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全景网
如果有人问，是什么叫“脱氧核糖核酸”，可以肯定，大多数人基本是一头雾水。
但如果有人问“什么叫DNA”，可以相信，即使你说不出个所以然，也一定觉得挺眼熟的。
为啥？
因为大量的警匪电影已经做了普及：当带着白色手套的警察在现场捡起一根头发、一个烟蒂后，案情就此出现了跌宕起伏的变化……这样的镜头慢慢告诉我们，有一种破案的手段叫做“DNA检测”。
8月初，株洲市公安局的官方微信推出了一组“DNA实验室”现场图片，立马引起很多网友的好奇，一连几天，图片被不断转载。
DNA检测到底有多神奇？通过一个烟蒂之类的东西，如何找到它的主人？这些实验室里的警察要付出怎样的艰辛，才能在一根试管、一块玻片里发现犯罪嫌疑人？
为此，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了湖南三名优秀的“DNA女神探”，她们的经历以及她们所讲述的故事会告诉你，DNA检测技术会在疑难案件中发挥怎样不可思议的作用；告诉你一个不经意的物证是怎样说出真相的；同时也告诉你，再狡猾的狐狸都没办法逃过老练猎手的眼睛。
没有指纹的水杯上藏着秘密
“神探”档案：张晗（长沙市湘和司法鉴定所副主任法医）
法医眼里的“密码”
白色墙面、蓝色地板，两种颜色一直延伸到走廊尽头。透过走廊两侧的玻璃窗，可以清晰地看见室内桌面上整齐地排放着几十个白色塑料袋，旁边标注着“待采样本”字样。
另一个房间内，医用冰柜散发着冰冷的气息。“室内温度24℃，空气相对湿度61%”。身穿蓝大褂，戴着帽子、橡胶手套的张晗确认了一下记录仪所显示的数字后，走出了房间。长长的走廊陷入了寂静。
8月14日下午6时，长沙市湘和司法鉴定所的化验室内，张晗摘下手套后长舒了一口气。休息片刻，她慢慢脱下身上的白大褂，靠在椅背上闭了眼睛，犯罪现场的景像反复在脑海中播放……
“我是技术法医，案发后不用去现场。”和手持解剖刀、经常与尸体打交道的现场勘查法医不同，张晗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份从各个刑事案件现场带回的生物检材。而她的工作，就是从大量生物检材中分析提取出DNA信息，作为最终锁定嫌疑人的法医物证，“通俗点说，就是让物证‘开口说话’，指证嫌犯”。
张晗向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解释称，生物检材，即刑事案件现场留下的血液、血斑、唾液、骨头、人体组织、脱落细胞等。“案件发生时，嫌疑人只要在犯罪现场有活动轨迹，就必定会在生物检材上留下痕迹。换句话说，案件现场留下的任何一件物品，包括烟头、口香糖，甚至是被害人指甲缝里的碎屑，都可能穿过重重迷雾成为破案的密码。”
作为发掘密码的角色，张晗可谓“高手”——过去的9年里，张晗共为889起案件做过司法鉴定，从上万个生物检材中分析提取出DNA信息。其中，六年前的一起案件，让她成了同事眼中的“DNA神探”。
废弃小屋里的发现
2011年7月15日，浏阳市发生了一起命案。有人发现在距离街镇3公里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林里，有一具被烧焦的尸体散发着恶臭，现场被严重破坏，很多痕迹、物证被损毁，只留下一个透明水杯。事后，经勘查得知：受害人为女性，约35岁，系死后抛尸毁尸。
受害人是谁，第一现场在哪？由于尸体被汽油严重烧毁，无法辨别死者外貌；又因缺乏目击证人和视频资料，当地民警以案发现场为中心，着手调查了5000多户农户，才最终发现与死者相符的女性失踪人员。
为尽快破案，浏阳市公安局专案组对案发中心10公里范围内的视频进行搜集，从获取的超过300G容量、长达1200多小时的视频画面进行比对，但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和车辆……
与此同时，张晗也在第一时间对现勘法医提取的300多份生物检材进行检验——可所有的生物检材都只检验出死者的DNA。
