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王思敏等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在江苏苏州开庭审理。 沈寅飞/摄
目前，中国内地市场已成为外籍保姆理想的“淘金地”，由于我国出入境制度管理严格，多数外籍保姆通过“黑中介”进入中国市场。在这种不被我国内地法律认可的雇佣关系中，雇主、外籍保姆、中介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一旦出现问题，雇佣双方的权益难以得到维护。洋保姆“非法就业”打黑工，其“先天”违法性加上“黑中介”横行，给外籍保姆市场带来重重风险。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办理签证难度太大并且麻烦
提起菲佣，所有中介公司都能列出一箩筐优点：英语好，保姆专业性强自然不在话下，而且针对中国市场，菲佣还有独特的优势，比如在中国没多少朋友，人际关系简单；逢年过节，不会像国内的保姆需要请假回家；大多数不通中文，她们能很好地保守雇主家庭秘密等。除了菲佣外，有不少家庭选择印佣（印度尼西亚籍保姆）。不过，印佣在国内的名气没有菲佣大，被雇用的人数远低于菲佣。
如何雇用一个外籍保姆呢？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知名家政公司，询问是否有外籍保姆，但对方均表示，家政服务人员均为中国人，没有外国国籍。之后，记者通过网上搜索菲佣等关键字，找到了多家声称可以提供菲佣服务的公司。
几家菲佣中介的工作人员均向记者表示，雇用一个菲佣要走一些必需的流程，先由雇主提出对菲佣的要求，比如中英文水平如何、是否会做中国菜、是否有照顾小孩的经验等，接着中介会按照雇主要求，在菲律宾寻找合适的对象，一般情况下中介手里是没有现成的，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中介会让雇主和菲佣通过网络直接进行面试。如果雇主满意，中介便会帮助菲佣办理入境签证、购买机票。
不过，由于菲佣在内地从事家政服务属于违法行为，中介为菲佣入境所办理的几乎都不是工作签证，而是选择旅游签、探亲签以及商务签。前两者办下来较为容易，商务签证需要找代理机构，用工作邀请的名义，将对方以家教、翻译等身份引进国内。
记者在北京一家涉外家政公司询问雇菲佣相关事宜时，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拥有菲佣、印佣和黑人阿姨等几种外籍保姆，但与别家公司不同的是，这些保姆目前多数人都在国内，雇主可以对她们进行视频面试，如果选中了，很快就能见面签合同。
随后，工作人员给记者发送了十多名外籍保姆的视频资料，里面都是她们用英语做的自我介绍，包括姓名、年龄、国籍和工作经历等。这些人年龄从20岁到45岁不等，不少是大学毕业，在中国培训机构做过英语老师，既可以在学校做教学，也可以在家庭工作，会做家务和简单的中餐。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中介服务协议》，合同显示，雇佣服务为期一年，一方面是菲佣都希望从事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雇主家庭服务的质量着想，毕竟工作时间久了大家会比较熟悉，工作熟练程度也会有所提高。此外，在菲佣刚进入雇主家庭时，会有三个月左右的试用期，期间如果雇主不满意，便可以终止雇用。
至于价格问题，工作人员表示，菲佣有签证的，需要交4万元中介费，印佣和黑人阿姨有签证的是3万元中介费，签证过期的是2万元中介费，工资均为每月6500元至7500元不等。如果只要求做卫生清洁等普通家政服务，一年费用需要七八万元，如果要求菲佣照顾孩子、做饭以及清洁等，一年15万元左右。
没有合法“身份”带来不少风险
相对国内普通保姆，菲佣的价格的确高出许多。如此高薪聘请，雇主又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呢？
“态度好、勤快、会英语。”这是北京一位雇主对菲佣克瑞莎（音译）的评价。克瑞莎工作卖力，将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雇主很满意。但由于其入境时的旅游签证已过期，也没有及时办理新的签证，克瑞莎不想承担被遣返的后果，只能继续在雇主家里干活，整整3年没有回家。
“黑”在中国，成为“隐形人”，几乎是外籍保姆的常态。由于公安机关时常会清理“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而她们往往是公安机关的重点排查对象之一，所以如何“安全”地生存便成为外籍保姆的重要问题。克瑞莎的雇主清楚地记得，在北京清理“三非”最严格的时候，出门买菜购物等都由自己负责。
另外，对于相当一部分雇主而言，外籍保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优秀，她们的劣势很明显：大多数人中国菜做得不好，与老人沟通不畅，最关键的则是没“身份”，有“跑路”甚至盗窃犯罪风险。
茱莉亚（音译）是一名菲律宾女性，2014年3月持旅游签证入境中国，签证过期后她并未申请延期，而是做保姆在中国内地非法居留。2016年1月，李女士通过中介公司雇用了茱莉亚为保姆。但试工一天后，李女士对其不满意，打算停止雇用。茱莉亚心怀不满，遂窃取李女士钱包，盗窃现金1600余元，移动充值卡、购物卡若干。第二天，李女士发现钱包丢失后报警，茱莉亚被抓获归案。最终，茱莉亚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元，驱逐出境。
