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许佩云记录：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李旦 摄影：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吴小兵
许佩云，出生于1926年1月，抗战经历：1942年，江苏铜城妇女生产合作社；1945年1月，进入新四军二师特务团。
爽朗的笑声、飞快的步伐、洪亮的嗓音……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怎么也看不出眼前的这个老人家快90岁了。她刚一进院子，身后便跟了七八只猫，大的小的都有，老人家还时不时跟它们逗乐一下。一讲到抗战期间的那些事，老人家不停歇地讲了两个小时左右，时而叹气，时而哈哈大笑。而说起现在的生活，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个老兵，不能给国家添麻烦。跟战争年代的战火纷飞相比，许佩云说自己现在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天堂。
为抗战士兵织毛巾时，在地上铺层稻草就是床
“妇救会”是“妇女救国会”的简称。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全国各地的妇女纷纷组织成立妇救会。妇女救国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妇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照顾伤病员，并以隐蔽的身份参加各种爱国活动。
我叫许佩云，1926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天长县(199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编者注)汊涧镇的汊北。1938年，我父亲过世时我才12岁，家中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家庭很贫困，经常吃不饱。因为是女人，母亲怕被人说三道四，只好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或者是晚上才下地干活。
那时，老家经常有土匪和军队到乡下来骚扰，女孩子很容易被抓去强奸。我只好去躲灾。1939年，我到了江苏桐城乡下舅妈家。舅妈的母亲开了家小餐馆，当时很多民主人士在那聚会。那个餐馆其实就是一个隐蔽的地下聚会地点，我就在里面帮忙洗碗搞卫生。
不久，舅妈家那边也有了新四军，舅妈的身份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在她的影响下，1942年，我也加入了妇救会，主要是在一个工厂里面生产毛巾、袜子等纺织品，供前方的战士用。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去，得会纺织才行，因我以前在家就学过，所以很顺利就进去了。
工厂里只有一个男领导和会计年纪稍微大点，结了婚，其他十几个人全是一二十岁的女孩子，都还没嫁人。工厂的条件很苦，没有任何工钱，就管一天三顿。晚上睡觉都是在地上临时铺一层稻草，然后加块床单就睡了。到1943年，我们也会去部队搞慰问演出，扭点秧歌啥的。我也不太会，就跟着扭，多少是个意思。也就是在那一年，工厂就解散了。
经常给“特务”发津贴
新四军第二师是抗日战争时期开辟和坚持淮南(先称皖东)地区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它是由抗战之初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等部发展起来的。有数据显示，抗战中，第二师歼敌30000人(含伪军)，其主要指挥员罗炳辉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的原型。
许佩云所在的工厂解散时，新四军第二师特务团正好驻扎在她的老家。不过，与后来电影电视中，广泛认知的特务在情感认知上有所不同，在抗战时候，新四军的特务营和特务团，是指在军队中担任警卫、通讯、运输侦察、渗透、别动等特殊勤务的部队，有别于常规战斗部队。常见名称还有特务连、特务队等。
工厂解散后，我又没地方去了，只好回到安徽汊北老家。家里还是很苦，一年到头也穿不上新衣服。于是，我就想去当兵，为母亲减轻点负担。
那个时候，新四军二师就在我们家那一带活动，我们村里的很多田地都用来给他们当操场训练了。而二师特务团的团部就设在我们家，团长饶守坤带着老婆孩子也住在我们家。我以前听过“朱毛闹革命”的故事，知道他们是救苦救难的。
1945年1月，我终于参加了新四军淮南军区特务团。当时，团里女兵特别少，他们一看我一个小姑娘过来当兵，就觉得很难得。他们问我当兵干什么呢，我就说随便干什么。他们看我识字，就让我当出纳。我就说，我的妈呀，我可不会，别把对的钱弄错了。他们就鼓励我说，还有会计呢，再说团部也没有多少钱。我现在都清楚地记得，我就负责给大家发津贴费。当时的津贴是每个月两毛钱一个人，女性还有额外的5分钱卫生费。
