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这是规定。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30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四方面军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23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枝手枪和一枝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枝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康克清是渔民的女儿，身体健壮。1929年1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17岁。朱德这时已43岁。朱的原妻伍若兰是一位革命妇女，已于1928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15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像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但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人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
幸存下来的指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
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封建观念，但红军在这方面仍有严格规定。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54%的战士都在24岁以下。
不仅是年少无知和规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她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后来，一位年轻的名叫萧月华的农妇走进李德的生活。萧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长征开始后，她像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作为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的。但他们却没有共同语言，经常吵架。萧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最后，萧月华提出要与李德离婚。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1983年去世。
长征过来的大多数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贺子珍则不同。她喜欢照料毛泽东，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她善于烹调，为毛泽东制作他爱吃的湖南风味菜。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特别是贺子珍做的辣椒汤。
毛泽东自激进的学生时代起，就是妇女平等权利的积极拥护者。他创造了这样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他并不是长征的总负责人，主力部队30名女干部的生活每况愈下，不论由谁来管，都弄得一团糟。许多早期发生的问题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问题，如食物的分配和搬运，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妇女们都很年轻，但没有几个是像康克清那样结实的妇女。她们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间小路上行军；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两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过一座高山，又去一个长达三英里的崎岖山口，就这样翻来覆去。
博古的夫人认为她的经历是典型的。她有两个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男孩，在上海生了个女孩，后来第三次怀孕了。在长征前约一个月的一次空袭中，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流产了。1934年10月14日，她与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时已基本恢复健康。过了三四年，当她回忆长征初期的情况时，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行军非常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
后来，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蔡畅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蔡的母亲有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50岁时，她与富商丈夫离婚，进入小学，完成了学业。其子女成为共产党人，受她的影响极大。蔡畅在长征期间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那时，她身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1984年蔡畅仍生活在北京，时年已84岁。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双目已经失明。但是她仍尽力工作。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摘自《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长征的30位女战士的故事
完整地“看”长征。这里摘录的是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30位女战士的故事，以及她们不同的人生命运。
人物剪影之一：
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筹措粮草……也许只有他(李维汉)这个地方工作部长才最了解她们的价值。
李维汉的目光最后落在那个长着一头黑发、脸皮白净的女红军身上，那是他结婚不久的妻子金维映。今天，她特意穿上他们结婚时穿过的那件合身的蓝色列宁服，在几个穿黑色军装的姐妹中显得特别突出。他们是1934年在瑞金结婚的。那时，战场上屡屡失利，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刚过完并不清静的蜜月，就匆匆踏上征途。金维映先在中央工作团工作，后来调到干部休养连。西征路上，虽然他们经常在一起工作，但却是分开住的———除了朱德和康克清，几乎所有同时踏上征途的红军夫妻都是分开住的，包括毛泽东和贺子珍、博古和刘群先、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内，因为战争不能为他们提供过正常夫妻生活的条件。这时的金维映虽然刚过31岁，却已是一个颇有资格的“老革命”了。
