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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金华
正月初四深夜，我从防疫指挥部回屋，弟弟打来电话哽咽说：父亲死了。我忙问：你摇一摇，是不是晕过去了?得到确切答复后，我一时天眩地转。之后，父亲的一幕幕浮现在了眼前。
打有记忆起，父亲就带我干农活。小时候很反感，大了才知十分珍贵。没上学前，他就教我扯秧插田，从胯下插一行到插两三行，最后村里最能干的妇女也被我落在了后头。犁耙水响，他样样都要我学会。我愿意干他就笑着夸，若稍偷懒就得挨骂挨打。为了让我干好活，他可谓煞费苦心，农具都是一套一套：锄头有重有轻，挑箕有高有矮，水桶有大有小，可谓五花八门。
他的规矩又多：清早要看牛杀草，放学后要出工，挑猪屎牛粪时还要当记工员。一担牛屎六箢箕，我记账不清，汗水比挑担子还多。太阳西下了，还得回家干自留地的活：挑马桶、插秧子、锄地……没完没了。当然，所有的活总有他作伴，我无法偷懒调皮。记得十来岁时的一年，他吸取前几年沒柴过冬、一家人冷得发瑟的教训，夏天就开始做准备，带我在后山里挖树蔸，晒干后贮存。
等冬天下雪的晚上，村里人都睡了，他带我去山里，一担一担地挑回家。因为那时上面有精神，要封山育林，他是大队书记，不想让人瞎猜，于是雪夜就是父子俩最好的时机了。我俩借着雪光和经验，他大担我小担，一前一后，沿乡间山路一步一步往前挪。摔了不吱声，爬起来继续走。实在挑不动了，他就挑到前面放下，回来帮我挑。他担心我怕鬼，总在我模摸糊糊看到他背影的地方停住，像蚂蚁搬家似的。
我俩就这样挑了一个冬天。前几年搬家，还有些蔸蔸柴火没烧完，我说丢了算了。他和母亲笑着说，等他们百年后，用这柴火煮饭给乡亲们吃。然而，父亲这一愿望落空了。他在这个举国防疫的非常时期离世，我们不能开火，也不能让乡亲们上门了。
我和父亲一样，是家里的大崽。他总教育我：长子要有长子样，干活就是第一宗，能干十分不留一分。那时候家里五口人，除了年幼的弟弟在家煮饭外，我们其余四个猛挣工分，工分总是大队里数一数二的。但即便这么卖力，也总是吃不饱。有一年，为了还上年借的粮，刚秋收不久，家里居然没粮了，全家只得饿肚子。那一年，他带队去县里修水库，工分挣得特多。生产队决算时，一个工只分得五分钱。决算完，他和生产队几个干部都痛哭流涕。为了生计，家里把红薯、南瓜、萝卜、荞麦甚至野菜等能吃的都吃遍了，有些现在我见着就反胃。油盐坛子煮了又煮，一夜起来，铁锅里是一层锈……好在第二年春天，国家拨了返销粮，才算支撑下来。
日子这么艰难，父母总是乐观，也总那么乐善好施。有一年夏天，我放学回家，见屋檐下有个老年女聋哑人，就逗她。父亲见了，拿着一根粗掍子追着我打，说，当年他带着村里民兵修娄邵铁路，就住她家，那女子待他们像亲人。老人家在我家住了半个月，临走时，父亲把家里唯一的一坛猪油送了她。老人哭得像个泪人，可惜以后再也没见过她了。
虽然家境不好，父亲还是拼命送我读书。他说，他吃过读书少的苦，所以一定要读书。有一年，母亲叫一个盲人给我算命，盲人说我长大了不会为父亲送终。父亲笑着说：那肯定是读书出去了。那时学费虽然不贵，但对一个农村家庭而言，经济压力也很大，父亲从未抱怨、退缩过。我每考得好一点，他都使劲地夸，弄得我好难为情。我得的奖状，都被他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而今，父亲没了，所有的一切成为黑白电影般的沉痛记忆。我匆匆赶回老家送别父亲。疫情之下，路过的城市乡村荒如沙漠，人烟稀少。路过当年乾隆爷下江南跑了马儿的小镇——走马街时，我想象着当年的热闹和大疫之前的繁华，又联想父亲平凡的一生，悲伤像河水一般绵绵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