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坝州灾后重建的启示
对话中共阿坝州委书记侍俊
从映秀到三江，从鱼子溪到东河口，一幢幢新住房拔地而起、一条条新道路蜿蜒绵长、一所所新学校岿然屹立、一个个新城镇焕发生机……昔日山河破碎的震中地震灾区，如今都已涅槃重生，创造了人类战胜特大自然灾害、重建美好新家园的奇迹。
记者：作为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汶川、理县、茂县等阿坝州的经济重镇受到严重打击，对于阿坝州来说，三年的特大地震可以说是“伤筋动骨”。请问阿坝州是如何启动艰巨的灾后重建工作的？
侍俊：灾后重建时间紧、任务重、战线长，只有在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前提下，快捷反应，果断决策，才能赢得主动、赢得战机、赢得民心。对此，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迅即安排布置全州灾后重建的重大工作，努力实现政策性、现实性和操作性的有机统一，为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按照“遵循规划、科学设防、完善功能、体现特色”原则，切实加快城乡住房重建步伐，尤其注重把原居住分散的群众搬迁至乡镇、无地质灾害隐患的地方进行集中安置，保障了居住安全，提高了生活质量。实施“腾笼换鸟”战略，大手笔调整城镇布局和功能，腾出州内最安全、交通便捷的土地新建学校、医院和住房，让灾区群众过上了安心安定的生活。
灾后重建是整体性、全方位的，必须统筹兼顾、重点突破、联动推进。在如今的阿坝大地，按照组团式和生态文化城市理念建设的以映秀镇、水磨镇、川主寺镇以及茂县羌城为代表的一座座特色鲜明、魅力四射的城镇、村庄如山花般点缀在秀美的青山绿水间，成为一道道赏心悦目的靓丽风景。
记者：面对受灾群众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和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迫切要求，阿坝州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
侍俊：加快推动灾后恢复重建，灾区人民群众是主体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组合式”地适时出台安民、惠民、富民等政策措施，充分依靠和引导灾区人民群策群力，不等不靠，自立自强，用勤劳的双手和无穷的智慧，踊跃投身灾后重建的各个领域，汇聚起了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的澎湃动力。
在认真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城乡住房重建政策的同时，出台支持帮助政策，采取多种保障措施，确保每户受灾群众都能建得起房、住得上房。如建立起农民建房贷款基金，委托金融机构向每户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组织抢运和储备农房建设所需的建材，避开了农房重建建材价格高峰；对大宗建材运输采取补贴运费等方式，降低了农民建房成本；采取政府行政手段和资源配置调控手段，严格控制州内生产建材的价格和供给；成立专门领导机构，抽派干部驻村帮助，切实抓好规划设计、技术指导、建材保障和监督检查等工作等。
在城镇住房重建方面，制定税费减免、信贷扶持、土地划拨等政策，加快建设安居住房、廉租住房、原址重建住房和乡镇居民自建住房等。目前，全州灾区14万户、50多万群众全部喜迁新居，过上了崭新的生活。
记者：三年重建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您觉得还存在哪些不足和挑战？
侍俊：在奋力夺取灾后重建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了重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特色产业发展任重道远。新型工业、特色效益农业和现代畜牧业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现代服务业领域只有旅游业单兵突击，文化产业偏小偏弱，在三次产业中还没有大公司、大企业作为“领航旗舰”，发展不足仍然是我州最大的问题。二是软实力亟待提升。公共管理和服务能力急需加强，教师、医生等各类专业人才十分缺乏，劳动者素质普遍还不高。三是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各地发展条件差异较大，尤其是城乡、区域发展仍不平衡。四是群众增收和扶贫攻坚任务繁重。群众财富积累慢，城乡居民收入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地震造成贫困人口增加、贫困程度加深，部分低收入和因灾致贫返贫群众的生活还比较困难。
震中涅槃
汶川重建奇迹见闻
“5·12”特大地震给震中汶川县带来毁灭性打击，全县因灾死亡15941人，失踪7595人，受伤34584人；交通中断；基础设施全部瘫痪……直接经济损失达643亿元。
但汶川人选择了坚强，恢复重建进展迅速。
飞速重建，让汶川全面恢复
2008年8月7日，广东省对口支援汶川县恢复重建工作组进驻汶川开展对口支援工作。2009年5月11日都江堰至汶川县映秀镇高速公路正式通车。12月3日，广东省援建汶川县十大民生工程交付使用仪式隆重举行。2010年10月10日，广东省对支援汶川县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全面完成庆祝大会在映秀镇举行，标志着广东援建任务全面完成。12月，汶川县三江生态旅游景区通过国家旅游局专家组的评审，成为震区第一个4A级景区。
截至2010年底，汶川纳入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已累计完工455个，完工率为90.8%；累计完成投资210亿元，完成率94.7%，受灾群众全部搬入新居。经济强劲恢复，2010年全县G DP增长34.3%，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9%。
