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22个记者节特别报道——湖南女记者佳话
11月8日，第22个记者节。
不论是在备受瞩目的会场，硝烟不断的战场，车水马龙的闹市，还是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都能看到女记者的身影。她们感性、细腻，善于倾听；她们自信、从容，勇于发问；她们正以蓬勃的姿态，撑起新闻事业的“半边天”。
在第22个记者节来临之际，今日女报/凤网推出“湖南女记者佳话”特别报道，聚焦了19位湖南各地、各新闻单位、各年龄段的优秀女新闻工作者代表，记录她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国新闻事业奋斗的工作历程，展现湖南女记者的职业风华，讲述她们的动人佳话。
90+的她
谢日红：背着被子去采访，难忘借住“土匪窝”的那一夜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刘洋
【记者档案】
谢日红，1931年出生，今年90岁，湖南日报社新闻研究所原主任编辑。1951年进湖南日报社工作，直至1988年退休。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们始终需要记者，记录时代、传播美好、眺望远方，向专业和操守致敬，向坚守和使命致敬，向每一位仍然奔波在路上的记者致敬！祝大家节日快乐！”
刷微信、上头条、在新闻客户端浏览资讯……这些在现代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网上“冲浪”习惯，也是谢日红如今的生活日常。可当今日女报/凤网记者看到90岁高龄的她熟练地操作着手机的那一刻，还是不禁赞叹起来。
“最近关注神舟十三号的新闻比较多，女航天员非常了不起！”谢日红放下手机、取下眼镜，摇着头对记者说：“现在老了，眼睛不行、记忆也衰退了。”但这样的话在记者看来未免有些“凡尔赛”——之前一个半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讲述起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工作岁月，谢日红总能脱口而出当时的时间、地点、人物，并不时在手心写出人名的具体汉字，方便记者记录。
这样的好记性或许得益于谢日红从事新闻工作30余年刻进骨子里的职业素养：因为记者，就应该时刻“记着”。
背着被子去采访，一辈子没化过妆
1931年出生的谢日红是湖南湘乡人，高中时期来到长沙读书，1950年从长沙省立一中毕业后，进入当时的长沙《大众报》工作。后《大众报》停办，谢日红入编湖南日报。
1951年进入湖南日报社工作时，谢日红刚好20岁，从此便开启了不是在采访就是在采访路上，包里常年放着一支笔一个本子一支牙刷和一套换洗衣服的日子。
那时候的女记者，颇有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意思。谢日红告诉记者，“我这辈子都没化过妆，时时刻刻抢新闻，大家都想多发点稿”。
让谢日红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进入湖南日报后不久的一次报道任务。
1952年冬天，南洞庭湖第一次整修堤坝，湖南日报派出一支报道小组去当地采访并编辑出版《南洞庭报》，编辑部设在岳阳湘阴白马寺镇上。谢日红记得，当时报道组一行5人，组长是名男记者，4个组员全是女记者，她就是其中之一。带好随身的采访包，每个人还背上一床被子，就这样出发了。
白天，记者们分头去工地上采访；晚上，便睡在编辑部一间厢房用架子和木板临时搭建的“宿舍”里：铺一层稻草就是床。有时候采访太晚回不来，谢日红就索性在工地办公室的桌子上将就睡一晚，“反正随身带着被子嘛”。
条件虽艰苦，却也苦中有乐。采访临行前，谢日红特意买了一套较为宽大的邮差工作服穿上，从头武装到脚，防风防雨也能抗冻。“我本来很怕狗的，那次穿着这一身采访途中碰到一条大狗，我大叫起来，没想到它看到我这怪模样，竟然先被吓跑了。”时隔多年，回忆起这一幕，谢日红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
那个年代的女记者，都有着这般吃苦耐劳的精神。
谢日红记得，当时和她一起采访的3位女记者中，有位比她年长10岁的大姐叫陈茵池，发表过很多优秀的稿件。“她怀着孕还经常在路上采访，采访回来没多久就生孩子了”。有一次，陈茵池到一个煤矿采访，坚持要下矿井，矿上为此下了一条“命令”：今天有女记者来采访，下井的矿工都必须穿上裤子！
1955年至1959年，谢日红被湖南日报社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也是新闻系第一届毕业生，圆了她此前一直向往的大学梦。学成归来后，抱着感恩的心，谢日红更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新闻工作中。
“我的第一次下乡采访”，惊险之后的惊喜
新中国第一次土地改革之后，谢日红跟着春耕生产检查组先后到宁乡、汉寿、益阳等地采访。在此前查阅的资料中，谢日红发现常德汉寿县有个“任桂芳农业生产互助组”工作开展得很不错，她便决定在汉寿县单独下车，前去采访了解情况。
一下车，谢日红却傻了眼：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问，去互助组还得过一条河。由于天色已晚行路不便，她只好在当地老百姓家借住一宿。谢日红还记得，那户人家里只有一位老婆婆在，很和善地接待了她。
可事后回忆起那个看似平静的夜晚，却让她感到颇为后怕。原来，第二天到达互助组后，她听一同前来采访的一位《大公报》的冯姓记者说起，那户人家附近刚刚发生了一次土匪抢劫事件，老婆婆家的孙子就是那帮土匪的头头之一。
“听说冯记者后来还责问过我们编辑部的领导，‘你们报社为什么让一个细妹子住土匪窝里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年轻无所畏惧啊！”回忆起这段往事，谢日红用“太过幼稚”来形容自己。但惊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惊喜：她所写的这篇任桂芳互助组的文章后被《长江日报》转载，广受认可。
随后，谢日红马不停蹄地赶到益阳采访了当地的一个生产队和一位名叫龚秋云的驻队干部，发表了题为《龚秋云领导生产有办法》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了省委的关注，并形成了“向张官长、龚秋云学习，做农村工作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决议，在全省引起讨论。
这一次的经历，谢日红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我的第一次下乡采访》。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们始终需要记者
“那时候采访，交通很不方便，大多数要靠两条腿赶路”。上世纪50年代，邵阳绥宁境内为运输木材修建森林铁路，谢日红在春节期间前往当地开展采访。从工地上完成采访时已是傍晚，为了尽快发稿，谢日红只能独自徒步赶回距离工地5公里外的指挥部。“那是一条在悬崖边的简易公路，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河流，走着走着总觉得后面会不会有野兽跟着……”谢日红告诉记者，伴着皎洁的月光和满天繁星，她也记不清那天晚上到底走了多久，只记得一到达目的地，便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起稿来。
1988年，谢日红从湖南日报退休。回忆起自己的新闻生涯，谢日红觉得虽没有轰轰烈烈的成绩，但也圆满完成了任务。“那个时候条件很差，但人的境界很高，工作热情也高，党报的荣誉感很强。现在各种条件都好了，你们年轻人一定不要辜负这个好时代！”
在记者节来临之际，作为“90后”新闻老前辈的谢日红也向广大新闻工作者送出了祝福：“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们始终需要记者，记录时代、传播美好、眺望远方，向专业和操守致敬，向坚守和使命致敬，向每一位仍然奔波在路上的记者致敬！祝大家节日快乐！”
编辑：林腾
审核：吴雯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