至此，一个看似简单的杀人案，却随着侦破工作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复杂。
“我记得，检验完所有生物检材后，发现死者胃部残留有不少硫酸镁、酚酞等成分，之后，结合死者家属提供的病历得出结论——死者计划7月15日去当地一家医院做肠镜手术，所以要在前一晚服用泻药来清肠。”
不过，让张晗感到奇怪的是，现勘法医提供的一个混合有泻药的水杯中依然有不少清水。“根据药理，泻药必须一次性全喝完才能更有效地清空肠道排泄物。”考虑到混有泻药的清水没理由剩下，由此，在尸检报告出来前，张晗就推断嫌犯作案时间是在7月14日晚。
之后，一个更加惊奇的发现证实了张晗的推断。
“混有泻药的水杯上竟然没有留下死者的指纹、唾液和唇印。”据张晗回忆，自己注意到这一现象后立刻又得出一种推断——“水杯上没有留下受害人的生理痕迹，那有可能是因为嫌犯在作案期间曾喝过混有泻药的清水，事后又仔细将痕迹清除。”
“只要喝了泻药，必然会去如厕。”想到这，就在案发第三天，张晗主动申请前往现场，并在周边3公里处又提取了100多份可疑的生物检材，试图寻找嫌犯作案时的蛛丝马迹。不成想，她真找到了。
张晗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在离案发现场1公里处，自己在一间荒废的土砖屋内发现了蹊跷。“因为房屋没通风的缘故，一进去就闻到一股浓浓的异味，之后在墙角处发现有一些白色晶体。而离房屋不到300米处，还留有不少排泄物。”事后，张晗检验晶体样本时发现为尿结晶，而它和排泄物的DNA一致。之后，她又根据排泄物样本的活性，推断出对象如厕时间正是案发当晚，而这也成了最终破案的关键要素。
待通过排泄物样本确定嫌犯逃跑的时间和路线后，案件顿时明朗起来。最后，经过警方三天两夜的围堵蹲守，犯罪嫌疑人终于被抓获，并在张晗出具的DNA报告面前，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16年前的一个烟蒂，如今还能“出来作证”
“神探”档案：陈丽（湘潭市联诚司法鉴定所副主任法医）
笔记本夹着一个16年前的烟蒂
这是一根只有半截拇指长的干瘪香烟，原本亮白的烟卷纸早已泛黄，看起来和被丢弃的烟头没什么不同。然而，案件真凶的身份信息就藏在上面，一藏就是16年。
“只要叼起香烟，烟头上就会被印上数十亿比特的生物密码，而这些密码来自嘴唇的上皮细胞。在案件中，只要找到这串密码特定的数据节点，就可以在人海中锁定你要找的那个人。”8月15日上午，湘潭市联诚司法鉴定所副主任法医陈丽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就在2016年底，凭借生物密码，36岁的她助力湘潭市警方侦破了一起追踪16年之久的入室行窃杀人案。而解开了这道难题的关键，正是当年那根几乎没被视作“证据”的“红塔山”牌香烟。
“2000年案发时，湘潭市司法鉴定行业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听说过DNA，更别说如何鉴定DNA信息。”陈丽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当时，全省鉴定技术最好的在长沙，但当时的生物学证据鉴定，大多只是查验血迹的ABO血型，而且，完成检测不仅需要大量样本，对样本的要求也极高，“必须是一块完整的组织，或者一管新鲜的血液”。所以，那时年仅20岁的陈丽，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提取现场可疑样本。
直到2016年10月的一天，陈丽偶然从书柜里抽出一本工作笔记回顾案情，突然被笔记本里一根压扁了香烟所吸引。于是，她的记忆开始不断回溯——
2000年6月的一天夜晚，湘潭市发生了一起命案。“根据当时的案情报告显示，两名男子闯入住宅行窃，被居民发现后将夫妻相继击倒致死。”陈丽说，当时，刚刚毕业的她和警方在案发地周边先后采集了2000余份指纹、掌纹，并在案发地两公里外的农地里找到了这半截香烟。
