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北京市中小学生心理咨询中心接待了一对父子，孩子在大年初二收的一个红包让这位父亲纠结了好几天。“客人当着我的面把红包给了孩子，明明是厚厚一沓，但是客人走了之后，孩子偏说：‘压岁钱是给我的，我就不拿出来，要拿也只有两百。’”因此，他只能求助于心理咨询师，孩子终于承认收下的红包是两千。（2月9日《长江日报》）
虽说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这个孩子终于承认了红包里装的是两千而不是两百，并且也明白了这压岁钱并不是“给我的”，而是给他爸爸的“变相送礼”，因此也就拿出来让当官员的爸爸“尽快把礼还了”，免得爸爸今后落入权钱交易的陷阱。
看来这对“官一代”与“官二代”，在压岁钱红包问题上的矛盾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官二代”的心理问题吗？恐怕不是。如果它仅仅是某个 “官二代”的心理问题，或“官二代”们的心理问题，依靠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疏导，自然可以得到圆满解决。但是，如果视为比较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投射在“官二代”心理上，那就不是靠心理咨询师能解决的了。
记得数年前，安徽阜阳一位市长在法院审查他的财产时就曾说过，他七岁的外孙每年可以收到压岁钱7万多元，应当计入他的合法收入，这当然不可能被法院采信，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利用压岁钱的名目搞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尽管每年春节前，有关部门都会发出红头文件，规定节日期间N个“不准”，但我没有看到节后有哪里查出了违反N个“不准”的消息。然而，据已经查出的腐败案件里，利用节日行贿受贿，仍然是腐败的一个主要节点。
春节给“官二代”一包“压岁钱”，似乎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即使这位“很清楚客人给孩子送红包是变相送礼”的官员，面对“日后很可能因此涉及权钱交易” 的压岁钱，也无法严词拒绝这包“厚厚一沓”的红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名正言顺”的渠道，“官二代”也就有了“压岁钱是给我的”的心理意识，才有了害怕红包成为陷阱的“官一代”，与“压岁钱是给我的”的“官二代”之间的矛盾。至于像安徽阜阳那位市长那样，把给孙子的压岁钱当作“合法收入”的“官一代”，与 “压岁钱是给我的”的“官二代”，自然不会发生矛盾，倒是能和谐相处了。
“官二代”的压岁钱问题，看来并非简单的父子关系纠结，更是复杂的社会心理反映，牵动着公众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