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与“伟”
文/石川
顾名思义，“畏”者，畏惧、害怕也，常引伸为谨慎、不懈怠，是对待事物的一种恭敬态度；“伟”者，伟大、高大也，亦常引伸为崇高和卓越，是一种令人钦佩敬仰的形象或状态。因为从字面上看，将“畏”与“伟”连在一起，不仅所表达的意思八竿子打不着。
然而，从人的事业成就规律来考量，“畏”与“伟”却有着紧密联系，凡事谨慎、畏惧的人肯定比较平安，但不一定成长得伟岸伟大，可要做事业有成、人生美满的伟岸者、伟大者则必须要懂得敬畏、有所畏惧。
从这个意义来说，“畏”是造就“伟”的重要因子，是实现“伟”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伟”则是由“畏”带来的谨慎、严肃、认真、不马虎而组成。
纵观历史和现实中的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伟大人物，无不是拥有“畏”的体验和品质的。
汉文帝刘恒，敬畏孝道，侍奉母亲从不懈怠，在位24年，克勤克俭，使西汉社会稳定，与汉景帝一起创造了“文景之治”；司马迁敬畏真实，克服宫刑的身心痛苦，花了18年的博览、遍访、收集、整理的“笨”功夫，著就了博大精深的《史记》；李世民敬畏忠言，明白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成就了唐朝帝业；毛泽东敬畏民心，并常怀“赶考”心态，秉守为人民服务之宗旨，才得到国人的爱戴拥护，带领共产党人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袁隆平敬畏科学，坚持了50余年如一日一次又一次地试验，才获得了“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盛誉。
难怪孔子说，君子当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宋朝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把“畏”理解为“惧”和“慎”，认为：“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明代著名学者方孝儒更是一针见血：“有所畏者，其家必齐；无所畏者，必怠其睽。”明朝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谈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无所畏惧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明代晚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吕坤在其人生哲理著作《呻吟语》中也说到，“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
历史上的这些圣贤先哲关于“畏”的警世盛言，无不为我们道出了“畏”与“伟”的关系：一个人要想成就伟业，必须有所敬畏。
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无视“畏”与“伟”的辩证法，片面理解“无私无畏”和“艺高人胆大”，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说话毫无遮拦，做事毫无顾忌，举止毫无边界。其实，“无私无畏”“艺高人胆大”是以有“畏”为先决条件的，是在知方圆、讲道德、守规矩、明法纪，心中装有他人与社会前提下的“无私无畏”，是在人生修为上的“艺高人胆大”，不然所谓的“无私无畏”就是可笑的“无知无畏”，甚至害人害己，哪还有什么伟大事业和崇高形象可谈。
在这个茫茫世界中，能够让我们敬畏的对象太多了，生命要敬畏，自然要敬畏，科学要敬畏，知识要敬畏，一切与我们交集的人和事都得去敬畏。知道了敬畏，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对错，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应去理。学会了害怕，才会不害怕；不会害怕，他的一生都很可怕。内心有所畏惧的人，才会懂得尊重、把握分寸、守住道德底线、不越规矩红线、不碰法纪高压线。
人生是应当有所畏惧的，要成就“伟”的事业和“伟”的形象更要有“畏”的意识和“畏”的践行。唯如此，“伟”的愿望才可提起，至少我们的人生会平平安安、顺顺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