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云
认识安妮时，我在教会做义工教新移民英文，她是我班上的学生，高挑的个头，秀丽的外表，气质与众不同。记得我问她：“你是不是模特儿?”她闲闲一笑，回答：“那是我在上海时的本行!”
慢慢我们熟了，她请大伙儿去她家玩。她家很大，还有个专门的电影小剧场，她的父母也在美国为她照看一双儿女。我们看到她家里以及她自身的优越条件，又从不见她丈夫——她说她老公在中国做生意——大家背后猜测她有可能是被哪个大款包养在美国的“二奶”。
我第一次见到安妮的丈夫是在一家中国超市门口，她为我们介绍：“这是我丈夫，这是我教会的英文老师……”话还没说完，男人脸一沉，对我不客气地说:“我们安妮以后哪里都不去了，她不用学英文!”说完，他拉着一脸尴尬的安妮就走了，我一口气堵在那里，好半天反应不过来怎么回事儿。
后来我知道，这个男人并不是个怪胎，而是个事业很成功的男人。安妮也不是他的“二奶”，而是他明媒正娶的太太。他可能是最早一批来美留学的留学生，学成就回国做生意，利用曾经的国内关系网，成为一名成功的“海归”。生意做大后，他在上海认识了当模特儿的安妮。安妮二十出头就嫁他为妻，为他生儿育女，又带着一对儿女来美国。他仍在国内做生意，时常来美探望妻儿。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个好丈夫，家里的一切费用都是他一人承担，包括安妮的父母亲在美国的花费。他疼爱比他年轻十六岁的太太，真可谓“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但他不喜欢她美丽的妻子抛头露面，不喜欢他“圈养”在家的女人去外面读书交友，他觉得他的女人就应该像他母亲那样，没事做时就在家里打打麻将，多生几个孩子，如此而已。
但安妮来美国后，却让他特别担心。初次见面时，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胡闹。记得有一次，我和他们夫妻熟了以后，一天晚上，我正和几个朋友在外用餐，他拨通我的手机，十万分紧急地让我立刻赶到他家去，说担心安妮出事，因为打她的手机没人接，他快发疯了，觉得老婆要跟别的男人跑了。
我便开车往他家赶。到了那里，安妮正好刚回来，我告诉她她丈夫急得快发疯了，安妮却不在乎地说：“别理他，他发神经病呢!”原来，她只是出去跳舞了。她丈夫人在中国，得知妻子出外找乐子，就胡思乱想。我劝安妮，这样会影响夫妻感情。但她说，如果在美国还像在中国一样生活，有什么意思?这样的事情越来越频繁，到最后我也懒得管他们的事了。
后来，我又回到学校读我的企管硕士。安妮却忙着恋爱，她给我来电，询问有关离婚夫妻资产如何分配、或是再结婚如何处理上次婚姻中的资产等等。那时她仍在第一次婚姻中，我对她说，这样做是很不道德的，如果是在中国，她就会被骂成是潘金莲。但她说，这是在美国，离婚很正常，人与人之间也互相尊重，只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时不影响他人就行。我不知道怎么说，感觉她还是高估了美国的个性自由。
后来，她离婚了，两个孩子，女儿判给了她，儿子由前夫带回上海。
她获得了自由!从她嘴里，我得知她现在爱着的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美籍华人，斯坦福大学博士，在一家规模很大的电脑公司任职。她与前夫离婚不久，就怀上了这个博士的孩子，但博士一直没有结婚的打算。她一开始也不太着急，认为这在美国也很正常，直到她肚子大到像个圆球，这才有点着急了，开始逼婚。他们终于结婚了。安妮又生了个儿子，我去看望她时，她长发披肩躺在床上，刚出生的婴孩睡在身旁，阳光暖暖地照着，那情景一直留存在我脑海中。岁月似乎并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太重的痕迹，她依然那么出众!
可后来，安妮又离婚了。原来，在和博士恋爱时，判给安妮的女儿便被送回了上海。如今，女儿想念母亲，安妮便决定回去看望女儿。临上飞机前，博士对她说，最好放弃这趟上海之行，否则就不必再回来了。安妮还是走了，她以为等她回来时，这个男人的气应该消了。
安妮带着女儿从上海回到美国，没想到，博士的话是当真的。他让她们母女搬出去。“我记得美国人都当孩子是上帝的礼物，他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女儿呢?”安妮问。我也无法回答。我自认为，要改变一个中国男人根深蒂固的想法，起码得在美国生活三代以上吧。
第二次离了婚的安妮好几年都没恢复元气。即使她仍是个美丽动人的女子，即使她的追求者可能从没间断过……她还是尝到过分追求自由带来的苦果，她生在中国，并不十分适合美国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