重建中，汶川加快推进住房重建和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把住房重建与产业转型相结合。加快建设藏羌生态文化走廊，为发展文化旅游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寻求“一三互动”：“一”即着力建设“高产、高质、高效”农业“三”即着力打造“精品景观、精美村寨、精致农庄”旅游业。
平地而起的“藏家风情园”
记者在重灾区汶川县三江乡见到朱晓红时，他正忙着给自己的新房子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在他流着汗水的黑红脸上透着一种“满足”：新房子坐落在当地倾力打造的“藏家风情园”内，是一栋两层藏式小楼，白泥外墙、青石做坎，房前屋后青草依依，楼上楼下瓷砖铺面。
朱晓红对记者说，新房实际上在两年前就竣工了，2010年春节前就入住了。“这两年不断地添置新家具、新家电，新房子也越来越像个家了。”
朱晓红的满足感弥漫在整个“藏家风情园”之中，居住在这里的30多户受灾群众，也都经历了朱晓红式的从“新房”到“新家”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实现了“家”的重生，更是“希望”的重生“居住条件不仅比地震之前改善了很多，还可以利用新居空闲的房屋办起家庭旅馆、搞起藏家旅游。以后的生活会很不错！”朱晓红说。
“藏家风情园”是广东惠州援建的一个集“住房重建、旅游产业”于一体的灾后重建项目，这里将是三江旅游的一个重要景点和游客接待站，更是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长效保证。
“不仅仅是恢复，更是提升”
“没有一间完好无损的房子，没有一条完好无损的道路，没有一个完好无损的景区。”很多三江人都会用这三个“没有”来描述三江乡所遭受的沉重打击。据了解，当时全乡有20余人遇难，600多套住房被震毁、500多套住房被震损，道路全被震裂，景区全被破坏。但今天，三江乡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穿过大门，原来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已经被干净平整的柏油路取代了，江边被震损的房屋也被一条沿江狭长的绿化带取代了。傍山一侧的房屋都按照藏式民居的风格进行改建、扩建或重建，从入口处到三江乡场镇，沿途都布满设计考究的路灯。走在这里，仿佛置身于一个经过多年开发经营的景区，而不是刚刚完成灾后重建的小小村寨。
在村民李天顺家的厨房里，我们看到了从几千米外的标准化自来水厂里引入的自来水管。同今天城市里市民一样，李天顺只要打开开关，随时都能从水管中流出洁净的生活用水。
河坝村几公里外就是三江乡的场镇，由青石板铺成的步行街从中间穿过，修葺一新的小学、医院、商业配套等各种公共设施散布于道路两边。一条宽阔的四车道公路环绕着场镇中心区，清晰明了的交通标识，改变了这里地震之前的交通混乱状况。
住在步行街上的70多岁的杨秀华感慨地说：“以前常听老人们说松潘大地震时，到处是饿死人、冻死人的惨状，刚刚经历汶川地震后，我常常感到害怕，但没想到两三年之间，这里就建得比以前还好。”杨秀华的房子在地震中严重损毁，在国家补助下，不仅将房子进行维修加固，还修建了一间商铺。如今杨秀华将商铺租出去，虽然租金不高，但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
杨秀华家对面就是三江乡小学。地震时被完全震毁的校舍早已不见了踪影，如今矗立在校舍原址上的是一栋现代化的新校舍，不仅宽敞明亮、结实漂亮，而且教学设施配备齐全。用学生们的话来形容“以前上音乐课，是跟着老师干唱歌；现在上音乐课，不仅有专门的音乐教室，每个学生都有一架电子琴，还有钢琴伴奏。”
朱晓红感慨地说“三江乡的重建已经不仅仅是恢复，更是提升。”
历史上的汶川
汶川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州东南部，是领略九寨、黄龙、四姑娘山、大草原风光的快速通道。龙门山脉和邛崃山脉分别位于县域东北与西南部；岷江及其支流杂谷脑河、草坡河、寿江为境内主要河流。
全县幅员4084平方公里，距成都146公里，辖6镇7乡、118个行政村，震前全县总人口105436人(其中，农业人口67438人，羌族人口36705人)。汶川县是全国仅有的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是阿坝州的工业基地，有“大禹故里、熊猫家园、羌绣之乡”的美誉。
大禹故乡“三过汶川而不入”
大禹，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朝代夏王朝的开创者，“大禹治水”的故事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且闻名中外。史载大禹的故乡，就在汶川刳儿坪。如今在汶川依旧流传着许多与大禹有关的传说并留有遗迹。
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谢元鲁研究大禹多年，他表示，古书记载大禹的出生地很模糊。《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说“禹兴于西羌”，而现在的汶川无疑处于其中，而近邻的城市北川、都江堰和什邡同样宣称是大禹的故乡。“这并不矛盾，历史上的西羌是个大范围，四地都有涉及。”谢元鲁表示。
那么，大禹的具体出生地到底在西羌什么方位呢？谢元鲁查阅了众多史料，《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也说大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艺文类聚》卷11与《太平御览》卷82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也。”谯周《蜀本纪》说“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水经注》说：“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这么说来，石纽无疑是大禹的故乡，那么，昔日的石纽今日又在何方呢？
