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江昌法 李立
2026年，长沙市地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地衣之家”)走到第十年。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全职运营的人，十年负债二十余万元，三度关停、四次搬迁——朱聪和她的“地衣之家”，始终在长沙街头流浪者的身边。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将“流浪乞讨人员”调整为“流散人员”，突出“兜底线、救急难”，明确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提供访视照料、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朱聪十年的个案追踪与陪伴，恰好落在这一政策导向的延长线上。她接触过的流浪者，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12岁；据她摸底，长沙街头固定流浪者约175人，女性不到十分之一。
这是一个关于“未完成”的救助故事：有人成功安顿，有人反复流落街头，有人寻回家庭再次离开，也有人她即便穷尽办法仍无力改变。缺憾没有被回避，恰恰成了读懂救助最真实的入口。
给流浪者一个过渡的“家”
201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的朱聪在一家流浪救助机构做社工。她接触的第一个服务对象叫老刘。老刘原本做生意，失败后流落街头。那年冬天，老刘对朱聪说，特别想喝点热的东西，“从喉咙一直暖到肚子里”。他做了一个动作，朱聪记了很多年。
朱聪给老刘买了气罐和灶，原本打算周五送去。可那天中午她有点偷懒，想着下周一直接拿给老刘。下周一再去时，老刘已经中风瘫痪两天，始终没有看见朱聪买的东西。几天后，警察打来电话：有人倒在公交站，口袋里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朱聪的电话——那是老刘。
老刘。
“流浪者自尊心极强，至死都不愿主动拨打求助电话。很多人流浪，是遭遇困境后选择逃离，不愿让亲人看见自己的处境。”老刘的离世深深地刺痛了朱聪，也让她幡然醒悟：有些事，一旦拖延，便是生死之别。
“因为老刘的去世，我心里突然有一种责任：我要把流浪者的救助工作，做成一个事业。”朱聪说，她希望真正帮助流浪者改变，而不是只做一些服务工作。
朱聪旧照。
2016年，朱聪开始做流浪者公益；2017年，她在民政局注册了专注于街头流浪者服务的公益组织“长沙市地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她以“地衣”命名机构——街头石板缝里的地衣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都能生存，但被踩一脚就可能凋亡，又坚强又脆弱，就像流浪者一样。
“流浪者缺什么，我就做什么。”2019年，政府租给她两间房子，她把它改造成流浪者在长沙的庇护所。流浪者没有地方洗澡，她就装热水器；没有衣服，她就找来二手衣服挂在墙上；没有床，她就买折叠床。
大学毕业后，朱聪在北京做过多年社工。
在朱聪的构想里，“地衣之家”不是短期收容点，而是一处准社会化过渡空间。长期脱离社会的流浪者无法一步回归正常生活，这里，是帮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中转站”。
庇护所落地后，朱聪开始追问：流浪者能否重建生活？社会力量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改变藏在一件小事里
2019年，朱聪从每天来吃公益晚餐、看电影的二三十个流浪者中，筛选出了8个人。筛选条件只有一个：愿意彻底脱离流浪，融入社会。
服务对象协助开展救助工作。
这8人中，7人有案底，包含残疾人、黑户、文盲；流浪时长最短8年，最长达30年。朱聪统计发现，流浪者群体中约半数有违法记录，大多为轻微犯罪，以盗窃居多。
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生活一年。朱聪尝试开发肩颈按摩、擦鞋、豆腐脑售卖、手工刺绣等小型谋生项目，帮他们习得生存技能。她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流浪者更适合小微自主创业，而非入职固定岗位。长期松散的流浪生活，让他们难以适应企业流程化的约束。
