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示范幼儿园不差钱 名额多被官子女享用

2010-07-27 阅读数 358529

7月26日,育强幼儿园,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上乒乓球课,这所民办园未获得任何财政支持。

核心提示

专家发现,“入园难”体现的其实是一种社会不公。它是由财政投入不公所造成的。

目前,在财政投入方面,政府过多地重视公办园中的示范园,而在示范园中入托的多是些官员子弟。

财政投入也不扶持民办园,更未将那些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子弟的学前教育,纳入规划。

幼教专家张燕表示,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必须使公办园具有补偿低收入群体的功能。只有保证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入园难”才会得以解决。

北京年轻父母的共同心愿,就是想让孩子能进入公办园中的示范园。人们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进入一所好的幼儿园,就好像踏上了一条比别人更靠近终点的起跑线。

卢哲锋也不例外。

他在新能源领域工作,儿子已3岁。

直到卢哲锋为儿子报名上幼儿园时,才明白媒体上那些专业名词:公办园“稀缺化”、优质资源“特权化”、收费“贵族化”,对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累、焦躁和烦恼。”卢哲锋说。

著名幼教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认为,这些社会不公,和财政投入的不公平有关。目前的现状是,只重视示范园,不扶持民办园,忽略城乡接合部的黑幼儿园。

 

示范园里的“条子生”

知情者透露,北京首批示范园之一的“北京一幼”,每年100余个名额几乎都被官员子女占用

在孩子入园问题上,卢哲锋承认自己有些松散。他家住方庄,周围邻居都提前两年为孩子报名,而他一直没上心。

孩子一岁多时,卢哲锋跟风去方庄一幼、二幼报名,才发现这些公办园早就报满。卢哲锋开始发愁。

艾米和卢哲锋不同,她更积极。她孩子于2008年出生,2009年,艾米就已在两家公办园为孩子登记。她说,当时只要在传达室师傅那儿就能登记。

后来,一家园说不再对外招生;另一家园称,不再接收3岁内的孩子。

艾米又去总政幼儿园。她说,按早年形势,内部收完后,还能有空余名额,所以没“关系”而早报名的孩子,便会有点希望。但是今年的情况是,“必须要有关系才能上”。

受困扰的不仅是家长,范佩芬也被“入园难”烦恼着。她是崇文区第三幼儿园的园长。

“现在孩子入园,首选的就是公办园。”她说,她曾设立过一个家长咨询日,一下就排了400多名家长。

为了进公办园,家长们什么都愿迁就。他们会对范佩芬说,“没地儿,我有一个角落都行。没椅子,我拿小板凳来,甚至可以不睡觉,不吃饭,只要你让我孩子受教育。”

刘金玉也是每到招生时,就感到压力重重。她是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副园长。

北京一幼坐落于京城黄金地带———东四北大街的汪芝麻胡同内,5584平方米的场地,犹如一座王府。

该园由周恩来总理批示,创建于1949年,曾专门接收外国商社、使馆的子女。2001年,成为北京首批示范园之一。

如今,园内有孩子400多名。据知情者称,进入“一幼”的许多都是“条子生”,多是政府官员的孩子。每年,教委把条子一打包,直接交到幼儿园。4个班,100多个名额,就被占得差不多。

 

示范园要钱就能批?

有公办园园长称,公办园级别越高越能获财政支持,因质优价廉,很多园会收取赞助费

在卢哲锋看来,当初他首选公办园的理由,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公办园有优质资源,且收费偏低。

崇文三幼园长范佩芬说,其实公办幼儿园的级别,和其所能获得的财政支持力度息息相关。

示范园是一级一类幼儿园中的龙头园。一般“不用想有没有钱的问题”。

北京对公办园的财政投入在各类教育总投入中,呈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2.05%下降到2007年的1.92%。

2008年,北京十几亿元教育附加费中,学前教育仅有0.39亿元,占3.1%。

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建丽曾对媒体表示,公办园中,政府每年给每位入园的学龄前儿童下拨的经费仅为200元