历史上的汶山石纽究竟在何处，今学术界尚有分歧。谢元鲁表示，众多文献记载都说大禹出生于石纽刳儿坪。绵池镇自汉至清都是古汶川县城之旧址，今镇南5公里处高店村新店组与羊店村相交的高山，就是石纽山。山岸壁立，镌刻之“石纽山”三个大字至今犹存。
作为大禹故里，刳儿坪曾建有供人凭吊的禹庙、洗儿池、禹穴、圣母祠、圣母塔、禹迹石纹等以及许多石刻。至今虽庙宇已无存，但经风雨剥蚀而存的石刻仍可说明当年的辉煌。
姜维城：蜀国大将在此练武
在今日汶川，除了治水的大禹外，另外一个历史名人的姓名也被广为传播，那就是历史上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姜维，汶川是其习兵练武所在地，至今还能看到古城墙如长龙盘旋而卧，人称姜维城。据《元和志》载：“蜀将姜维、马忠等征伐汶山羌夷，此其地也”。姜维征西，至汶川、理县一带，修城筑垒，习兵练武。
姜维城遗址是岷江上游一处极具代表性的重要遗址，位于汶川县威州镇的今汶川中学后山上。姜维城遗址包含了新石器、汉代和宋代等时期的遗存。
古城墙全用泥土夯筑，尽管经过2000多年，垛口却依然清晰。如今古城垣外还能见到古城坪上的点将台，高约7米、宽约4米，黄泥筑成。登上点将台，置身茫茫天地间，顿感人之渺小。姜维城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历史深度和厚度，让人痴迷，让人敬畏。
汶川羌人：中华远古历史部落
羌族自称“尔玛”或“日玛”，今主要分布在四川阿坝州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和甘孜州的丹巴、绵阳市的北川等地区，人口十余万。
羌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分南北两大方言区，羌锋村属于南部方言区。历史传说中，羌人中的姜姓部落是古代最早进行农业生产的部落之一，我国农业的始祖就是姜姓神农氏“炎帝”。古代文献对此有大量的记载，如《易系辞下》云：炎帝“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太平御览》引《周书》佚文说“神农耕而作陶”，《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风俗通》说“神农作琴”，《商君书》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 等。
这一切都表明，羌族先民在远古时期对我国历史文明的创造有过辉宏的功绩。
卧龙保护区：大熊猫的故乡
三江生态风景区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南部、都江堰北部。景区面积188平方公里，由西河风景区、中河风景区及盘龙山风景区三部分组成。
这里生长着世界最大的珙桐群落，它为中国特有，整个花型如白鸽展翅，被世界誉为“中国鸽子花”，又因为白鸽公主和珙桐猎人的忠贞传说而被当地人称为“爱情树”。这里还生长桫椤、龙血树、楠木、红豆杉、连香树、人参、野核桃、紫荆、银杉树等2000多种珍稀植物。
而其中的汶川卧龙自然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集中分布地。在景区的西部毗邻卧龙大熊猫保护区的高山上，活跃着近百只野生大熊猫，其数量占整个保护区的 60%以上。金丝猴、云豹、野牛、黑叶猴、岩驴、梅花鹿、角雉、锦鸡、天鹅、雪鸡等400多种珍稀动物以及3000多种昆虫和大熊猫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生物种群聚集地。
温情的映秀
尽管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每年都会去几次映秀镇，但几天前的映秀之行却让记者感到穿越的眩晕：在这个四面环山、两河汇流的一平方公里场镇上，川西民居、藏寨风情、羌式建筑交错相融，民族风情的民居、现代风格的场馆、宽敞平整的街道也沿河顺势展铺开来，从震后的满城废墟到今天的新城俏丽，一种穿越时空的眩晕感油然而生。
步行在以土黄色为基调的新映秀镇的大街小巷，坐在街边竹椅上晒着太阳的老人、奔跑在巷道嬉戏欢快的孩童、忙着装修或打扫收拾新房的男女，无不散露出一种温暖。汶川县县长张通荣对记者说，我们用藏、羌、汉等多民族风格建造民房尽力让它不单调；我们沿河做景观、做绿化，尽力让过境湍流能为小镇带来生趣、祥和；我们建造抗震救灾纪念馆，尽力营造“祭奠逝者、感恩爱者、温暖生者”的气氛……让“灾难的小镇”变成一个“温情的小镇”。
沿河而建的映月东路，依“鱼子溪河”曲线从西北向东南延伸，一头连着山脚下青草茵茵的公园，一头连着奔腾汹涌的岷江河畔，在映秀镇中间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一个老人用轮椅推着老伴，就在这条“弧线”上慢悠悠地散着步。
老人散步的方向就是那片青草茵茵的公园，曾经在汶川特大地震中伤亡惨重的映秀小学旧址就是这里，但今天的公园比三年前的小学要大得多：彩虹一样的铁桥斜跨在草坪上，五根在地震中没有倒塌的水泥立柱被保留下来，立在一片稀稀落落的树林中。一些树木上还钉着黄色的铁牌，上面写着“东莞，映秀”、“湛江，龙溪”、“肇庆，克枯”、“惠州，三江”……前者是广东的地市，后者是汶川乡镇，他们之间就是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对口援建”关系，所以在它们的名称之间，汶川人画上了一颗“红心”。
三十年的河东、河西之变在映秀小学身上还不到三年。2009年8月1日才开始全面动工建设的映秀镇，整个重建时间不到两年，但在这短短的不到两年时间里，一个新的映秀小学就矗立在鱼子溪河下游西岸的岷江边，与位于鱼子溪河上游东岸的映秀小学旧址隔河而望。从映秀镇政府我们了解到，新的映秀小学在钢筋混凝土的基础上，还增加橡胶隔震支座、消能减震器和轻型隔断，足以抗击破坏力为9度的地震。
“大爱映春秋，生命秀风采”，这是立在映秀小学教学楼上的铭牌。它不仅记录了映秀镇在地震之后受到全国同胞的关爱，也缅怀了在震灾中不幸遇难的逝者、尤其是那些在震灾中用身体护住孩子们的英雄教师。
站在映秀小学的操场上，抬头西望就能看到半山坡上的公墓群和纪念馆。在那里安放着映秀镇数千名遇难同胞，其中就有44岁董德12岁的儿子。