1931年，担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兼上海工会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的阿金(即金维映)同被王明的中央“打入冷宫”的原红七军政委邓小平一起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他们结为夫妻。1932年5月，邓小平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而在此前后，阿金先后担任过中共于都县委书记和胜利县委书记。这位从15岁起就开始了革命生涯的浙江姑娘早在1924年就与共产党的著名人物瞿秋白、项英、郭沫若等有过密切来往。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捕，被营救出来后在上海一直从事秘密的工人斗争。白区丰富的斗争经验使她在中央苏区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军女干部。她领导于都、胜利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声名赫赫。1933年10月，她又受命担任瑞金县“扩红”突击总队长，出色完成了任务。《红色中华》曾在一篇文章上这样提到了阿金的名字：“……如罗荣桓、金维映、罗迈(即李维汉)、毛泽覃等，放在各报扩大红军突击队运动的光荣红榜，在各种会议与报纸上，解释与宣传他们的工作经验，教育全党同志。”
与阿金不断受到表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的邓小平正在经历着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磨难。1933年，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头面人物遭到严厉批判。这时，阿金离开了他……
翌年，她与李维汉结合。战略转移开始，她与其他29位被批准随主力行动的女同志一起，编入了由李维汉任司令员的军委第二纵队，她被分配在地方工作部，负责沿途发动群众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她在干部休养连当过一个阶段的党支部书记。她配有一匹马，但她的马上总坐着别的人———病中的警卫员、体弱的民夫或者脚打泡的女同胞。而她却常常背上别人的东西，拄根棍子，艰难地走在漫长的山道上……
也许，站在遵义三中操场上的李维汉不会想到，命运将在几年之后为阿金画上一个悲惨的句号。
阿金一步一步走完了二万五千里，她的身体也被这漫长的征途完全拖垮了。1938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后来因为和苏方人员发生争吵，被送进“疯人院”。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阿金死于战火之中。
之二：
在经历了这场大迁徙的女性中，博古夫人刘群先的人生结局与阿金有着惊人的相似。
尼姆·威尔士在其《续西行漫记》中，这样描绘了刘群先：“刘群先，身体短小结实，两手粗大，样子很干练。她是一个漂亮的人，有一头光艳的头发和一身柔滑的肌肤，声音低而愉快，又有一种惯喜闪动的睫毛，像小孩子一样，张大眼睛瞪你的习惯。”
这位记者又说：“她是位热情奔放、循循善诱的演说家。这和她在工人中深负众望不无关系。不过她很同情和关怀人的疾苦。谈到长征时，她几次噙着泪水说：当时他们是连统计一下死亡人数的时间都没有。”
1927年10月，这个被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通缉的年仅20岁的无锡工人领袖秘密来到了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年底，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劳工大会。在会上，她认识了为中国代表团担任翻译的中山大学学生博古。很快，博古成为她崇拜的对象。在中山大学的那场派别斗争中，她坚定地站在王明、博古一边，成为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
1928年，她与博古结婚。1930年回国。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刘群先刚刚流产一个多月，她是拖着病弱的身子走上并走完了远征路程的……
以后的日子她是不幸的。抗战爆发后，她同博古先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工作。
当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不断将她的身体摧毁的时候，与博古情感上的危机也日渐加深，刘群先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1939年，刘群先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关进“疯人院”。1941年失踪，生死不明……
开会的时间到了，毛泽东、朱德、博古、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走进了会场，整个操场立刻沸腾了起来。
会议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毛泽东就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作了演说；朱德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和纪律；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讲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意义。他们的讲话不断被群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女红军们也同群众一起欢呼着，眼前的情景，使她们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
光荣的记忆
从江西走到遵义的红一方面军中的女红军共有30名，笔者于此，谨记下她们光荣的名字：
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周恩来夫人)；
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李富春夫人)；
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后与邓振询结婚)；
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博古夫人)；
前线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朱德夫人)；
军委机要秘书贺子珍(毛泽东夫人)；
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李维汉夫人)；
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毛泽民夫人)；
苏维埃中央政府艺术局局长李伯钊(杨尚昆夫人)；
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邓六金(后与曾山结婚)；
兴国县妇女主任危秀英(后与钟赤兵结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刘彩香(长征途中与毕占云结婚)；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李桂英；
闽粤省委书记陈慧清(邓发夫人)；
中央党校学员吴富莲；
少共中央青妇干事王泉媛(在遵义与王首道结婚)；
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贺诚夫人)；
红军大学教官丘一涵；
红军大学教官吴仲廉；
中央妇女部秘书甘棠；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工作员谢飞(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
少共中央巡视员廖似光(凯丰夫人)；
少共中央局干事肖月华(李德夫人)；
闽粤赣特委组织干事谢小梅(罗明夫人)；
苏维埃大学学员钟月林(后与宋任穷结婚)；
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杨厚珍；
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
中央政府办公厅秘书危拱之；
女红军曾玉(未被批准随队转移，自己跟着丈夫一路到遵义)。
这30名从江西中央苏区参加战略远征的女红军中的绝大部分走完了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全程。她们中有的人两过雪山、三过草地；有的人随西路军经历了更为悲壮惨烈的征程。中国共产党当时最显赫人物的妻子几乎都在这支30人的女性队伍中，但伟大与光荣却是她们自己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