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西流
段暄与是一名地下“自助捐精”者，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人，白天忙工作，夜晚降临时，则流连于酒吧昏暗暧昧的灯光下，等待着再一次捐出自己的精液。闪烁不明的酒吧灯光下，他们黑暗中的身影，折射出的是中国大规模“精子荒”的现状和焦虑。
（9月24日《新快报》）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广东等地精子库闹“精子荒”，使“捐精”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特别是，“自助捐精”已形成一种地下市场，从事这项“产业”的男子成千上万，暴露出了捐精领域乱象丛生。
众所周知，捐精同义务献血一样，是一项公益事业，公益事业显然是以献爱心为主的。然而，与义务献血相比，捐精事涉个人隐私与生殖伦理，因而其在要求和程序上比义务献血更严格、更复杂。问题是，献血有《义务献血法》规范，而捐精则无专门的法律约束。
根据2006年卫生部公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捐精必须在正规的精子库或相关机构进行；一个合格志愿者，在我国只能在一家精子库捐精；每位供精者的精液标本不得使5名以上妇女受孕，一旦满5名，这份精子就将被销毁；特别是，捐精是供精与求精方在“不发生性关系”情况下进行的。应该说，这是规范捐精行为的有关法规。可见，“自助捐精”与此规定相悖，是一种违法行为。至于所谓的捐精“直接方法”，属于男女涉交行为，更是违背了社会公德。
可见，比“精子荒”更可怕的是“监管荒”。“自助捐精”在网上和坊间流行，显然钻了有法不依、监管缺位的空子。不可否认，目前对辅助生殖技术和捐精行为的管理，依据的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等卫生部的诸多部门法规，显得既庞杂又针对性不强。但有关部门不能放着现有的法规不用，而去坐等国家颁布专门的法律。
我们既要禁止“自助捐精”等不法行为，又应考虑到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下一代的心愿，从法律监管程序上予以分别对待。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势必引起社会各界对其监管层面的修改和同步，而不仅是伦理上的指责和法律缺位的抱怨。因此，对于捐精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既要加快立法规范，更要加强严格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