居住在东莞大道79号的董德，如今在自家的三层小楼里开起了一个“映秀土特产”的小商店，地震之后新生的女儿如今已经一岁多了。记者刚靠近孩子的卧室，这个40多岁的男人，就竖起食指放在嘴边“嘘”了一声，轻声说：“孩子睡着了，小心别吵着！”
水磨镇的转型
这是一个神奇的现代版涅槃故事：一个被地震摧毁的山区工业区，在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变成一座风景如画的现代“桃花源”。这个山区乡镇就是震中汶川县的水磨镇。
近年来水磨却未能避免粗放型、不科学的发展模式。2008年8月8日刚进驻水磨镇，佛山市援建者就被深深震撼：“来之前，我们印象中这里经济虽然不发达，但肯定是青山绿水；没想到来后发现，这里的空气居然比珠三角还差！”
佛山市援建组组长刘宏葆告诉记者，这个仅有18个行政村的小镇，境内有63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因为镇上密密麻麻的工厂排放的黑烟废水导致的污染，不仅地里种不出包谷，而且近年来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孩数量也在剧增。
“在汶川县灾后重建过程中，有很多通过重建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故事。”阿坝州委书记侍俊对记者说。
如今，这些都已成为往事，灾后重建掀开了水磨镇历史崭新的一页。“按照新的重建规划的定位，水磨镇被定位为‘旅游、教育、特色农业和居住’功能区。”侍俊说。
3月31日，当记者走进水磨镇千米禅寿老街，有一种身处“世外桃源”的感觉：地震之前破败不堪的老房子经过重建，已经再现数百年前的模样；昔日臭水横流的寿溪河，已建成一个碧波荡漾的湖泊。那些黑烟弥漫的工厂，如今关的关，搬的搬，留下来的5家环评排放全部达标。可以说，一座“汶川生态新城，西羌文化名镇”已经在这里崛起。
45岁的甘福林是水磨镇上的一个居民。当记者见到甘福林时，他正在水磨镇羌城凤城街自己的门市房里，和装修工人商量如何装修这间商铺。他告诉记者，通过灾后重建他们不仅在新建的水磨羌城里分到住房，还附带了一间商铺，“眼瞅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到这里旅游观光，我得要赶紧把商铺装修出来，干点啥。”甘福林说。
侍俊说，在推进汶川县灾后重建过程中，必须重构汶川县城乡空间体系和产业发展模式，把以人为本、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生态环境恢复和保护放在突出位置。水磨镇灾后重建以生动事实带给人们的启示是，灾后重建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搞“黑烟GDP”，地方照样能发展，群众照样能就业增收。
他介绍说，现在的水磨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已经通过“腾笼换鸟”式的产业转型得以支撑。搬走污染企业，腾空“笼子”，结果换来四只“鸟”：第一只“鸟”是旅游业。水磨镇通过建设两条特色街区，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商业氛围，今年春节每天都有近万名中外游客到这里休闲旅游，并带动了周边村庄的乡村旅游。
第二只“鸟”是引进阿坝师专和四川音乐学院两所大学，进驻1万多名师生，为这个将成为阿坝州“宜居宜业”的典范带来足够的活力。
第三只“鸟”是迁出高耗能企业留下的土地，用来安置生态移民和保障性住房建设。
第四只“鸟”是一批种植业、养殖业专业合作组织应运而生，带动了就业，增加了群众收入。
据了解，依赖这种“腾笼换鸟”式的转型与发展，水磨镇去年人均纯收入已超过4000元，远远高于震前水平。侍俊说，如今的水磨镇俨然变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青山绿水碧波荡漾”的水墨画，水磨镇的“前世今生”，就是整个汶川县通过灾后重建实现经济转型的缩影。
地震没有震毁投资者的信心
驾车穿行在高楼耸立的成都高新区“英特尔”、“腾讯”、“德州仪器”、“联想”、“戴尔”、“阿里巴巴”、“西门子”、“富士康”、“赛门铁克”、“通用电气”、“澳新银行”、“扬子江药业”、“普瑞斯数控”等世界知名企业的铭牌会不断闪现在眼前，倒影在汽车的后视镜里。
在遭受“汶川特大地震”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之后，仍然迎来国际知名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的热潮。
四川走出了化危为机、崛起危难的跨越发展之路。四川提出实施充分开放合作战略，变“天府之国”为“天府之域”。目前，有9个国家在四川设立领事机构，数量仅次于上海和广州，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175家在川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近几年是四川推进开放合作力度最大的时期，招商引资和外经外贸取得重大成果。四川成功与戴尔、联想、富士康、仁宝、纬创等排名全球前几位的电脑品牌商或制造商签订引进协议，各类项目正在组织实施。
青年经济学家、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博士说，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很多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往成都转移，使成都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号召力和吸引力。成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世界关注，成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着投资者的目光。
2009年，埃森哲成都全球交付中心、德国邮政旗下的DHL成都共享服务中心、亚马逊西部订单处理中心这3家世界500强企业陆续落户成都高新区，阿里巴巴集团、京东世纪也在这里设立了西部运营中心。