把烟头装进物证袋前，陈丽特意扫了一眼上面的商标——“红塔山”，当即就推测嫌疑人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因为当时的烟民大部分只抽湖南本地香烟”。
但仅仅有这些推测是不够的，“烟头上能提取出的DNA信息十分少，当时的技术条件完全鉴定不出结果。”陈丽说，因为缺少线索，这起行窃杀人案成了悬案，烟头也被陈丽装进物证袋，夹进了笔记本里。随着案子多了，笔记本里的烟头也渐渐被挤满文件的档案柜所遗忘。
“神探”是这样养成的
陈丽说，这根被遗忘的烟头随着湘潭市联诚司法鉴定所的不断发展也搬过两次家，但它们一直沉默地躺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似乎是在等待某一天凭借某种方式说出真相。
终于，就在去年，陈丽任职的司法鉴定所引进了最新的“STR技术”（即荧光标记多基因座STR复合扩增检测技术），这项技术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只需要少量模板DNA，就可满足各种鉴定需要”。于是，鉴定所配合全市公安机关对多年积压的物证进行送检，那个曾经被遗忘的烟头也就再次成了案情突破口。
“STR技术所需要的成本比较小，操作也越来越标准化。”陈丽说，有了这个技术后，在做DNA鉴定时只要需要加入一些化学试剂就可以快速出结果。果然，只花了一天时间，这截沉默了16年的烟头就“交代”了它知道的全部信息。
陈丽轻轻剪下烟头外圈的卷纸，放入清水，再滴入一种名为“Chelex”的专业试剂，它就能自动将烟卷纸分子和嫌犯嘴唇上皮细胞的蛋白质紧紧缠住并沉入水底，只留下细胞里的DNA浮在水中。提纯后的DNA被放入一种特殊仪器后，再加入一个特殊的“引物”。“这个‘引物’就像一把剪刀，而DNA信息就像放映机里的胶卷，被剪取成设定的片段，再让仪器进行上百万倍的复制，就得到了大量的DNA片段。经过特殊处理后，计算机软件会显示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
陈丽解释称，每个人的“生物密码”都对应着一串32位数的“DNA身份证号”，“只要数字和系统里已存档的‘身份证号’对上，就能锁定一个具体的人”。凑巧的是，就在这一年，烟头曾经的主人找了份工作，录入了DNA信息。最后，经电脑检测，很快弹出一张男子的照片，并提示此人“符合送检物证DNA特征”。
“知道消息后，我非常激动。”陈丽清楚地记得，尽管自己每天都在跟案件打交道，但她的心情并不平静。“因为这是自己入职司法鉴定所以来的第一起刑事案件，我一直留有遗憾，现在结案的机会终于来了。”为此，在之后的抓捕过程中，陈丽特意请假协助警方一起行动。最终，在2016年12月30日，她终于亲眼看到这个她琢磨了无数次的嫌疑人落入法网。此时，当年的“年轻男子”已经秃顶，却并未忘记手上曾沾染的鲜血，他供述了犯罪事实，另一名嫌犯也很快落网。
这个案子的告破让陈丽长吁一口气，同时也让她颇为感慨。陈丽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自己从职校毕业后就加入DNA检测实验室，当时，整个实验室只有两名民警，深更半夜一个人赶赴实验室加班，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那时胆子小，实验室外面包括走廊在内的整栋大楼一片漆黑，好像总是有动静。做实验的屋子就5平方米大，里面放着民警从现场提取回来的人体组织、血液等检材，屋子里充斥着化学试剂散发的各种异味。”然而，就是在这个曾经让她心神不宁的大楼里，陈丽一干就是17年，她也逐渐由一个生涩的小姑娘变成了业内颇有影响的“DNA神探”。
外人根本无从知晓，法医在破案压力下要经受住怎样的焦灼煎熬，“因为不允许任何疏忽失误，指纹、毛发、汗渍、血迹……这些东西往往决定着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命运。每次检测结果出来了，因为担心结果有误，总要像有强迫症似的反复核实才敢写报告。有时结果出不来，连着几夜睡不着，会觉得对不起受害人，甚至觉得自己无能。”这个成长过程让陈丽纠结煎熬，同时也让她倍感自豪。到目前为止，陈丽参与刑事案件现场勘查300余起，从事物证鉴定4000多份，检验各类生物检材30000多份，出具鉴定结果2000多份，均无一差错。