一年后，4个人脱离流浪，转化率50%。
夜幕降临，朱聪与流浪者聊天。
糖糖是其中之一。他是残疾人，朱聪告诉他可以领国家补贴。他抓住机会，跟人合伙搞养殖，成了养殖场股东。去年糖糖回来看大家，带了土鸡和土鸡蛋，捐了50块钱。
朱聪（右）和小龙 图：纪录片《地衣》
另一名流浪者小龙黑户近三十年，曾跟着杂耍团走街串巷，先后八次因盗窃坐牢，尝尽人间冷暖。2023年出狱后，朱聪开车带他回江苏高邮寻亲落户，几经周折，终于帮他拿到了身份证。朱聪又联系了一位捐赠人，帮他顺利入职物流园。后来，朱聪带小龙寻亲的经历被拍成了纪录片，这部片子还在国际光羽电影节上获奖。
老彭是朱聪觉得“最意外”的转变者。他是个黑户，被收养，养母没给他落实户口，他没结婚，长期流浪。
转折发生在他做“小队长”的那一年。他负责庇护所的日常运营，打饭、维持秩序、出去就业时当核心。朱聪说，他在那一年里“找到了某种力量感和现实的掌控感”。一两个月后，他回家办户口。
一年后，户口办下来了。朱聪半信半疑，直到看到他证件照上的生成时间。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件小事会成为流浪者转身的契机，能做的，就是坚持去做。”朱聪说。
流浪者“小屁孩”与家人团圆。
“小屁孩”是朱聪见到的为数不多想主动回家的流浪者。他13岁因搭错车开始流浪，流浪了十多年，从来不说想回家。直到去年，他看到别人回家了，主动说：“我也想回家了。”
朱聪帮他找到家人。家人敲锣打鼓来接。她曾怀疑家人是否遗弃过他，“但看到家人那副面孔，疑虑全部打消了”。
8人中4人成功安顿，意味着另外4人没能走出流浪循环。朱聪不愿只讲述圆满的故事，失败同样有价值。
小熊是朱聪最放心不下的人。“他真的想改变，但他的自律又达不到。”朱聪说，相比那些糊涂地快乐着的流浪者，他对自己的现状比较清醒，又没有能力匹配这种清醒，因此十分痛苦。只要朱聪把对小熊的支持稍微撤掉一些，他就又会回到原点。
流浪者合唱团。
“为什么我们没有放弃？就是因为发现失败是有意义的。”朱聪说，流浪者的改变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以前的小熊隔三岔五会因违法犯罪判刑坐牢。但在朱聪帮扶他的两年里，他没有坐过牢。
张斌是让朱聪感到最无力的人。他从福利院跑出来，不记得福利院在哪里。他的记忆非常碎片，“每次回忆的时候他觉得很痛苦，他不想回忆，你也不能够强迫他”。回家，找不到原籍；政府安置，不符合条件——“要么是残疾，要么是智力有问题，要么是真的老得不行了。”张斌三条都不符合。
“把流浪者送返乡，仅仅是把身体送回去，这只是救助的起点。”朱聪认为，返乡之后的生计保障、心理重建才是更核心的难题。她观察到，一些流浪者反复回到街头，背后是一种对既有生活方式的深度依赖，而这种依赖又与家庭支持的缺失、社会关系的断裂纠缠在一起。
老尹就是那个被送回去四五次的人。每次回去半个月、一个月，有时候几天就又出来了。有一次打电话，他在哭——“实在太寂寞了，没有人跟他说话。”但一回到长沙，一路都有人打招呼，他有存在感。
朱聪去他家三四次，给他拉了网线，买了二手手机，置办了灶和生活用具，把自己家的电视机也捐给了他。2024年，老尹返乡后，再也没有出走。
这些未完成，让朱聪更坚定记录真实——记录失败与挣扎，也记录抱团取暖。
把夹缝里的共生记录下来
“地衣之家”的屋檐下，藏着流浪者之间朴素又矛盾的相处故事，打动了朱聪，让她决心记录这些不为人知的生命叙事。
“地衣之家”的志愿者们。
老刘和老薛，一个负责做饭，一个负责捡瓶子。捡了钱，两个人一起花。有一次，大冬天，两个人坐在路边，不说话。
“虽然很难，但他们学会了抱团取暖。”朱聪说。
服务对象的互助。
小熊坐牢，海波来报信。“其他人不会来告诉我们，只有他会来报信。”后来，小熊又坐牢，慢慢跟人疏远了。朱聪也找不到他。但海波时常会问起小熊的事情。他们捡废品时会争抢。曾在麦当劳里，一个汉堡包两个人都要抢，但捡到外卖，又分着吃……这些故事，打动了朱聪，“流浪者这些故事，应该要记下来，让更多人知道。”
朱聪和服务对象在一起，背后是供流浪者自由挑选的“衣墙”。
2019年，在创办流浪者庇护所的时候，朱聪开始写口述史。这个念头，源于她的入行督导樊老师。
樊老师是北京大学系毕业的，生前有一个愿望：写一本关于流浪者的非虚构故事。2015年，他突发意外去世。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一直把他当作我公益路上的一盏明灯。”朱聪拿起了笔，到现在，她写了十多万字。
