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何顿:病痛造就《幸福街》

2019-02-27 阅读数 483720

专访 作家何顿 幸福街 医院

文: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罗雅洁 供图:受访者

“如果我能活着醒来,走出医院后一定要写下我们这代人的故事。”深夜的医院里,何顿独自一人躺在病床上,他盯着病床对面的小黑板,上面写着他的本名:何斌,男,56岁,直肠癌,恶性肿瘤。第二天就要做手术了,在生死关头,何顿惊觉,他还没有记录下自己这代人的故事。 

2015年10月26日,何顿被确诊为直肠癌。他说,自己是“被文学吊了一口气”,也许正是这口气支撑他顺利完成了手术。何顿从能坐起的那一天就开始着手写作,有时累得精疲力尽,一天却只能写几行字,身体逐渐恢复后才加快了写作进度。2019年2月24日,河顿的新书《幸福街》分享会在长沙止间书店举行,这意味着他想记录的故事已经如愿以偿地记录下来,并可以幸福地与读者进行分享。

女粉丝的读后感 

何顿住在离长沙市中心很远的一个小区,他笑着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每次去市中心都是进城。他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小区,是因为要“抵制诱惑”,方便潜下心来阅读和写作。 

说起何顿,湖南人估计并不陌生。作为长沙人,何顿写下了不少充满长沙味道的作品:《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生活无罪》、《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黄泥街》等等,曾多次获得各项权威文学奖,其中《黄埔四期》获第二届路遥文学奖。 

早在多年前,何顿就有了写“50后”的想法,但一直没有下笔,在患直肠癌做手术前的那个晚上,他终于决定动笔。为此,他花了三年时间写下这本《幸福街》。那么,幸福街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简单地说,它描述的是幸福街上两代人60年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小说里的幸福街坐落在黄家镇上,这个千年古镇有古朴幽静的麻石街和历史悠久的庙宇院落,各种各样的果树和各种各样的花适时出现在古镇的各个角落,故事的主人公就从这些角落里一个个走出来。这些“50后”的故事串联了60年里整个以幸福街为中心的人事动荡。他们的人生与命运几乎就成了那代普通老百姓的一个集体缩影。而在何顿的构想里,“幸福街其实就是写我当年生活过的那条街,幸福街里的人就是我熟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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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往只写一个人物的命运不同,这次,何顿以群像的形式来描写他们这一代人,从群体的角度来思考和总结。为什么取名《幸福街》?何顿说:“因为健康就很幸福,活着就很幸福。” 

这本书里,何顿时不时冒出的长沙方言,让湖南人尤其是长沙人备感亲切,所以有长沙读者看完书后会心一笑:“徜徉在这些故事里,一页页书翻过去,就仿佛跟生命里所有认识的人一一打了个照面。” 

文学评论家白烨点评道,《幸福街》写出了小人物的各种悲欢、各种命运的交响,是值得关注的作品。文学评论家龚旭东把《幸福街》读了四遍,在他看来,小说很典型地表现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生活状态。 

有个女读者看完这本小说,特意写了长长的读后感发给何顿,她说:“作者在故事的叙述中穿插了分析和评论,很少,但都精炼生动,显示出深厚的人生积淀和独立思考,而真正让人感动的,是贯穿全书的正义感和作者无意中表露出的真诚与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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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何顿的作品从来不乏细腻的一面,所以他的粉丝(网上称之为“顿粉”)队伍里从来不乏女读者,这得益于他的人物塑造能力。作为男作家,何顿曾塑造过不少鲜活的女性人物形象:《湖南骡子》里的何秀梅、《青山绿水》中的杨小玉、《我的生活》里的陈娟、《蒙娜丽莎的笑》里的金小平等等。在《幸福街》的创作过程中,陈阿亚这个女性角色是第一个冲进何顿脑海里的,也是他着笔墨最多的女性人物。“她和陈漫秋是我在这本书里最喜欢的女性角色,漂亮文雅骄傲,和我之前写的女性相比,她们更活跃。” 

