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牵手翁帆 资料图
2004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殊荣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以82岁高龄迎娶28岁的翁帆，这桩美事一时成为华人世界茶余饭后的话题，对‘老少配’展开了热烈辩论。
近日，杨振宁到新加坡接受南洋理工大学名誉科学博士荣衔，他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畅谈自己当时如何决定再寻第二春、思考‘老少配’，以及如何受父亲影响，要做负责任的一家之主。
杨振宁的谈话，能让生活在21世纪人口老化社会的朋友，思考怎样过丧偶后的生活。
谈话摘录如下:
记者:不少东方人认为人年届暮年，配偶离世，就应该孤孤单单终老。不这样做，会让人侧目。这是为什么四年前当你决定再婚，会引起世界华人舆论沸腾。然而，现在我们看你再婚这四年，人显得利索灵敏，舒泰愉悦，状态很好，这证明了你再婚的决定是正确的。想请问在再婚前，你是怎样思考这件大事。
杨振宁:你的问题问得很好，不过，我想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觉得满意的答案。但是，我可以发挥一下。
年龄相差太大，代沟让两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这样的婚姻容易发生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年龄相同，或者年龄相差少过10岁的婚姻也会发生问题，但是几率没有那么高。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我和翁帆的婚姻基本上没出大问题，只有一些小问题，这可能与我们两人的个性有关。
我常和翁帆说，杜致礼(杨振宁亡妻)不在后，我如果没有和她重逢，我会不会和其他人结婚呢？我想我是会的。
我认识英国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派尔斯(Rudolf Ernst Peierls，1907～1995)，他比我大十几岁。派尔斯和妻子有一段非常美满的婚姻，妻子故世后，他还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他很孤单，一个人在家做饭，自己照顾自己。每年他到世界各地去看孩子、朋友，多半时间，自己住在英国。
我想，我是不愿意过像派尔斯那样的生活。杜致礼去世后，如果没有碰到翁帆，再过一段时间，我还是会结婚的。这不表示我已经有了对象，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习惯这么猜想。
十多年前，我曾经和杜致礼去探望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老人村。那里有千多户人家，都是退休人，我们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Stony Brook)有些教授退休了也去了那儿。我们在那儿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好些丧偶的朋友，都在那儿再婚了。我想，如果没有碰到翁帆，我也许会搬去那儿，住些时候，也许就跟当地一个寡妇结婚。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总而言之，我不愿意过派尔斯丧偶后那样的孤独生活，那不符合我的个性。
我查了一下统计，了解82岁的人平均可以再活六年。六年是个平均值，这表示有人一年就不在了，有人可以多活10年。我和翁帆已经结婚四年，情况还很好。我又查了一下统计，一个86岁的人，平均还可以活五年，我能活到90多岁的可能性相当大。
两个人如果在30岁左右结婚，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几十年的事情，以我这个年纪再婚，很少再有10年以上的婚姻生活。你听过陈香梅和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的故事吧。两人年纪相差33岁，结婚了10年，陈纳德64岁离世，那年陈香梅32岁。陈香梅后来写了一本叫《一千个春天》的书，写她和陈纳德一起过了11个春季，每一天都是一个春天，所以总共1000个春天。两人在一起，只有1000个春天是个遗憾。
我和翁帆是1995年在汕头大学初识，真正的认识是2004年她给我写了一张贺年片，寄到美国去，再转寄到香港。我后来给她打了电话，约她来看我一下，她就来了。那之后的几个月，我对她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之间年龄的巨大差异是我始终考虑的重要问题，除此，没有其他问题。
忧虑年龄的差异，我并不是怕人言可畏，说我和年轻人结婚是不道德的事。我最担心的是，我不在的时候，翁帆还很年轻，我无法照顾她。无法和她在一起太久，是我决定再婚最大的忧虑。
记者:后来你是怎样解除这个忧虑？
杨振宁:我想了很久，后来想通了。我告诉翁帆，我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再婚，那样就有人照顾她了。翁帆说，我不可以这么说。我说，这话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说的，年轻的杨振宁是不会这么说。对我来说，婚姻生活里，负责任的心理是一个重要环节。
忧虑年龄的差异并不是怕人言可畏，说我和年轻人结婚是不道德的事。我最担心的是，我不在的时候，翁帆还很年轻，我无法照顾她。无法和她在一起太久，是我决定再婚最大的忧虑。我想了很久，后来想通了。我告诉翁帆，我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再婚，那样就有人照顾她了。翁帆说，我不可以这么说。我说，这话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说的，年轻的杨振宁是不会这么说。对我来说，婚姻生活里，负责任的心理是一个重要环节。——杨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