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傍晚，我躺在床上陪儿子玩耍，有报纸编辑打电话来说：“金庸去世了，写个稿子吧。”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哪里来的消息？听对方说是微博上传出的信息，我马上提醒他，先核实消息是否准确再说。过一会儿，当我登录微博浏览时，这事情已经被人辟谣了。
没想到，由金庸“被去世”引发的震荡效应并未就此停歇。一是，由于《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的编辑误转这个消息，该刊一名副总编辑和负直接责任的编辑双双主动辞职。二是，就微博信息传播的真实性等问题，有人建议对微博内容进行把关、监管，还有人认为微博应当实行后台实名制，这样才会树立用户文责自负的意识。
微博是一种新媒体，具有很强的“自媒体”特征，同时又具备公共传播的能力。只要注册个用户，任何人都可以在微博上传递消息、表达观点，而当一条微博被关注和转发的数量多了，其传播效应丝毫不亚于传统媒体。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当你的粉丝超过一百，你就是本内刊；超过一千，你就是个布告栏；超过一万，你就是一本杂志；超过十万，你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一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千万，你就是电视台；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了。
不难想见，当金庸“去世”的消息在微博上被疯狂转发，必然产生巨大的传播效应和社会影响。即便如此，我仍然不认同微博需要把关、监管或者实行实名制的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既夸大了信息自由传播的负面作用，又忽视了微博强大的自净功能。
信息的公开、自由传播，是追求真相的一个前提。信息传播遭遇干涉的力量越大，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越容易受到伤害。同样道理，信息传播越通畅，各种不实信息的存活空间也就越小。金庸“去世”的消息传开不到半小时，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就在微博上辟谣，以强有力的证据指出这是一则假消息。从这个角度看，金庸“被去世”事件反倒证明了信息自由传播的重要性。
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谣言也是信息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一个人人可以发言的信息时代，一般人并不能保证自身言论的客观真实性，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核实信息真伪的资源和能力。比如说，看到金庸“去世”的消息，大多数人不会拿起电话打给金庸本人或他的亲戚朋友去验证信息的真伪。可想而知，如果要求人们必须做到这一点才可以转发、传播消息，那肯定没有多少人敢在微博上说话了。过分强调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潜意识里其实都是在呼吁对信息传播加强把关，而这本不该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现代公民意识。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等于认为普通用户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我想强调的是，公众人物和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公共机构在这问题上，负有比一般人更大的责任。
公众人物在微博上发言应当更加谨慎，这是因为，公众人物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远远大于普通用户。例如，被称作“微博女王”的姚晨发布或转发一条微博，意味着这条微博至少可能被400万人看到。新闻机构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发言同样应当保持严谨态度，这又在于，媒体是信息发布和传播的专门机构，必须具备专业精神。在金庸“被去世”事件中，《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编辑在未经查证前提下，就以“即时新闻”为标签发布那条消息，这无疑就是一种不专业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