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郭艾柯
“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樊锦诗
8月19日，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公布获奖者名单。
（该奖项一年一度，每年会颁发3个奖项类别，分别是持续发展奖，人类福祉奖和正能量奖，用以表扬获奖者在推广世界文明以及共创美好世界方面做出的杰出成就，袁隆平，吉米·卡特，解振华便是此前的获奖者。）
而今年“正能量奖”的得主，是一位81岁的中国老人。
樊锦诗是谁？
提到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但是对敦煌莫高窟一定不陌生。
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再没有第二个。
余秋雨说：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1987年，中国的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就是这样一座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宝库，因为经历了动乱、战火、盗贼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了一片废墟……
而这个瘦弱的南方女子，毕业以后便与敦煌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坚守在大漠深处，一守就是大半个世纪，从青春年少到满头华发，为莫高窟的“永生”倾尽了全力。她所做的一切被季羡林先生誉为“功德无量”。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并被称为无愧于国家的“敦煌女儿”。
1
初遇敦煌，“目的不纯”
出生于1938年的樊锦诗，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对历史文物感兴趣。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
由着喜好，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1962年，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樊锦诗坦言，选择去敦煌，可以说是“目的不纯”。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一进洞就被迷住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
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她来说，洞外的现实世界同样“震撼”：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电，更别提卫生设备了。
甚至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刚出门就看到两只绿绿的大眼睛正瞪着她，她被这只“狼”吓得心乱跳，赶紧关上房门，一夜未眠憋到天亮，第二天一早上才敢出门，“哦，原来那不是狼，是头驴。”
从小生活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樊锦诗，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加上身体羸弱的她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得提前结束实习。
“我再也不想到这个地方来了。”离开敦煌的时候，樊锦诗暗暗对自己说。
2
再遇敦煌，机缘巧合
世事难料，1963年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
出于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厚厚一封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然而这封信却永远没有交上去。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每个人身上都有强烈的建设国家的主人翁精神。
樊锦诗想到在那个遥远的大漠深处，有精妙不可言喻的洞窟，等待着人们的发掘与保护，想到在那个条件艰苦的研究所里，还有常书鸿、段文杰这些原本她以为很“派”的艺术家，为了莫高窟活得像个农民似的，有些事情必须有人要去做！
那一年的9月，樊锦诗再一次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院。
其实，刚开始她并不认为自己会长久待下去，一是这里条件恶劣，二来丈夫和孩子都在远方，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敦煌却渐渐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既然选择留在敦煌，樊锦诗开始对洞窟断代分期的考古研究，走过莫高窟大大小小七百三十五座洞窟，2011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一卷，是樊锦诗领衔多年不懈努力的成果，被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成为“精致绝伦，佩服之至”。
3
数字敦煌，“容颜永驻”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正值西部大开发、旅游大发展的热潮，莫高窟的游客数量呈现急剧增长态势。1979年只有1万人，1984年突破10万人，到1998年达到20万人。
有一年夏天，樊锦诗一进洞窟就连打着喷嚏出来了，因为洞内充斥着游客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和汗味。“洞受得了吗？”从此成为她当时常常思考的问题。
除了游客数量的剧增，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洞窟本体的老化也是莫高窟“青春流逝”的主要威胁。
“我们拿出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和现在对比，发现100多年间变化很大。现在的壁画很模糊，颜色也在逐渐退去。壁画和人一样，不可能永葆青春。面对这种老化趋势，樊锦诗很伤感，“我们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她在《永远的敦煌》里写道：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
“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
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她首次提出“数字敦煌”这样大胆的构想——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
尽管耗资巨大，反对者众，但她从未犹豫。
而时间为她证明了一切。
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自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欣赏30个洞窟，10个朝代的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
这一切数字化成果背后的推动者，是一位如今已81岁的老人。
4
腻在敦煌，坚守一生
“人们说她是敦煌的女儿，那我就是敦煌的女婿。”说这句话的是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
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这对夫妻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在此期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为了孩子的教育，两个人想过很多办法，最后还是彭金章选择将两个孩子都接到自己身边，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没有半句抱怨。
樊锦诗曾多次提出申请，想调到武汉工作，但身为工作骨干，这个申请一直没被通过。等到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樊锦诗调离，她自己却犹豫了，莫高窟已经成为她生命里重要的存在。
樊锦诗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彭金章，彭金章只回复了她一句话：“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
作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办者，那个时候彭金章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的主任，但为了妻子的心愿，他没有丝毫犹豫，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
那一年，分居了19年的夫妻，终于在黄沙漫天的敦煌团圆。
有人问彭金章他和樊锦诗的爱情。
彭金章回答：
相恋在未名湖
相爱在珞珈山
相守在莫高窟
彭金章本是研究夏商周的考古研究，年近50却开始投入敦煌的研究，他率先勘探清理莫高窟的北区，将有编号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735个，为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提到先生，樊锦诗满满都是感动，自己的先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没有他的支撑，这个家庭可能就散了”。
两人一起在敦煌工作了三十多年，彭金章总说：“将来工作任务完成了，我就跟着她去上海休养，我乐意跟着她。”
樊锦诗也曾不止一次想着，等他们两个人都老了，卸下了工作，就一起到处游一游看一看，但这一次彭金章食言了。
2017年7月29日逝世，81岁的彭金章永远闭上了双眼。
而就在那一年的4月份，一向不爱接受采访，不爱上节目的樊锦诗接受了《朗读者》的邀请：因为“老彭喜欢看你们的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
根据彭金章遗愿，敦煌研究院未发讣告，一切从简。
他离开的安静，没有打扰公众半分，然而一直到今天，樊锦诗依然觉得彭金章就在自己身边：“他还在我身边，他到今天还在，没走，还在支持着我，看着我。”
5
献给敦煌，勇气“逆天”
据中国网，社科院研究员白滨1964年初见樊锦诗时的印象：“一个上海姑娘，瘦小的身材，精明干练、风华正茂。”
很多年后，敦煌研究院的张先堂曾跟樊锦诗去上海出差，正好和樊锦诗的双胞胎姐姐见了面。
“两个人站在一起，我们几乎不敢相信是姐妹。”
樊锦诗的姐姐依旧风姿绰约，显得很年轻，而樊锦诗头发花白，穿着最简朴的衣服，脸上全是敦煌的风沙吹出来的沟壑，感觉比姐姐还要老上许多。
——“心里可有心酸不平？”
——“无怨无悔。”
她是出身优渥的上海娇小姐
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
她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
在大漠深处
爬进黑黢黢的洞窟
一待就是半个世纪
25岁只身前往敦煌
30来岁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敦煌文物
40多岁敦煌终于通电
60岁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76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
……
在《朗读者》中，董卿看着樊锦诗说：“我心头一热，这样一个瘦弱的身躯，怎么会蕴藏这么大的力量。”
樊锦诗的心全部献给了敦煌，献给了莫高窟。
她的年龄大了，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了，数字敦煌的网址却能脱口而出，那是她毕生的心血。
莫高窟以缓慢却不可逆转的速度消逝着，她拼着命把莫高窟记录下来，送到千千万万人的眼前。
用董卿的话说，那是“逆天”的勇气啊!
茨威格说：“勇气是逆境当中绽放的光芒一样，它是一笔财富，拥有了勇气就拥有了改变的机会”。
樊锦诗用一辈子的执念证明了这句话。
来源：凤网整理中国网、视觉志(ID：iiidaily）、新华社等
资料参考：
《季羡林曾谈敦煌》
《余秋雨：莫高窟》
《朗读者》20170408
《开讲啦》20190302
《人物》 2015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