在进入部队几个月后，团长饶守坤便将我介绍给了我们当时的政委童浩生。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政委找我谈话，问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为什么要当兵等等。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要我跟他结婚。当时，我啥也不懂，我就知道政委姓童，其余的一概不知，也不敢问。直到后来，我们打结婚报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叫童浩生，知道他是湖南浏阳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单纯的，完全没有所谓的恋爱过程，组织同意了后，就直接结婚了。既没什么仪式，也没有任何的定情信物。
结婚后，我们虽然在一个团，但也没生活在一起，他在前方打仗，我在后方支援，隔得有好几十公里。没有战事时，童浩生会叫他的警卫员骑马来接我过去，然后又送我回来。
我跟你说，在根据地和日本鬼子斗的部队条件很艰苦。我们现在在电视里面看到中国军人和日本人打起来，子弹是不停地打，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哪有那么多的子弹给你打?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们每个士兵就只有三发子弹。三发是什么概念呢?两发是用来在战斗中用的，还得留一发替自己保命用。那个时候，为了迷惑敌人，也为了增强老百姓的安全感，我们就用高粱杆子冒充子弹装在身上，看上去好像子弹很充足。
如今的许佩云，养花、养猫、跳舞、唱歌……已经成为她生命的新常态。
亲眼目睹日军丧心病狂的杀人恶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虽然已经宣布投降，但那时的日本部队仍然在顽抗，还在乡下进行扫荡，南京那个时候也很混乱。那时，许佩云所在的特务团也就转移到南京外围打游击。
我见过真正的日本鬼子来乡下扫荡的样子，他们真的是没有人性，看到女的就强奸，有的用刺刀刺在孩子胸口，然后举起尸体扛在肩上。老百姓每天都是东躲西藏，为了随时能逃命，大家就把大米炒熟，磨成粉子，用布袋装着，每个人分一袋，逃命时，拿着袋子就跑。因为日本鬼子一来就搞“三光”，所以老百姓吃完饭后，就会用竹篓把自家的锅碗之类装起来，用绳子吊着藏到水里，打一个记号。这样，日本鬼子就找不到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依然有日本军队在抵抗，在乡下扫荡，南京那个时候也很混乱。因此，我们特务团也就转移到南京外围打游击。有一次战役，印象特别深刻。晚上，日本鬼子来扫荡，我们就和他们打。日本鬼子很狡猾，用抓来的老百姓在前面挡子弹。因此，那次战斗我们损失很惨重，虽然只持续了15分钟，但是我们却牺牲了三个战士，还有三个战士重伤。那次，我是在后方提供支援。后来，老百姓摸黑把伤员送到后方来。他们问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人，哪里不舒服，伤到哪里了，那个人也不说话，也没有任何动静。等到后方了，划了一根火柴，才发现那是个日本鬼子。还有一个伤员，根本就没问，直接送到照顾伤员的大庙来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那照顾，送伤员的老百姓走后，我才发现，我的妈呀，是个日本人。当时，我也不知道那个日本兵还能不能动，也不晓得他身上有没有枪，而且我们的伤员们也都动不了，于是，我大声求助，附近的战士第一时间赶到后，我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日本兵就交给师部处理了。
1945年9月，我们根据命令向东北转移。后来，我和丈夫先后到了哈东军分区、松江军分区、上饶军分区等。1955年复员，1965年随丈夫童浩生来到湖南东湖干休所。
我和丈夫这一生参加过无数场战役，也经历过很多困难。我总共生了6个孩子。他们中间有四个都曾在部队里面呆过。在教育孩子上，我一贯的宗旨就是：作为老党员、革命老兵的后代，你们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
记者手记
1994年，许佩云的丈夫童浩生去世。此后，她就慢慢强迫自己适应新的生活。这么多年下来，养花、养猫、跳舞、唱歌……已经成为她生命的新常态。她说：“虽然说老伴已经离开了，不过，我还是要过好自己剩下的每一天。”生命总是遇到很多的挫折，可是想到这些抗战老兵经历的苦难，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点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我们都应该像许佩云这样的抗战老兵学习，无论经历怎样的苦难，都要过好自己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