DNA解密：天天生活在一起的妻子不是你的
“神探”档案：谭笑丹（湖南法证司法鉴定中心法定代表人）
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作为湖南省法医鉴定龙头公司的负责人，谭笑丹和她的团队在过去14年里，一直坚持为寻亲家庭提供免费的DNA亲子鉴定服务。因此在这一领域，她所经历过的案子数量相当庞大，也相当复杂。尽管如此，每逢遇到疑难案件，她总能拿出让业内人士佩服的结果。
谭笑丹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当初之所以选择从事DNA鉴定事业，源于“打拐”的公益心。
现年45岁的谭笑丹是长沙人，在北京成长，后赴澳洲求学。“在一次商务派对上，我现在的合伙人Vern谈到他正为尼日利亚政府建立DNA法医物证实验室和打击拐卖儿童数据库系统。这个点子一下就抓住了我，我国也有丢失孩子的家庭，如果能把这个技术带回国，那该多好！”就是这样简单而美好的心愿，使得谭笑丹走上了DNA专业鉴定的道路，而且决定为大家做公益服务。
事实也证明，谭笑丹当时的这一份念想是正确的。
仅2003年这一年，谭笑丹和她的汉五DNA鉴定中心就帮助大量家庭找到了失散的亲人。在谭笑丹的带领下，她身后的技术团队逐年壮大，DNA公益寻亲之路越走越宽。如今，谭笑丹团队已完成635872例DNA鉴定服务。
关于DNA破案的离奇故事，谭笑丹也许写几本书都写不完。但是，8月14日下午，她仅仅讲了一个十年前的案件侦破过程，就足以让记者瞠目结舌了……
2006年1月1日，长沙市大街小巷都是一派佳节气氛。家住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黄鹤村的廖福林家，却来了一位名叫肖兴友的不速之客。让廖福林震惊又气愤的是，对方一口咬定，自己的妻子是他寻找了一年多的妻子，并执意要把妻子带走。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肖兴友是湖南新化人，其妻叫康望云，于2004年6月从家里走失。一次偶然的机会，一直在外寻妻的肖兴友听老乡说自己的妻子在长沙。赶过来一看，那人确实是自己的老婆。但廖福林却无法接受，“他说‘我的妻子叫陈艳桃，我们于1985年结婚，陈艳桃怎么可能是你肖兴友的妻子？’”之后，两人发生了争执。
谭笑丹说，当时的一幕起初让她感到震惊——一个妻子却有两个丈夫争夺，难道两人连自己的老婆都分不清？就算当丈夫的分不清，那妻子自己总应该能说清楚吧？结果，更意外的是，这个引发两男争妻纠纷的女子却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自己的身份、丈夫姓名、子女情况都无法说明。
不过，谭笑丹从附近村民口中得知，陈艳桃是湖南湘阴人，与廖福林生下两个女儿，在婚后第三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肖兴友的妻子康望云是湖南新化人，也有两个女儿，凑巧的是，她也患有精神分裂症。
那么，两男争夺的这名患病女子，究竟是陈艳桃还是康望云呢？
就在谭笑丹陪同两男子找当地民警比对户籍档案时，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把廖福林妻子的户籍资料调出来后，虽然她的身份没错，但档案里的照片居然和肖兴友的妻子不管是发型还是脸型都很像”。
谭笑丹说，肖兴友当时也被难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为了寻找妻子，他几乎走遍了大半个湖南，鞋子走破了好几双。白天经常挨饿，晚上时而受冻，因为没钱住旅社，不冷的时候就随便睡在人家屋檐下，冷得睡不着时就来回跑步暖好身子继续睡。他很多次都想过放弃，但毕竟是自己相处二十多年的妻子，孩子也大了，不找回来，良心过不去。”
