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金华生前睡觉的床。
2005年谭金华前往上海参加“慰安妇”对日诉讼索赔准备工作时的留影。(前一排右五)。
新闻进行时
【台湾】为了阿嬷最后的尊严
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联合相关团体14日在台北“日本交流协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日本对“慰安妇”问题仍旧“不承认，不道歉，不赔偿”的态度。
【菲律宾】受害者举行抗议活动
数十名菲律宾“慰安妇”及其家属14日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就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一事道歉，并对幸存者进行赔偿。
今天，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但她已悄然离去。
“再多钱，也无法弥补战争与羞辱的伤痛。”一天前，长沙望城，谭金华(化名)最小的儿子谭劲松(化名)回忆起母亲离世前的唠叨。
谭金华，湖南第一个站出来承认身份的“慰安妇”，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被公证的“慰安妇”。
很多人熟知她的故事，却不知她已然离去，在去年11月21日。
“母亲一生坎坷，过得不容易，去世时，很安详。”谭劲松眼眶红润，死前老人一直念叨着想收到来自上海的信，一直想见苏智良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一面，想要一个说法。
等待中离世
辞世那天，她一直念叨着上海的苏教授
最后3年，谭金华选择独自在望城小镇的老房子里度过。
老宅靠着内河边，一把摇椅，她总在对着荷塘的屋内，安坐其上，默默打发岁月。
腿肿、心窝疼痛，临终前的两个月，谭金华被二儿子接回照顾，可最终没能抵抗住岁月的召唤。病重时，儿媳们想给她买些东西，她总挑便宜的。
老人一生勤劳，不愿拖累家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伤心往事。
谭金华在益阳育有一子，后改嫁望城，谭劲松有六兄妹。
“苏教授找到我们前，我们都不知道母亲经历的事。”谭劲松回忆，父亲在分田到户那年去世，母亲靠着织布、做寿鞋、帮邻里做饭养活一家老小。
70多岁时，谭金华还在长沙打过零工，帮人家做饭菜，却始终没有告诉家人。“每次都是我接她回来。”谭劲松说，这二十年来，母亲一直跟着他生活，择菜、偶尔搞点饭菜。
不在竹椅的时间里，唐金华都在附近的院子转悠，打点小牌，喝点小酒，抽着土烟，“都是便宜的烟酒，一天一包烟，能喝一斤多酒。”
平日里，老人对过往没有怨言，但每说到侵华战争，泪痕总布满皱纹的脸颊。
“离世那天，老人很安详，没有痛苦。”谭劲松回忆，但老人一直念叨着能见一面上海的苏教授，能有封来信。
梦魇往事
死不瞑目的邻居，30余被侮辱的乡亲
在谭劲松和儿媳丁玲(化名)面前，谭金华极少提起往事。
即便六十余年已过，曾经痛苦的记忆却无法抹去。
谭金华，1928年1月生于益阳县侍郎乡(现益阳市欧江岔镇)姚家湾，因家庭贫困，小学毕业后便在家务农。
1944年6月9日黄昏，日军突袭，在当地驻扎了一个连的兵力，离谭金华家仅400米远。当晚，姚家湾上下20多户人家被俘，从12岁的少女到65岁的老妪全部被日军强奸或轮奸。
邻居周庆仪的两个女儿周喜珍(15岁)、周春莲(12岁)被8名鬼子轮奸。尚未发育的周春莲当场惨死在血泊之中，死时，双眼圆睁。
20余名受害女子中，谭金华家有3人，除了当时16岁的她，26岁的婶娘和65岁的祖母也未能逃过一劫。
1944年6月底，益阳县十三保与宁乡县朱良桥镇联合成立维持总会，负责将“花姑娘”送到日军的慰安所。日军也下乡抓妇女。不久，谭金华和婶娘(1984年病逝)、同学姚翠莲(1998年病逝)及姚白莲(1950年病逝)等共30多名女子被抓到朱良桥日军驻地充当“慰安妇”。
在慰安所里，谭金华遭到非人的折磨。鬼子毫无人性，把她们当作发泄兽欲的工具。每名“慰安妇”每天至少要接待七八名日军，多的一天则达十几名。谭金华一天最多被16个鬼子蹂躏，每当回忆起这段梦魇般的生活，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痛哭流涕起来。“慰安所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每天只有在晚饭后，才有几十分钟的活动时间。也很难睡个好觉，因为不论早晚，鬼子随时都可能来。”
被抓进慰安所半个月后，谭金华被放回家。
此后，她又多次被日军抓走，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
血泪控诉
勇敢的控诉者，未完成的遗愿
抗战胜利后，谭金华回到家里，与烂泥湖乡一男子结婚。但心灵已受重创，她特别怕被人歧视，怕有辱家人。
1954年，丈夫河中捞猪草时溺水身亡，家庭陷入困境。此后，谭金华经人介绍改嫁到望城县。
谭劲松回忆，谭金华和当地的4名年轻女子抗战时还救了一个日本人，他的后人还来长沙找过救命恩人。
“2001年，苏教授带着一个日本人来长沙找到我们。那个日本人感谢了我母亲，并答应在诉讼日本时出庭作证。”谭劲松说，但后来这个日本人并未出庭，母亲也因为二哥出车祸，没有去上海与联合国。
2001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与谭金华取得联系，希望她能勇敢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因个人和家人的隐私，她起初并不愿作证，但最后还是决定站出来揭露日寇罪行。
2001年2月19日，谭金华走进益阳赫山区公证处，对日军逼迫自己充当“慰安妇”的罪行予以公证，并请苏智良代表她向国际法庭起诉日军侵华的罪行，讨还公道与中华民族的尊严，赔偿她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失。
之后，谭金华和家人、苏智良一起搜集证据，为上诉国际法庭做准备。
“2005年，母亲和我去了上海。”谭劲松回忆。随后，在准备出庭参与国际法庭的日子里，谭金华一直期待。
诉讼后，谭金华一直牵挂，总是念叨：我只想要个说法。
众人之憾
没有久违的道歉，只有未竟的遗愿
从上海回到湖南，谭金华过回了以前的日子。
败诉后，老人没有太多话语，但总是在电视的画面、和家人谈及过往时，泪流满面。
今年8月，中韩与日本学者会聚于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亚洲“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国，中国与韩国学者联合向全世界宣告，首次联合把“慰安妇”文献与调查资料共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反思历史、抢救历史，体现人类的良知。
而谭金华已然离去，没有久违的道歉，只有未竟的遗愿。
8月13日，记者数次联系苏智良，他还在韩国参加相关“慰安妇”会议，行程匆忙，暂未发声。
黑色数字
中国是“慰安妇”制度
最大受害国
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1938年底，日军第11军南犯岳阳，盘踞县境达7年之久，全县被奸致死的妇女达5000人以上。
1943年10月，日军第4师团占领华容县后，在各地遍设据点，“关押着不少青少年妇女，供其淫乐”。
1944年5月，日军第68师团占领株洲，在朱亭镇与维持会合作，设立了一个慰安所，抓得十多名当地妇女供其淫乐。
1945年1月16日，日军第11独立第88旅团侵入宜章，强迫县内每日送100担大米和10名姑娘充当“慰安妇”。
——摘自苏智良教授《滔天罪孽》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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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档案馆首度公布
日寇细菌战原始档案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多地施放细菌武器，至今流毒未除。浙江是当时受害最为严重的省份，浙江省档案馆在抗战胜利69周年前夕，首次全文公布了一批相关档案。这批档案共有13份，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反映日军利用飞机撒播细菌和浙江多地大量爆发鼠疫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