而这些有限的财政投入,更多投向“示范园”、“优质园”。据了解,目前北京能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幼儿园仅145所。

北京一幼的副园长刘金玉不怎么为资金发愁。她说,园里曾修缮一栋楼,好几百万元,大部分是国家投入。

东城区政府在北京一幼也投入大量财力。2000年,园里修人工草坪,投入了一二十万,园里自己也出了一部分。

在北京一幼,除了教室,还设置有科学宫、电脑室、体能训练室等设施。园内的每样物品包括桌椅、电脑,都贴着国有资产的标志和条码。报废处理,要经过报批,由国家的相关部门统一回收。

园长冯惠燕还可以依据需要,向上级申请项目资金,大约一半的项目会通过审批。但国家的教育投入必须专款专用,不能用于人员支出。

该园是全北京第一家安装红外线探头的幼儿园。

当年北新桥幼儿园安全事故刚发生后,因为事发地离北京一幼很近,人心惶惶。刘金玉说,后来有市教委领导来视察,说安全一定要加强,立刻给拨了40万,装上探头。

北京一幼的费用也很低廉,每个月的日托费是490元,还有100元的寄宿费。

有公办园园长说,国家对公办园收费标准有明确限定,目前一直停留在1997年所制定的价格。其中托儿费每个月150元,托补费为80元。

“现在,民办园每月费用两三千,公办园教育水平那么高,师资那么好,只收取几百元的学费,真是觉得不公平。”这名园长说,所以很多公办园都收取捐资助学费。

采访中,她一直强调,这叫作捐资助学费,而不是赞助费。

北京一幼每年每人收取12000元的捐资助学费。刘金玉说,有一半是花在了园里的项目建设上。

 

“投入不足”催生天价园

专家表示,公办园数量不够便无法约束民办园的市场价格,过多天价园无益于解决“入园难”

后来,卢哲锋通过朋友,联系到劲松一幼的一个名额。那是所一级一类的幼儿园。卢哲锋曾为此心动,但考虑离家太远,便放弃了。

最后卢哲锋在自己小区里找到育强幼儿园。

这是一所以体育才艺为特色的民办园。

园里的游泳馆,有独立供暖系统;教室的层高,都被提高到3.9米以上,每个班的面积都达到150m2;还有独立活动室、卧室及盥洗室;园内还建有标准网球场、轮滑场、小足球场以及大型户外游戏设施。

这里所有的设计,都由该园董事长李大军完成。

“我们民办园和公办园根本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李大军说,他们非但没有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支持,每年还要向教委交付46万元的“公有资产占有费”,因为他们必须要向教委租用小区的教育用地和设施。

李大军建园投入了720万元。他认为,民办园为国家节约很大一笔教育投资。

他不赞成随便说民办幼儿园收费高。

育强幼儿园目前收费是,3岁半以下的孩子每个月1480元,三岁半以上的孩子每个月1880元。每人入园还需交赞助费每年3000元。

李大军也注意到媒体报道说“民办园呈两极分化”。他说,育强只是一个中端收入的幼儿园。一般民办园收费超过1800元就能赚钱。而现在很多民办园每月收费为3800元,“那确实是暴利。”

由于民办园带有很多市场特性,关于它的定价,政府不能干涉,只能对其实行备案。于是有些民办园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办园,向高端化、贵族化发展。

北京朝阳区培基双语幼儿园是一家高端民办园,该园一份不住宿的收费明细表显示:日托费5500元/月;餐费为400元/月;班车费600元/月……平均每月费用达到7000元左右,而这些收费还不包括各种兴趣特长课的费用。

而其网站图片显示,“培基”场地设施之豪华,不亚于一些高级商务会馆。

北师大学前教育教授张燕认为,大量“天价幼儿园”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公办园方面投入不足。“据我所知,天价园都很赚钱,赚钱后更容易打造品牌,价格也就越来越贵。”

而专家们普遍有这一共识,过多的天价园根本无益于解决“入园难”问题。

 

“黑园”任由自生自灭

专家张燕表示,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并未被政府部门纳入规划,他们现在都由“黑园”接纳。