2010年，戴尔在成都高新区建立集生产、销售和客服于一体的戴尔(成都)旗舰基地，这是其在中国开设的第二个主要运营中心；世界500强企业澳新银行也在这里设立了其在中国的第一个运营中心；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公司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宣布，在这里设立其海外第一家生产制造基地；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富士康科技集团正式投产……
汤继强认为，正是准确的产业演进脉络与城市发展定位，使得众多城市都在“争抢”的国内外重大产业项目接踵而至。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经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精密机械制造三大主导产业，以及集成电路、软件及服务外包、生物医药、精密机械、通信、光电显示六大产业集群。它不仅是四川省和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聚集地，更是国际知名高新技术企业区域总部或研发、服务平台的聚集地。
在集成电路方面，成都高新区已在全国同类产业中形成新的一极，聚集了英特尔、友尼森、美国芯源、成芯半导体等80多家IC企业，形成了完整IC产业链，产业规模和水平居中国前列，中西部第一。
在光电显示方面，成都高新区已成功聚集了2条4.5代TFT-LCD生产线和代表下一代发展方向的主动式OLED项目，以及相关的模组代工及LED封装、液晶玻璃基板、液晶电视等上下游项目，在中小尺寸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
四川坚持把产业恢复重建与优化经济布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加快产业恢复提升，不断增强发展后劲。目前，灾区三次产业发展已基本恢复到震前水平，其中纳入重建总体规划的2440户规模以上受损工业企业有98.3%恢复生产，东汽、二重等企业借势发力，不仅恢复了原有产能，还实现了结构调整、布局优化和水平提升；市场服务体系项目全部开工，94%以上的商贸流通和服务业网点已恢复营业。
重建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灾难，必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得以补偿。仅仅三年，当我们再度来到成都，来到这个汶川地震灾区唯一的特大中心城市，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曾经山河破碎之地，已涅槃重生，在更高的起点上扬帆起航。
筚路蓝缕，风雨兼程。在“天府之国”的土地上，那一幕幕当惊世界殊的重建奇迹，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实现全面恢复和更高水平的建设。
作为地震灾区唯一的特大中心城市，成都损失惨重。
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说：“我们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办法，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群众满意为根本，全面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努力实现科学重建、科学发展。”
规划先行，是成都过去几年在统筹城乡实践中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宝”。他们先后开展两次规划设计大会战，广泛动员和协调国内外200多所高水平规划设计机构、4000多名设计人员参与规划编制设计，编制完成了灾后恢复重建总体实施规划和9大类专项36个子项的重建规划。
成都市规划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松涛解释说，灾后重建的“四性”原则，即要做到与当地产业和经济要素结合的发展性、空间布局和建筑形态的多样性、周边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相融性、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的共享性。
彭州市磁峰镇鹿坪村“鹿鸣荷畔”，是成都住房灾后重建最早的范本。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配套齐全。观景荷塘旁，乡村酒店别具一格。生产基地里，食用菌、中药材、猕猴桃等经济作物长势喜人。鹿坪村村民高玉华感慨地说：“通过灾后重建，我们的日子至少向前迈进了20年。”
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民生优先，推进城乡公共配套一体化。
为使受灾群众能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公共配套和服务，成都在灾后重建中，按照城市的标准，把水电气、光纤、宽带等公共配套设施全部铺进了新建小区。据统计，三年里成都把光纤信号通达到593个集中安置点，覆盖用户近1.4万户，新建的光纤电视干线达到1772公里。
现在走进灾区，镇镇都有标准化的学校、公立医院、敬老院、污水处理厂、派出所、文化站等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全面上档升级，综合保障能力明显提升。在都江堰虹口乡，即使是住在最偏远山区的受灾群众，如今也享受到了和城市一样的公共设施。
葛红林说：“三年来，成都把基础设施重建作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坚持恢复功能与发展提高相结合，高标准规划，大手笔投入，集中力量攻坚，加快恢复灾区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
