有848所，仅占幼儿园总数的10.8%，而民办幼儿园由于收费偏高，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弟所无法企及的。
对于农民工子弟的入学（托）难问题，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分析认为，当前，农民工普遍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对于这一社会心态应高度重视，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教育投入、重视教育公平，让农民工子女不仅“有学上”，还能“上好学”。
3.处于“失管”状态
根据劳务输入大省广东省团省委的一项调研，农民工子女中，69.6%的人“常常按自己的主意办事”，甚至有43.1％的人“常常有一些坏的想法”。在这种“失管”状态下，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困扰、负面情绪和压力普遍较城市同龄人更为明显，有71.1%的人认为自己“不高兴”，61.9%的人表示自己“容易哭喊”，33.3%的人“易于泄气”。
教育界人士解新正提醒说，父母的角色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全社会必须正视和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情感荒芜”问题，创造各种条件，让农民工家长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与孩子交流。
尝试：“街舞课堂”舞动奇迹
每周跳上一场舞，孩子就能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说起来你可能不会相信，但由“孟妈妈”创办的全省首个农民工子弟周末街舞课堂就具有这样的魔力。
被孩子们亲切地唤作“孟妈妈”的孟繁英，有一副热心肠，先后担任过义工、雨花区“人民陪审员”、社区“义务调解员”，是“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全国孝亲敬老之星”、“湖南省十大慈善公益人物”。
“街舞课堂”由孟繁英于2009年创办，主要从平等心理和平等行为入手，为农民工子弟补习功课、辅导心理、丰富文娱生活，从而达到疏导其心理的目的，帮助他们更从容地融入城市社会。
老师一转背就捣蛋，撕下课本折纸飞机；周末要么把自己关在家谁也不理，要么学“古惑仔”出去瞎混……2009年初，小旺刚从岳阳农村转入长沙某小学时，没少让班主任伤透脑筋。但短短几个月后，小旺改变了。其家长告诉记者，原本他们也不相信，周末跳个舞就能让孩子改变这么大，但小旺现在一放假就在家看书、练舞，成绩也进步不少，还被选为班干部。
据了解，迄今，孟繁英及其工作人员共义务辅助进城务工人员子弟1000余人次，足迹遍及邵阳、怀化、吉首、郴州等地。
在孟繁英看来，“街舞课堂”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于为那些父母忙于打工养家的农民工子弟消除自卑、自闭心理，“客观环境很难一下子有大的改善，但心理感受是可以改变的，只有全社会共同营造出一种‘大家庭式’的温暖，才能带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以真正的安定感”。
链接：惠民政策知多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法律服务和治安管理等工作纳入当地公共服务范围统筹安排，并将相应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流动人口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指导和督促中小学校做好流动人口义务教育工作，保障流动人口享有与常住人口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流动人口中开展妇女儿童健康教育和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向流动人口提供与常住人口同等待遇的预防接种和传染病防治服务，并对流动人口集中的公共场所定期开展卫生监督检查。
流动人口户口所在地基层组织应当维护流动人口在户口所在地的合法权益，对户口所在地的未成年子女给予必要的照顾。
——《湖南省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规定》
已取得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其子女可享受儿童计划内免疫疫苗免费接种；在本市居住1年以上且有固定职业者，可为其子女申请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由居住地的区、县（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安排就读。
——《长沙市流动人口居住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心安处，便是家
每到年末，有关“家”的话题总能分外精准地击中我们柔软的内心。
在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的个案中，很多孩子还没有形成关于“家”的准确认知。这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年纪尚幼，更多人则是因为所处生存环境与想象中温馨安定的“家园”相去实在太远，所以，无法相信也不愿承认这就是自己的“家”。
近些年，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帮助农民工在社保、医疗等方面加快与城镇普通市民接轨，加快其“市民化”的进程，然而，庞大的基数压力下，包括为广大农民工解决最基本的居住问题，都有些收效甚微。更遑论打破城乡壁垒，让农民工兄弟以及他们的子女真正被所在城市接纳。
“公平”二字，润无声，重千钧。在“两型社会”的美好愿景里，无论有无当地户籍，无论身处城市中心还是郊区农村，在教育卫生、社保统筹、保障房建设等方方面面，百姓物质精神和自身发展的需求都应该获得同等的尊重与空间。“同一个城市，同一种待遇”，希望在类似我们报道的这些小主人公身上能够得到更多更好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