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良好的家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助于涵养好的作风、政风、社风、民风。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湖南省妇联推出“红色家风润三湘 家国情怀故事汇“系列报道,介绍湘籍老一辈革命家、现代名人等人物好家风好家规故事。
徐特立:一封迟到22年的感人家书
策划:湖南省妇联宣传部
执行:今日女报/凤网
文/邓魏 漫画/潘晶慧
人物简介: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1968年11月28日),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与董必武、林伯渠等老同志在党内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他是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田汉等人的老师。1911年,他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34年,他以57岁高龄参加长征,坚持走完了全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在乱世中,遇到失踪多年的亲人突然回来了,该是怎样一种心情和表现呢?
“诗圣”杜甫是这么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妻子见到丈夫,怪他还活在人世间,惊慌之后才回过神来去擦拭眼泪。寥寥数字,就把这种惊慌失措、喜极而泣的感觉写得跃然纸上。
可有一个人,收到失踪22年的女儿来信时,在欢喜之余,回了一封感人至深、情深意重的家书。尽管70年过去了,这封家书依然滚烫滚烫……
这个人就是徐特立。
徐特立是有名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著名的教育家,培养了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田汉、许光达等,他也非常注重教育子孙后代。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
1928年,徐特立的女儿徐静涵因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被捕,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她才写信和父亲取得联系。随后,徐特立给女儿回了一封信。
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封信,也一起来梳理一下信中的家风家训。
静涵吾儿:
七月十五日信收到,二十二年来未得到你信。
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探听你因写标语下狱,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又有人告诉我,你和夏某到了长沙。抗日初,我回家,你母也不知道你的下落。我估计你已不在人世了,因为抗战前后,我们的党已在南京、上海、汉口公开,但未见你向我党探问,又无家信。
忽然接到你的信,也只十数行,你何时与铮吾(编者注:指陶铮吾,徐静涵的丈夫)结婚,你们的职业若何,生活状况若何,是否生有儿女,一字未提。是否你已写信给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是否尚在人世,我不知道,也未见你提及。厚本(编者注:指徐厚本,徐特立的儿子)在一九三八年秋患肠热症,死在医院,至今十一年了,你母还不知道,所有亲戚朋友都瞒着她,恐怕她忧郁成神经病。一九二七年,笃本(编者注:指徐笃本,徐特立的儿子)之死,你母十年神经昏乱,不能再加刺激。你如写信回家,不宜言及你弟之死。厚本和刘氏女结婚生了一女儿,刘未改嫁,改从夫姓名徐乾,已加入了我党八年,由一家庭妇女成了一知识分子。你妹柏青(编者注:指徐柏青,徐特立的女儿)与卢姓结婚,已男女成群,虽在高小毕业,文字和知识都不及徐乾远甚,不能独立生活。
一九二八年我到上海,你正在狱中,我以为你如果不是共产党也是一个革命的群众,今接你的信没有一字谈及,希望你把二十年来的生活、工作、学问写信告我。
你们夫妇谅有职业,可不来北平。你是否回家来信未提及,你如有职业不可轻脱离,回家后需要仍能到现在的岗位工作。
我已七十四岁,每天还要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生活费公家尽量给我,但时局艰难,我不敢多开支,所以我不望你北上。你们夫妇既能在上海大城市生活,谅有谋生之技能,或到长沙或仍在上海均好。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
事忙不暇多写,祝你们夫妇进步、健康,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朋友,一直加入党为盼。
特立 八月
读着这封信,让人感慨万千,也感动万分。
信中字里行间,满满都是关怀,“二十二年来未得到你信”,一句话里蕴藏着,一个父亲在乱世之中放在心底22年的牵挂和关爱,字里行间对女儿这封迟到22年的信又惊又怪又喜。
然后,这个父亲开始跟失踪22年的女儿拉家常、诉衷肠,娓娓道来。
可是,这封信里,句句里都蕴藏家国情仇,是一个革命者勇往直前的信念;这封信中,字字都饱含家风家训家教,是一个父亲情深意切的希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封信里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吧。
儿子死讯,他对妻子瞒了24年
信中说:“厚本在一九三八年秋患肠热症,死在医院,至今十一年了,你母还不知道……一九二七年,笃本之死,你母十年神经昏乱……”
徐特立对妻子熊立诚的关爱是刻骨铭心的。
1927年,二人的长子徐笃本病逝,熊立诚深受刺激,痛不欲生。
11年后,次子徐厚本又因病去世。徐特立担心妻子再也经受不起打击,独自承担丧子之痛,刻意隐瞒消息,夜夜舔舐心伤。
全国解放后,熊立诚到北京居住,徐特立仍谎称儿子徐厚本在苏联工作。
在迫不得已、谎言快被拆穿的情况下,徐特立请当时的驻捷克大使曹瑛冒徐厚本之名从苏联写信,称已在苏联另娶并生子,一时回不来。
熊立诚看到信后,痛骂徐厚本没有良心,要徐特立写信加以责骂。
1954年12月15日,徐特立只好当着妻子的面,虚拟了一封给儿子的信。
1962年,熊立诚逝世时,仍不知儿子早已不在人世。这一消息,徐特立隐瞒了24年。
儿子逝世后,儿媳成了女儿
信中说:“厚本和刘氏女结婚生了一女儿,刘未改嫁,改从夫姓名徐乾,已加入了我党八年,由一家庭妇女成了一知识分子。”
徐特立的次子徐厚本,不足16岁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去学汽车修理工,后来娶妻刘萃英,育女徐禹强。
抗战期间,徐厚本、刘萃英夫妇由组织安排回湘工作途中,徐厚本不幸因病逝世。
当时,徐特立作为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负责人,正在为营救党内同志而奔走,根本无暇顾及。
1938年,徐特立致信给儿媳刘萃英:“你还年轻,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你结婚以后,我们便不以翁媳相称,你做我的女儿也可以……”
两年后,刘萃英再次来到延安,表示愿意做徐特立的女儿。徐特立为她改名为“徐乾”。
徐特立对徐乾严格要求,特意为她制定作息计划,要求她“上午4个钟头均作学习之用,不会客、不闲谈、不外出;下午2小时看报,看党的文件,另以2小时处理我给你的工作。”
后来,徐特立十分疼爱孙女徐禹强,从小就教育她不仅要常读“家国书”,更要莫为“无益身心事”。
他也曾对孙女约法三章,“第一,不要有特权思想;第二,不要有优越感;第三,不要脱离群众”。
“上半晚想自己困难,下半晚想群众困难”
信中说:“你如有职业不可轻脱离,回家后需要仍能到现在的岗位工作。”
此后,徐特立多次写信给陶铮吾、徐静涵夫妇,鼓励女儿女婿政治上要求进步、关心国家的振兴。
在1951年9月的信中,他说:“政治不在口里能说大道理,而在能和劳动群众站在一起,自己的困难放在第二位,劳动群众集体的困难放在第一位,还要注意国家在建设时期的困难。”
在1953年9月的信中,他说:“知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这样去做人,自己的个人苦恼没有了,胸怀开展了,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前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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