张燕在研究了中国和西方的学前教育之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西方,学前教育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孩子家庭条件不好,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的倾斜,让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那些权贵和富商,可以选择让孩子去上贵族学校,不会过多占用公共资源。

张燕说,在中国,恰好相反。有权的,能让孩子进最好的公办园,享受有限的财政资源;有钱的,能进最好的贵族民办园;没权没钱的,要上廉价园,更甚者只能上黑幼儿园。

张晓东的“育苗艺术幼儿园”就是一所黑园,位于朝阳区东坝乡西北门村的民房内,有350平方米大,70名左右的孩子,多是农民工子弟。

2007年,从事推销生意的河北人张晓东经亲戚介绍,从前园长手里,花了5万多元,将这家幼儿园盘了下来。其中,包括3万5千元的两个月的房租,一架颜色鲜艳的滑梯,和一些桌椅板凳。

这些外来农民工后代每月300元的学费,就是张晓东所有收入的来源。3年来,张晓东从政府得到的东西,只有消毒水、口罩此类防治手足口病和甲流的物品,都来自防疫部门。

外地幼儿园频发安全事故后,张晓东被要求购置安全器具,他买了两根木棍,却因为没有资质,辣椒水和钢叉没买到。

在东坝乡,有18所未经注册的“黑园”,只有一所正规幼儿园。而西北门村的6所幼儿园,都是“黑”的。

西北门村村主任何万清认为,张晓东这样的黑幼儿园园长,更像是在做生意。但如果把这些黑幼儿园都关了,众多的农民工子弟将无处入园,对社会安稳会有影响。

而东坝乡另一黑园园长石梅认为,政府应扶持这些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幼儿园。“我们园里的孩子,跟名牌园的孩子一样,都是国家的未来。你不能只管他们,不管我们。”

石梅说,政府可以出台政策,进行教育评比,把那些教育质量不行的园给关了,给教育质量好的园转正,“但现在是,一股脑地都任我们自生自灭。那不公平。”

张燕也曾与北京市教育部门就这一问题做过交流。

“但在政府规划中,目前没有外来儿童的位置。”张燕说。

 

“公办园须对弱势者补偿”

有专家认为,只有启动公办园的排富原则,令其回归公益性,才能真正解决“入园难”。

张燕认为,目前媒体报道的“入园难”其实是“选园难”———要选择一个能符合自身经济条件的好幼儿园很难。

在选择幼儿园的过程中,出现很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有专家认为,投入方面的不合理,是导致不公正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这位专家说,现在的财政投入等于是被权贵享有,如何使得财政投入能够对弱势群体产生补偿,那是需要我们动用智慧的,“也是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学前教育的公益性”。

对于如何保持学前教育的公正性、公益性,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常会使用两种手段。

首先,保持半数以上的公办园,以调控、约束民办园的市场价格。

其次,公办园遵循“排富原则”,而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如美国,优先安排低收入家庭、有特色就学需要的幼儿上公办园。

张燕表示,许多国家的公办园都具有补偿低收入群体的功能,但在我国,公办园不具有这样的性质。

张燕还认为,应该改变对学前教育的刻板思维,开展非正规的学前教育实践。这个模式主要面对中低收入人群,以社区为中心,发动多个家长,参与到对本社区孩子群体的教育中来。“政府可以扶持一些这样的试点。”

卢哲锋的孩子已进入育强幼儿园,卢说,他并不看重育强教小孩学体育技能,只是觉得能游泳小孩会觉得挺好玩。而且可以让孩子养成锻炼的习惯。

艾米在公办园进不去之后,又去考察了两三家民办园。她要么对教学理念不满意,要么对价格不满意,至今还未确定将孩子送去哪家。

艾米说,实在不行,让孩子再等一年入园。

在西方,学前教育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的倾斜,让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那些权贵和富商,可以选择让孩子去上贵族学校,不会过多占用公共资源。

在中国,恰好相反。有权的,能让孩子进最好的公办园;有钱的,能进最好的贵族民办园;没权没钱的,则上廉价园,或黑幼儿园。

———著名幼教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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