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魏荣彪
“破烂王”李再民和他的“大篷车”
30岁，他收留了一位34岁的寡妇和她的5个孩子。
52岁，他为了还清欠款，毅然进城捡破烂。
66岁，他扛着病躯，依然徘徊在城市边缘……
他是如此有爱守信，却又生活得如此艰辛。
他，就是陕北“拾荒者”李再民。
人生因寡妇而改变
1983年3月6日夜。
这是改变李再民人生的一夜。
这一夜，同村一位哥们儿登门做媒：你30岁了，我怕你是老大难了，介绍一个女的给你，不过情况有点特殊……
听罢，李再民觉得无法接受。
可这哥们儿就是赖着不走，唠叨不停。
时至深夜，李再民为了让他赶快离开，早点睡觉休息，就敷衍了一句：再说吧。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再民就下地干活去了。
哪晓得，他前脚刚离家，后脚那位哥们儿说的那个34岁的寡妇就找上门来了。
她是邻村的，其实他也认识。丈夫去世，留下5个孩子，大的15岁，小的只有6岁。这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确实是一场几乎灭顶的灾难。面对这些，憨厚老实的李再民的心就是硬不起来来，他下不了决心把她撵出家门。
“破烂王”李再民和他的妻子于租屋前
就这样，李再民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苦命的寡妇李菊明就带着5个孩子在李再民家住了下来。
说穿了，李再民家也是穷苦户。父母养育了他们7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他20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母亲一个人与他们相依为命。因此，他格外知道一个弱女子带着一群孩子的艰难和艰辛。
陕北的床就是坑。李菊明携儿带女到来后，李再民只有和他们大小挤在一个坑上。看来，生米只有当熟饭煮了。于是，李再民问李菊明，能否保证今后对他妈妈好；李菊明自然没有二话。李再民是个孝子（46岁那年，母亲脑溢血去世，他几乎花了一年才走出了丧母痛苦的阴影），当他从她口中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认为她可以做自己的女人。
就这样，李再民和李菊明及她的5个孩子成了一家人。
生活因守信而改变
2019年9月4日，我去陕西榆林出差。晚饭后，我去下榻酒店外的建业大道上散步，近22点返回时，在昏暗的路灯下遇见一位拾荒者。
出于职业习惯，我和他攀谈了起来。
原来，李再民是榆林佳县店镇乡石窑村人。14年前、也就是2005年，他进城——来到榆林市榆阳区捡破烂。他的陕北话，我很难听懂，幸亏经过第三者——一位当地小伙子的“翻译”，我才弄明白了他进城捡破烂的原因。
为了养活李菊明的5个孩子，李再民决定从事屠宰买卖羊肉生意。陕北的山羊遍食天然的香草地椒叶，肉质细嫩，不腥不膻不腻，胆固醇含量低，是名闻遐迩的美食，很受消费者青睐。于是，他走村窜户收购屠宰，然后进城赶集售卖，尽管起早摸黑十分辛苦，但至少养活了全家人。后来，他和李菊明生育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全家等于有了8个孩子，幸亏他有这门生意，才使全家大小得以果腹无虞。
“李菊明的5个孩子有没有上学？”当从李再民的口中得知孩子们都没有上学时，我确实有点震惊和难过，不过，我也没有要怪罪李再民的想法。
“饭能吃饱已经很不错了，哪有钱上学啊！”李再民的话不假，在陕北农村，要让8个孩子吃饱穿暖，决非易事。
“那你和李菊明生的三个孩子有没有上学？”
“大的没有上，老二上了三年，最小的女儿读到了小学毕业。”
孩子们尽管没有受到很好的学校教育，但当我得知，无论是李菊明和前夫生的5个孩子，还是他自己的三个孩子，后来全都成人成家后，我对李再明充满了敬意。
“但是，不幸啊┉┉”原来，他和李菊明生的二儿子外出打工无果返乡后，就跟着父亲做宰羊生意——李再民负责收羊屠宰，他负责上市卖肉。可恨的是，儿子居然把卖掉的羊肉款赌博输掉了，致使李再民欠了村民20多万元的羊头款。
宰羊生意是无法做了。
为了偿还自己经手的欠款，为了信用，年过半百的李再民不得不带上老伴进城捡破烂！
变卖破烂的钱实在有限，14年过去了，至今他还有近4万元欠账没还清。
“我不偷不抢，靠自己，死之前，欠的钱总还得清吧？”穿着一身垃圾中捡来的衣服、全身散发着臭气味、满脸黝黑的李再民，这话仿佛是讲给我听的，似乎又是在给自己打气壮胆。
秋夜的风凉凉的
2005年进城后，李再民和老伴在城里没有居所。
10多年里，每当夜幕降临，留宿何处是他们最苦恼的事。
他们寄身最多的是建筑工地，其次是城市的犄角旮旯处。
因为风餐露宿，老伴患上了风湿性心肌炎，如今身体羸弱得已经无法和李再民一起上街捡破烂了。李再民的左膝半月板也严重磨损，已经抽过两次积液，现在走路都十分困难。
年纪逐年增长，身体多处有恙，行动越来越困难。前年开始，李再民想了个法子，索性包下了两个单位的废品垃圾，其中一家是一爿大酒店。现在，他基本上就在这家酒店的垃圾桶边“守株待兔”。
这家酒店的废品，第一年开价2000元，去年要求5000元，今年提出要7000元了。这让李再民无比纠结，继续包吧，可能所获无几；不包吧，生计无望。
为了安顿有病的老伴和自己日益衰弱的身躯，去年开始，他们在城中被征的农地上租了一户废弃的农房，即使无水和经常无电，人家依然要他们每年缴交10000元。对李再民来说，这几乎是一笔天文数字。
他和老伴进城捡破烂后，只有每月100多元的养老金了，原来每月250元的低保金被取消了。
李再民和我讲这些时，我深深地感到了他对未来的无尽忧虑。
9月6日，是我在榆林的最后一天。是夜，我提出去他的租屋看看。
晚上近10时，我跨上他的“大篷车”。电动三轮车在榆林宽阔的建业大道上疾驰，华丽的霓虹灯和辉煌的路灯被急速地抛到身后。不一会儿，我们就转入了同样宽阔的富康路。约20分钟后，我们拐入了一处业已被征用的荒地，根本没有地名标志。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用手机给一位朋友发了一个卫星定位，结果是：“张家湾”。
李再民驾着他的“大篷车”疾驰在榆阳建业大道上
黑暗中，李再民的妻子李菊明出来迎接我们：“今天又没电了！”我只好打开手机电筒，进入他们仅徒四壁的“家”。我仔细打量着李菊明：她，身材矮小又瘦弱，说话时呼吸急促、声音低微——大概是她患风湿性心脏病的关系；屋内，一张明显是捡来的餐桌上，放着一盆酒店消费者吃剩的馒头……
此情此境，我不禁手向裤袋，掏出仅有的300元纸币塞到了李菊明的手里。
我和李再民说，我们回酒店吧。夜幕中，我借着车灯光爬上“大篷车”。因为穿着短袖，陕北秋夜的风掠过，我觉得好凉好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