朱聪、小龙和志愿者一起探望流浪者王叔。
2023年，朱聪开始做短视频，她用短视频记录流浪者小熊的创业过程，不曾想，这个视频在网上成为爆款，有1000万的点击量。
朱聪不是科班出身，她心里一盘算，自己剪不是办法。于是，她找来外面的团队合作了一个月，3000块钱，出了6条视频，没经费了。她又开始做直播，讲流浪者的故事：流浪者为什么会流浪？为什么不工作？怎么去帮助他们？
跟别人做视频一味追求流量不同，朱聪独辟蹊径：展现最真实的状态，越真实越好。短视频打破了公众号传播的局限，越来越多人通过线上了解“地衣之家”，奔赴线下参与关注。她还利用空间打造“流浪博物馆”，参观者留言见证了大众对漂泊群体态度的转变，这是博物馆最珍贵的藏品。
在“地衣之家”，反偏见宣言墙写满了来访者的想法。
记录让更多人看见，但看见之后，机构自身的生存难题仍横在面前。
扎根救助末梢的十年
朱聪评价自己的机构，说得最多的是三个字：“不成功”。
大学生志愿者和朱聪一起在“地衣之家”做饭。
创立至今，“地衣之家”经历了三次关门。原因都一样：没有独立的资金来源。机构自创办以来三次关停，根源都是资金短缺；四次搬迁，从坡子街、高桥、碧湘街，到如今的晏家塘。
最崩溃的一次，是2019年末。机构搬迁、朱聪搬家，同时她七年的感情画上句号。“我说我要搬三个地方，我看到我的钥匙，我说这三把钥匙现在都要换了。”而让朱聪意想不到的，是来了10多个流浪者帮忙搬家。那一刻，朱聪觉得，自己这一年没有白做。搬完家之后，她消沉了大半年。
把朱聪从低谷拉出来的，是流浪者老尹。疫情期间，她每天和老尹走上街头，为流浪者消杀、测量体温。被迫走出家门的这份工作，一点点治愈了她。
但在运营“地衣之家”的背后，朱聪收获着家人的温暖。最困难的时候，弟弟拿出10万元支持她的公益事业，虽不认同这条路，却选择用行动托举她。
过年，对朱聪而言是一次“赶场子”。父母早年离异，大年三十，上午陪母亲吃年夜饭，夜晚赶回“地衣之家”，和流浪者一起跨年，而她母亲一直不知道她在做什么。直到今年，她去上海参加“一席”的分享和纪录片放映，母亲去了。看完之后，现场四五十个人知道朱聪的母亲来了，给她补上了掌声。
据朱聪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长沙街头固定流浪者约175人。她深知，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覆盖所有人。
朱聪在分享自己关爱流浪者的故事。
“我们主要是引起大家去关注他们。真正解决多少岗位、分流了多少流浪者，其实这个数据并不大。”而朱聪的心中，也有一个终极梦想：做社会企业，“我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可以开一家社会企业，能够给流浪者真正提供岗位。而到最后，我希望这个世界可以有自由流浪的生活方式，但没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救助体系正在向前延伸，朱聪扎根在治理末梢。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流浪乞讨人员”修改为“流散人员”。关于这个修改，有关立法说明是：相关救助管理机构救助的对象主要为走失、务工暂无着落等流散在外的暂时遇困人员，新表述“更加准确、中性、简洁”，更加尊重困难群众人格尊严。
一位在湖南民政系统从事社会救助的人士告诉记者，其所在的救助管理机构提供照料服务、急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五大类服务，也在尝试拓展——让流浪者“说30分钟的话”，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关系，这样会有链接。
朱聪在摩托旅行中为流浪者发声、呼吁。
“社会力量的参与，是国家所倡导的，朱聪关爱流浪者的行为值得鼓励。”这位人士说。
朱聪十年的探索，恰好落在政策导向的延长线上。她不局限于简单发放物资，而是深耕个案追踪、就业赋能、心理陪伴与社会融入。宏大的救助体系稳步向前，而朱聪和“地衣之家”扎根在社会救助的末梢，做最细腻、最贴近个体的陪伴。
石板无情，地衣有生。城市缝隙里这株顽强的地衣，以微光坚守，让流落的灵魂寻回扎根人间的力量。
（文中流浪者皆为化名，案例皆来自朱聪口述）
编辑：阿挽
二审：吴雯倩
三审：陈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