地震中，成都市共有3312公里公路、135座桥梁损毁。截至目前，成都市以交通、能源、水利等设施为主的59个基础设施恢复重建项目，完成投资51亿余元；280公里国省干线及重要经济干线、1833公里农村公路全部建成通车，所有受损道路和损毁桥梁全面修复。
化重建为新契机，以产业为推动力，为灾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灾难尽管给成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但灾后重建也为灾区的发展带来了极大机遇。重建不是一个简单的“恢复”工程，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提升”工程。成都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以产业发展推进灾后重建，4个重灾市县三次产业全面恢复并远超震前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提升阶段。
受灾市县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稳步推进灾区土地规模经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彭州市建成了西南最大的农产品物流园和黄村农业科技示范园等现代农业产业园，形成了蔬菜、川芎、冷水鱼等7个特色产业基地，建设了4万亩的设施农业，当地农民收入不断攀升。
成都灾区市县在加强与对口援建省市工业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承接上海、福建等地的产业转移。都江堰市建设“上海国际工业社区”，彭州市建设“闽彭产业园”，积极承接援建省市产业的梯度转移，促进了灾区工业的提升。
成都历来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旅游业的发展。都江堰市着眼于打造龙门山国际旅游集散中心、大青城旅游区核心区，加快推进青城山、都江堰世界遗产抢救与保护，全面实施古城区恢复重建，伏龙观古建筑群已竣工，二王庙、建福宫等古建筑群基本建成。
“三年来，成都克服了特大地震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双重不利因素影响，实现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灾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灾后重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葛红林说。
坚韧的青川
汶川特大地震已过3年，掩藏在青山碧水之间的地震极重灾区青川县仍然还是一个大工地：数十座巨大的塔吊散落在仅有2平方公里的狭长县城内，工程车、施工者繁忙地穿行于大街小巷，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在县城街边随处可见……
尽管超过八成的重建规划项目已经完成，但相比脱胎换骨的新汶川和移形换位的新北川，青川的重建还没有展现出它应有的清秀容颜。但正是这种稍显滞后的重建，却淋漓尽致地凸显出灾区重建的艰辛以及灾区人民与灾害抗争的坚韧。
“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这幅最早由青川受灾群众自发贴出的励志标语，也在此时找到了最好的注解与诠释。
青川重建究竟有多艰辛？4月14日，青川县县长陈正永面对记者的问题，他用两个网络流行语来回答———“囧”和“纠结”。
地震前4个月才到任的这位县长，其历史使命注定就是带领青川县的受灾群众，在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鼓舞下，又好又快地完成灾后重建的艰巨任务。但留给他和灾区干部群众的操盘空间却是耗时一年多时间难产的重建规划、近乎废弃的老县城以及搭满板房的荒地。
龙门山地震带在青川老县城的根基下撕开了3条断裂带，为选择最科学、合理的重建方案，青川县城的重建规划在一次次的勘察、商讨甚至争议中被拖延，直到汶川地震一年后才初步得到明确。
由于老城区在地震中被完全震毁，为确保灾区群众安全，受灾群众的板房安置点全部设在了紧邻老城区的一片仅有1平方公里左右的荒地上。这里曾是青川县的县城后备发展区，也是震后一年才明确的新县城重建地。面对密密麻麻的板房和暂居其间的受灾群众，重建项目如何落地？
“头都大了！”青川县建设局局长杜玖泉说，“看着密密麻麻的板房和满目疮痍的老县城，我们与对口援建青川的浙江省援建干部都感到头疼。”
为尽快实现重建项目落地开工，青川县在老县城的废墟间，见缝插针地修建板房。修好几十套，就从重建项目建设区的板房里迁来几十户。然后，再拆掉原来的板房为重建项目腾出地来。每腾出一块地方，青川县的干部群众都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一个项目开工在即。就这样，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所有的援建项目落实下来。
随着县城新区重建步伐推进，被震毁的县城老区的重建改造又被提上日程。但此时的老县城已经成为建筑废墟与临时板房的奇怪合成体，再加上地下两条30米宽和一条60米宽的地震断裂带，以及县城四周3个巨大的滑坡体，老县城的重建改造再次“囧”住了陈正永及其团队。
被当地老百姓亲切称为“玖哥”的杜玖泉，带着助手挨家挨户做工作，让饱经磨难的受灾群众再次搬家，为重建腾出地方。于是，平河谷、修板房、再搬迁、腾地方，又一次在青川县进行。
说起灾后重建的“囧”和“纠结”，陈正永这个40多岁的汉子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只是笑容里带着苦涩与艰辛。
4月14日中午，当记者见到居住在“庄子坪板房区”的陈明伙时，他正与老伴收拾家当准备震后的第五次搬家，与前4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将搬到老县城一栋刚刚修建好的廉租房里。“虽然只有50多平方米，但总算是个家。”他高兴地说。
