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上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
应该说，一审判决结果符合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预期，在门户网站的调查中，绝大多数投票者认为药家鑫应该被判处死刑。判决结果在一定层面上符合人心，也在现在法律框架内实现了公平正义，但并不能与民意的胜利划上等号，也不宜用“大快人心”之类的词语来形容。毕竟是两条生命的陨落，药家鑫和被他杀死的张妙。无论如何，生命的被剥夺都应该是沉重的。
从刑事个案角度，我们看不到药案的一丝复杂性，事实清晰可辨，证据链完整，有法可依。即便如此，公众对此案审判的关注远远超出一般刑事案件。不可否认，杀人动机、手段凶残性、药的人格特性等都是吸引公众注目的戏剧化元素，但理性地看，这些不足以形成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回顾整个审判始末，不难发现，对药家鑫个人命运的审判已然是一个平台，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在此之上对法律制度与司法独立的思索。
药家鑫案的核心是关于现有死刑存废问题的讨论。就个案而言，不存在对药家鑫个人的死刑废除，毫无以此为基点的探讨空间。但这并不是说死刑存废问题不值得讨论。客观来说，死刑制度是对刑罚传统、刑罚观念、刑罚体系等问题通盘考量后确立，死刑存废直接涉及刑法体系的整体变化。在人道主义视角下重新审问死刑刑罚功能是否必要，废除死刑的时机是否已到，都不应随着判决的尘埃落定而告一段落。
就药家鑫案而产生的各方争议，成为判决之后的讨论焦点，例如辩护律师的“激情杀人论”，犯罪心理专家李玫瑾的“弹钢琴分析”，一些媒体为药家鑫的“开脱嫌疑”，北大教授孔庆东的“杀人面相说”。可见药家鑫案已经挣脱了刑事案件的单一性质，成为“药家鑫事件”。需要明确的是，辩护律师因其职责使然，不应承受过度的指责。而社会的讨论，无论是觉得药家鑫该死，还是不该死，如果背后没有特殊利益的支配，都应当被视为言论自由的部分，言者无罪，当然有的言论是否适当、理性，仍然需要充分辨析。可怕的并不是社会就一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论辩，而是试图对正常讨论进行过分抑制。法官当然要有自己的独立性，但这并不表示案件只能由法官审判，而社会不能加以议论。
一些人对舆论的介入过深表示担忧，认为民意可能损害司法的独立性。诚然，司法审判不能被民意所左右，特别要防范被不理性的“暴力民意”影响。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民意共识基础上的法律并不能全然不顾民意。从近年一些轰动全国的案件来看，民意在特定的个案审判中起到了守卫正义的作用。在司法尚未完全独立的现状下，民意时常会扮演制衡的角色，将其他权力的可能影响力阻挡于司法审判之外。中国司法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受到过多的民意干扰，而是不能从其他权力干扰中脱身。民意反而时常被两面运用，让人不知真正的民意在哪里，例如在邱兴华、马加爵等案中，“民愤极大”被作为从快从速判决的理由，而在杭州飙车、李启铭校园撞人等案中，却出现对民意影响司法的担忧，药家鑫案件中，甚至出现法院发放500份问卷，选择性了解民意的奇怪现象。
药家鑫案虽然有了一审判决，对中国司法现况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