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元时代”
蔬菜价格已经进入“元时代”。在近20种蔬菜中，至少1/3 的蔬菜要价超过4元/斤，1元/斤以下的蔬菜几乎绝迹
“去菜市场逛一圈，竟然很难看到1元/斤以下的菜。有些当季菜，比如苋菜，都是4、5元一斤。带１００元出门买菜，经常兜里空空回去。回去一算账，连雇主都不相信钱用得这么快。”老家在安徽的熊芝香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
熊芝香是一名在上海打工的专职钟点阿姨，今年以来，每个月与雇主核对买菜的账单时，她就愈加清楚地感觉到“东西贵多了”。
最近几天，她服务的几个家庭都经常吃蚕豆。“蚕豆卖4元5斤，几乎是菜场里最便宜的蔬菜了。”熊阿姨对记者说。
一向“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自称“原本不太在乎钱”的白领Emma最近也体会到了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她在博客里抱怨：“茄子8元一斤，散养母鸡20元一斤，买两只鸡花了 200元。现在花钱都觉得肉疼。”
在联华超市蔬菜柜台工作的况女士对今年以来的蔬菜价格变化有更为直观的感受。她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过年后，蔬菜价格一直在上涨，她所在超市上架蔬菜的零售价比年初时平均翻了近一番。
记者走访上海浦东新区多家菜市场，发现蔬菜价格已经进入“元时代”。在近20种蔬菜中，至少1/3的蔬菜要价超过4元/斤，1元/斤以下的蔬菜几乎绝迹。
“全面通胀来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商业研究中心主任朱连庆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一轮由房产转移到日常消费品的涨价是一种“恐慌性整体涨价”
除蔬菜外，包括水果、粮油在内的其他食品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涨。继 “房奴”出现后，最近，网络上甚至出现了自称吃不起蔬菜、水果的“菜奴”、“果奴”。
南京市民王女士向记者反映，杂粮涨价比之蔬菜更为 “凶猛”：“去年绿豆3元/斤，今年已经卖到11元/斤。前两天，家门口的超市还卖断货了。”
王女士反映的情况得到有关专家的印证。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颇为感慨地总结：“农产品价格上涨一轮接一轮；一个产品接一个产品；一个环节传导到一个环节。”
除了农产品涨价外，“衣食住行”中的“衣”这一项也让消费者感觉“手头吃紧”。
在上海浦东某外贸公司工作的白领蔡小姐最近有点“怕逛街”。“上个月的CPI真的只有2.8%？”接受记者采访时，她首先质疑CPI数据有“忽悠之嫌”。据她描述，她经常购买的几个品牌的鞋子、衣物和化妆品，今年夏季新品的价格都让她“很受惊”。“去年三五百，今年就七八百，去年一千出头，今年就两千出头。”蔡小姐说，“8000多元的工资，以前还经常买点品牌货，现在偶尔出手都要纠结半天。”
“从蔬菜到衣帽鞋袜，这些物品涨价，在我看来与全面通胀有关。通胀预期催高了物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商业研究中心主任朱连庆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一轮由房产转移到日常消费品的涨价是一种“恐慌性整体涨价”。
“全面通胀来了，能不能遏制住，我看很难说。”朱连庆说。
农产品非“原罪”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从宏观角度看，通胀确实引发了农产品价格攀升。但从农产品自身出发，四重因素左右农产品价格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CPI上涨2.8%，其中，农副产品“贡献卓著”：鲜菜价格上涨24.9%，鲜果价格上涨16.4%，推高 CPI约1.9个百分点。
面对上述数据，不少消费者把农产品涨价归因于通胀，又把通胀“归罪”于农产品。但专家分析指出，农产品涨价有其他诱因。
李国祥分析，从宏观角度看，通胀确实引发了农产品价格攀升。但从农产品自身出发，四重因素左右农产品价格。
首先是供给因素。李国祥认为，以绿豆为代表的杂粮价格翻番与供给偏紧直接相关。“我国杂粮高度自给。今年，杂粮产区受恶劣气候影响明显减产。我们深入产区调研，发现不少地区减产三成。”李国祥透露，减产同时，农民种植杂粮的积极性不高。考虑到杂粮没有被纳入国家政策保护范围，并且过去种植效益也不好， “很多地方生产萎缩”。
供给不足造成农民产生“涨价预期”。李国祥称，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民有惜售心理，有杂粮也暂时不愿意出手。
此外，成本因素也必须纳入考量。“人力成本、土地租金和农业生产资料都涨了，农产品自然要涨价。”李国祥说。
最后，需求拉动效应也是农产品涨价的诱因之一。随着国人生活水平提高，对蔬菜、水果和杂粮的消费需求增加了，而这一轮农产品涨价，推涨的正是上述品种。
不过，李国祥也强调，农产品涨价也不能排除商家投机和恶意炒作行为作祟。
数据显示，4月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升6.8%和12%。上述数据的传导效应将影响CPI，这从另一侧面印证农产品并非CPI攀高惟一推手。
“体感”被放大
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明权呼吁，为了减缓居民对通胀的“放大感受”，政府应该继续提高居民工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5%仍然幅度不够”。
既然农产品并非通胀背后最大的推手，公众的视线自然就转移到了“信贷”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投资拉动模式”救中国经济于危难，与之相伴，“投资拉动”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如同始终“悬在中国经济头顶上的剑”。有专家质疑，信贷宽松导致目前通胀压力大增，并呼吁国家应该适时调整货币发放量。
然而，并非所有专家都认同我国通胀压力已到“临界点”。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明权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货币被大量投放，但投放的很多项目短期内看不到效益，这让CPI“显得”比较高。不过，这些项目的效益今后都会逐步显现。
“GDP要达到8%，CPI控制在3%左右是合理的。”王明权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波动很正常。当前，CPI过低反而不是好事。目前，我国通胀压力还没有达到需要格外重视的程度。预计两三年后，通胀问题才需要特别重视。”
王明权以农产品涨价为例分析通胀利弊。在他看来，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结果。随着农地和农业人口减少，农产品涨价是必然趋势。与此同时，农产品涨价有益农民收入增长，甚至可以通过农产品流通环节解决大量就业。
此外，王明权表示，随着居民收入增长，物价上涨仍在居民承受范围内。但考虑到居民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消费品种类远远达不到 CPI统计依据的300多种，CPI统计结果往往就会与居民感受存在“差异”。
“举例来说，蔬菜价格上涨明显，但压力锅或缝纫机没涨价，我们不会天天去买缝纫机，所以，居民的CPI感受就因蔬菜被‘放大’了。”王明权说。
他呼吁，为了减缓居民对通胀的“放大感受”，政府应该继续提高居民工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5%仍然幅度不够”。毕竟居民对通胀问题如此“敏感”，归根到底是因为手中缺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