比起一山之隔的红光乡的受灾村民来说，陈明伙算是幸运的。3年来，红光这个在汶川地震中大量释放能量的地方，先后5次深受洪灾和泥石流侵害，数十栋刚刚修建好的农房被损毁，当地受灾群众不得不面临多次重建。
“重建的新房，就是重建的希望。”站在红光乡东河口村的遇难者祭奠广场上，村支部书记王均成说。
在王均成的脚下百米深处，是在地震中被垮塌的山石掩埋的800多名东河口村村民“想想死去的乡亲邻里，我们还有手有脚有条命，没有道理绝望。”
广州援建者：在不具建设条件的地方长效重建
在援建过程中，广州市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先锋作用，通过“科学援建、民生援建、和谐援建、长效援建”，不仅帮助汶川县城“旧貌换新颜”，为它奠定了长远发展的基础，也为以后我国发挥东部沿海地区优势支援西部建设(002302,股吧)提供了借鉴。
科学规划、科学重建，是广州市对口支援汶川县城灾后重建又好又快推进的根本保证。
地处高山峡谷之中的汶川县城，在地震中经济损失高达160多亿元，成了一座站立的“废墟”。如何在这样一座“废墟”上开展灾后重建，考验着从东部沿海地区来的广州援建干部。
“用广州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不具备建设条件的地方。”广州市援建工作组组长李俊夫介绍说，尽管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但我们没有盲目地“房倒建房、路坏修路”，而是在全国邀请专家团队，对汶川县城灾后重建和未来发展编制长远规划。
李俊夫介绍说，广州市援建工作组聘请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院士为县城规划设计总顾问，坚持战略规划先行，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和详细性规划三位一体，确保科学启动援建项目建设。
为了有力有序推进灾后重建工作，广州市还制定了一整套系统规范的制度作为保障。据介绍，广州市援建工作组根据有关法规，大胆创新，制订了包括援建工作方案、工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维修加固政策、征地拆迁政策、内部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共6大类、46项管理制度，并专门集结成一本书，为各项工作的有效推进夯实了制度基础。
广州市援建工作组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民生项目”作为恢复重建的首要任务。
为确保“人人享有住房”，广州援建工作组在灾后重建的初期阶段，全力以赴投入到安置房建设中：一方面，广州市先后投入近亿元作为补贴资金，采取交支票的方式，协助当地完成60多万平方米县城城镇居民住房的修复加固和拆除工作；另一方面，全力以赴投入居民安置房建设，通过新建和改建两种方式新增安置房3000多套，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
此外，凡有教育、医疗、饮水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项目也都是最早开工、最快完工的。
2009年3月，广州市援建汶川工作组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他们邀请世界著名专家设计的11套汶川体育馆建筑方案，竟然没有一个能让当地群众满意的。
疑惑之下，援建组没有贸然开工建设，而是专门成立了民意调查小分队，挨家挨户地走访、征询意见。原来，汶川县是一个藏族和羌族群众的聚居区，人们对藏羌民族特色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专家设计的方案好是好，却少了点“民族味儿”。
援建组恍然大悟，立刻请来民族建筑设计专家帮助修改方案。当第12套既时尚现代又独具民族特色的方案公示后，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一片赞扬。
在对口支援的实际操作中，为了避免无谓的消耗，广州市援建工作组还与当地党委政府，一起摸索和实践“不推不揽，不怨不怠，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援建工作方针，特别是遇到困难和矛盾，大家一起克服，边干边调整，在实践中去验证。
广州市积极发挥改革先锋作用，创新思路方法，努力为汶川县这个落后山区带来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援建之初，由于汶川县对外联系重要通道都汶公路损毁严重，建材运输成本急剧增高，导致汶川境内建材价格较高。广州市没有依赖于以行政指令为保证的建材特供机制，而是在汶川县城修建了一个大型建材市场，然后在全国招揽建材商进驻这个市场，让他们在这里做生意，向汶川县灾后重建提供源源不断的建筑原料。
为了提升汶川县城乡发展实力，广州市还坚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合，将广州的人才、技术、信息、市场优势与威州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优势有机结合，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扶持和推动威州镇产业发展。
“广州援建不仅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精品工程，也给我们带了很多新的观念，为我们未来发展奠定了坚持的基础。”汶川县县长张通荣对记者说，“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引和广州援建工作组践行，光靠我们自己，汶川灾后重建不可能进行得这么好、这么快！”
抢救舌尖上的文化
记者走进羌族受灾群众安置点四川邛崃南宝山的油榨乡直台新村。在青山的映衬下，村口和村中心广场鲜红的横幅格外显眼。
在村口，一座5.12米高的羌族祭祀塔静静伫立，塔身上“勿忘此恩”四个大字牵连着村民们的过往与未来。塔身背后，还铭刻着这样一段话：“直台子孙谨记：我们的根在汶川龙溪乡，我们的恩是党和全国人民！”