与此同时，突然陷入争妻风波的廖福林心底也满是忐忑。
“廖福林说他的妻子陈艳桃曾在2004年5月离家出走过，好在2005年1月时被他的弟弟廖建安找到了。当时，廖福林带着大女儿去接人，女儿一见到对方就认出来了，立刻上前抱着喊妈妈。于是，廖福林下意识地认为她就是妻子。现在突然多出个男人找他争妻子，他也免不了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谭笑丹也疑惑，会否是廖福林认错了人，找回来的不是自己的妻子呢？
反常规的“绝招”
为了让案子有个结论，谭笑丹决定主动免费帮他们做鉴定。
2006年1月4日，谭笑丹为患病女子和廖福林、肖兴友的女儿采集了鉴定样本，以此得出的结果保证权威性、真实性。
就在大家期待最后的鉴定结果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原来，鉴定人员按常规流程是要给采集的样本做13个片断的，但13个片断做出来后，发现这个母亲的样本，跟两个女儿的样本都有11个位点是一样的，只有两个位点不匹配。而如果两个位点不匹配，按常理来说，很多情况下不能给出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母亲的样本跟肖兴友的女儿和廖福林的女儿的样本都有很多相同的片断，这意味着这个患病的女人与廖福林和肖兴友的女儿都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这种情况太让人意外了。”谭笑丹称。
相似的长相，同样的疾病，几乎同时走失，血缘鉴定结果高度相似，这一个又一个巧合让两个男人感到疑惑。那么，这名女子最终会和谁有血缘关系？最后，谭笑丹出了个“洋招”。
“由于在常规的13个基因检测点中，因双方相似的数量超出了正常的判断值，导致这名女子与廖、肖两家女儿的血缘关系一时无法确定。所以，考虑到法医鉴证对白种人的适用程度比黄种人要高一些，于是，我们为了准确地对双方血缘关系做出鉴定，鉴定人员在常规的13个检测点上，又增加了专门针对黄种人基因的5个检测位点。”谭笑丹介绍。
这个办法收到了奇效。三天后，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子并非廖福林的妻子，而是肖兴友的妻子。
“我记得廖福林当时拿着那份鉴定书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情绪非常低落，感觉像是突然失去了一个亲人。”不过，廖福林更多的却是不舍。“他跟我说这个女人虽然不是他的妻子，但两人共同相处了一年多时间，和她也有了感情，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现在，她竟然成了别人的妻子……”谭笑丹说。
在DNA检测上，谭笑丹的“神来之笔”是让圈内人很服气的。不过她不满足于这些，去年，谭笑丹又成立了由湖南省司法厅批准成立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大型综合司法鉴定机构——湖南法证鉴定中心。接下来，她打算在法医临床、法医物证、法医病理、法医毒物四个方面下点力气，“制造”更多的传奇。
编后>>
推出这篇文章，我们的目的很简单。第一，无疑是想告诉大家，在实验室里还“藏”着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警察，甚至连电影镜头都很少对着她们。
而事实上，她们是在安静的角落默默地维护着我们的平安，虽然极少出现在目光所及的地方，但是她们应该得到我们致敬的目光。
第二，让法医们出来讲故事，这绝对不是为了博取眼球，而是一种更为接地气的发声：现代的侦破技术已经跟国际接轨，任何有侥幸心理的犯罪行为都没法逃脱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