何顿还颇为开心地告诉记者,早在很多年前他的作品就颇受女“顿粉”欢迎,“上世纪90年代我还曾在《今日女报》连载过小说《寻找爱情》呢。”

写作路上的苦功夫 

何顿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他当过美术教师,干过装修,现在却已经是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沙市文联副主席。那么,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说起来有些曲折。 

“上大学前,我们唯一能不被老师没收的课外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上了大学,但何顿自认“没什么文化”,20岁他才开始阅读世界名著,别人去图书馆借书是一本两本地借,何顿去借书,往往是用一个网袋子往家搬。看到喜欢的作品,他还会去书店买下来。 

他几乎把当时能买到的世界文学名著和哲学家的作品都读完了,在这样如饥似渴的阅读中,何顿的兴趣发生了改变,他认为绘画已经不能表达他内心的思考,唯有写作才能。 

开始写作的前四五年,何顿不断地遭到退稿,他也曾把自己多年的文稿付之一炬。但他始终觉得,被退稿并不是件坏事,“这让我更加坚定写作,更加追求作品质量的提高。” 

他曾和朋友合伙,做过装修生意。“我老婆是学音乐的,她同学家里都有钢琴,我们家没有,这让我觉得羞愧,不能让老婆女儿跟着我受罪。”而当何顿做生意赚了几万元钱时,他“感觉把自己一辈子的工资都赚到了”,于是又掉过头回去写作,显然,他的心思并不在赚钱上。 

1991年,何顿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活无罪》,辗转至1993年才发表,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何顿的创作之路才开始顺利起来。此时距他大学毕业,已经过了整整十年。 

这十年间,何顿没有老师指导,也没有文学上的朋友同行,不间断地阅读和写作是他唯一的途径。“这个事不能投机取巧,只能下苦功夫摸索。”

根据女儿建议修改作品 

何顿的女儿如今在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她以前是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的,2011年她大学毕业,我们本来想让她出国留学,但后来她写了一个小故事给我。”从这个小故事里,何顿惊讶地发现女儿的文字驾驭能力、词汇表达能力并不比现在的年轻作家差。他对女儿说,如果愿意从事写作,那就不要出国。 

女儿选择了留下来。不过,何顿之后就再也没能读上女儿的作品。“她不愿意告诉我她的笔名。”但这次《幸福街》的原稿,何顿请女儿提了意见。“女儿觉得原来的结尾太过苍凉,于是我就把结尾改了。” 

何顿坦言,年轻一代比他们当时接触文学要早得多,阅读环境也好得多。“以前,我经常带着女儿逛书店,买了很多课外书籍,还有简易版的世界名著,我跟她说,这是把知识买回家。”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钟爱“快餐式”的阅读方式,年轻人很少阅读严肃文学,这是受时代的影响。“我们那个时代,苦难多,但是压力几乎没有。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相反,没什么苦难,但自我压力和生活压力非常大,这也难怪他们更爱轻松愉悦的阅读了。”也正是如此,他才与时俱进地接受了女儿的建议,改了《幸福街》的结尾。 

何顿感叹,作家不能固执已见,要随着时代变化而进步。“作家就是书记员,要记录时代的喜怒哀乐,不要把自己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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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的一名“铁杆粉丝”购买了他所有的作品。

眼下,何顿的下一部作品已安排上日程,“写的是我一个朋友父亲的故事,是一本关于武术的小说。”何顿说,“只要读者没有嫌弃我,还愿意阅读我的作品,我就能一直写下去。”谈起和读者的交流,他高兴地告诉记者,2月24日在长沙止间书店的分享会上,有四名“铁杆粉丝”从20多岁开始看他的书,从青年读到中年。“我出版的每一本书,他们都买了,这次还带了一大袋子给我签名。”对作家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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