来自汶川县的数百名受灾羌族同胞在地震后离开家园，也把具有羌族特色的羌绣技艺带到了南宝山上。三年时间，羌绣技艺在这个移民区已经扎了根。
直台村妇女主任陈文华说：“女孩从小就学羌绣，我们要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四川利用“灾后重建”为契机，全面整合各方力量，抢救性保护和发展深受地震损毁的羌族文化。
“羌语我不会说喽！媳妇可能还会一点点。”在汶川县布瓦村，59岁的村民朱德富笑着用四川话对记者说。在汶川的萝卜寨、布瓦村等羌寨，村民们使用最多的语言还是四川话。
羌族是一个没有文字、仅有语言的民族，羌文化可以说是“保留在羌民舌尖上的文化遗迹”。目前，懂得羌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
在四川省，汶川、茂县、理县、北川是羌族同胞集中聚居的地方，羌族人口大约有20万人。在汶川特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恰恰是这些地区。
在汶川县城岷江西岸的南部高山上，记者绕行10多公里的山路，才来到海拔2000米左右的布瓦羌寨。
汶川县委办下派威州镇布瓦村的干部喻定春介绍，在布瓦村共有500余村民，其中像朱德富一样不会说羌语的村民，已经达到了九成以上。“如果再不好好把羌族的语言‘拾’回来，它很难逃避消失的命运。”喻定春忧虑地对记者说。
羌族语言的传承和“释比文化”息息相关，而名为“释比”的羌族文化传承者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载体作用。汶川县文化体育局副局长杨国庆介绍，历年来，释比通过用羌族语言唱经的方式，唱天文、历法、医学、建筑、历史、饮食、生育、纺织、战争、语言、信仰、婚配、牧养、农耕等，将原始的羌文化用口头语言一代代传承下来。
“但是，在地震中，汶川萝卜寨一位90多岁的老释比不幸遇难，整个汶川县城，有威望的释比，只剩下龙溪乡的一位了。”喻定春说。
让汶川人感受深刻的是，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来自国内及世界各地对羌族文化保护的关注度却越来越高。“羌族文化从来没受到这样的关注过。”汶川县委宣传部干部陈贵安介绍，地震之后，联合国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来过，紧急抢救羌碉；文化部的官员也从北京前来汶川，研究羌文化保护事宜；羌民族文化研究专家和羌族聚居区政府负责人，就羌文化的现状、抢救和保护的措施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发出了《关于共同抢救保护羌族文化遗产的倡议》。
“为保护羌文化，国家已调拨专项保护资金，但我们不能只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要形成一种产业链，要将文化的传承和羌族人民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使羌文化能够永远地传承下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学术顾问李绍明说。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北川县还制定了《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根据该纲要，北川将以民俗文化为主题，打造“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从新县城到青片一线，形成羌族原生态风情走廊，所有建筑、布局都将反映浓郁的羌族特色。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口支援省市也非常重视羌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对口支援汶川县威州镇的广州市，在针对羌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方面开展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通过联合培训的方式，请来汶川龙溪乡最后一位老释比，为羌族村落布瓦村的学龄前儿童和村民进行羌文化培训。
“羌族的文化非常脆弱，因此我们在援建的过程中，尤其注意对它不断进行整理，挖掘和推广。”时任广州市对口援建威州镇前线工作组组长李俊夫说。
李俊夫告诉记者，广州对威州镇村民做进一步培训，教他们绣一些手机挂饰等商品，将羌绣产业化，走向市场，让更多的人感受羌文化。
与非物质文化保护同时进行的，还有羌族物质文化的恢复。在布瓦村，共有黄土碉楼45座和石砌碉楼4座，时代上下延绵2000多年，是四川省尚存的唯一黄土夯筑碉群，已经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在过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45座碉楼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而在地震中，又有3座黄土碉楼受损，1座石雕楼损毁。
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介绍，随着现代文明的来袭，布瓦村也饱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一些村民的房屋重新翻新，导致建筑结构和外观大量改变，现代的建筑风格和建筑元素严重冲击着古老的建筑风格。特别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一些很有羌族特色的房屋被严重破坏，甚至成为废墟，而新建农房大量使用砖和钢筋混凝土结构，致使羌族建筑元素在现代建筑上消失。
“因此，羌族物质文化保护任重道远。”青理东表示，汶川着手恢复重建黄土碉楼15座，石砌碉楼2座，保护好32座碉基，充分展示羌族文化历史信息。
69岁的萝卜寨羌族老人马康全在新建成的家门口择着豆角，他说：“现在的房子比以前的要好得多，保留了羌族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