“保姆跑了。”温州的胡女士一想起家里跑路的印佣就糟心不已。2014年7月，这位保姆来到家中，刚开始表现不错，胡女士觉得自己找对了。没想到两个月后，保姆开始嫌弃胡女士家的别墅面积太大，每天有干不完的活。一天，保姆跑路。
随后，她联系深圳中介，要求退回佣金和3个月工资，但中介并不买账，只是以再介绍为由拒绝退佣金和剩余工资。心有不甘的胡女士算了一笔账：支付佣金1.5万元，提前支付保姆6个月工资2.1万元，支付保姆机票、吃用共花费4万元。近8万元的付出，只换来了3个月不尽心不称职的服务。
外籍保姆乱象随着市场的扩大而日益严重，但出逃、盗窃等现象所暴露的，不过是这个地下市场的冰山一角。灰色之地多有枉法之举，不少外籍保姆饱受“黑中介”欺压，日子也并不好过。2015年北京丰台发生的一起菲佣出逃案件，就牵出了一条外籍保姆市场的灰色产业链。
外籍保姆市场催生“黑中介”
2015年7月，菲律宾女子米歇尔与另外5名菲律宾女性经过谋划，准备逃出位于丰台区岳各庄的小区住地，前往菲律宾大使馆求助。但最终只有米歇尔一人成功逃脱并报警。
原来，2014年底至2015年7月中旬，吕某和李某勾结国内及境外人员，以虚假邀请函骗取中国商务签证或者旅游签证，策划、组织6名印度尼西亚籍女性和8名菲律宾籍女性非法入境来华，准备让她们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在未找到雇主期间，这些外籍女子护照被没收，限制在屋内不许出门，直至米歇尔出逃报警导致案发。2017年2月，李某和吕某因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在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受审，此案目前尚未宣判。
“菲佣在中国内地不合法，但又有着大量需求，所以催生了外籍保姆市场的各种乱象。”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靖怡告诉记者，内地所有的菲佣渠道都是地下秘密进行的，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黑中介”。这些中介一方面与境外联系，掌握相对稳定的“外籍保姆源”，并为她们代办旅游、探亲或商务签证；另一方面在网上发布广告，吸引有需求的雇主。
2017年8月，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法院公开审理了王思敏等6名被告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案。这也是苏州首例策划、组织菲律宾籍及印尼籍妇女非法进入中国境内，为我国居民提供家政服务的案件。
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思敏认识了做菲律宾移民的张玲玲，于是相约成立公司做起外籍保姆生意。通过公司雇外籍保姆，客户首先需缴纳4.9万元中介费，然后按照每月5100元一次性缴纳半年工资，而外籍保姆拿到手则是每月1700元生活费，剩余3400元要上交给公司。仅一年时间，王思敏就介绍200多名菲佣和印佣，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左右，利润相当可观。
在李靖怡看来，这些中介大多数通过做业务牟取暴利，有的则是纯粹的骗子，盯上了外籍保姆市场这块蛋糕，把这个本来就秩序不完善的市场搅得更加混乱。
2014年10月，福建石狮警方办理了一起菲佣诈骗案。经当地男子曾某介绍，雇主雇用了一个叫米娜（音译）的女菲佣，双方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合同期限两年，并分别向曾某支付了8000元的介绍费，向米娜支付了4000元月薪。但米娜工作期间不断以逛街或旅游为由向雇主请假，最终销声匿迹。事发后，曾某也和米娜一样人间蒸发。
雇佣双方权益均得不到保障
事实上，在众多涉及外籍保姆的案件中，如果是盗窃、诈骗等刑事案件，受害人还可以通过公安机关找到救济途径，但如果是跑路等，雇主只能吃“哑巴亏”。比如家中印佣逃跑的胡女士，本想让中介退回佣金和3个月工资，但中介并不买账，只是以再介绍为由应付着她。后来胡女士想通过法律途径，但发现保姆签证早已过期，属于黑户，雇用黑户本身就是非法的，救济无门只能自认倒霉，就当花钱买个教训。
记者调查过程中，也曾经向中介表达过对菲佣逃跑和没有合法身份的顾虑，但对方表示，如果害怕外籍保姆跑路，建议雇主平时可以自己保管好外籍保姆的护照材料，只在续签等时候再将证件退还。至于没有合法身份问题，只要别说她是菲佣就行，即使被查到就说是自己请的老师、家教在家里借住几天。
果真如此吗？2016年1月，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查处了6起菲律宾人非法在华就业的案件，陈女士就是其中涉案人之一。案发后，不仅家中菲佣被遣送出境，陈女士自己也被要求承担遣送菲佣回国的1万元机票费用。
“对雇主而言，雇外籍保姆其实只是‘看上去很美’，一旦产生侵权纠纷，很难通过正常渠道维权，权益保障基本无从谈起。”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检察院检察官朱媛媛表示。
对外籍保姆而言，由于是“黑”在内地，自身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一名非法入境的菲佣在供述中称，雇主每月支付5000元的工资，但公司要扣除4000元，用来偿还护照、签证机票之类费用，实际拿到的没有多少。另外，自己的护照也被扣押，假如逃跑，很可能会被警方抓住。一旦被发现，遣返几乎是所有“暴露”的外籍保姆的归宿。(《方圆》记者 刘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