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潘捷老师回忆，这张与齐越（左）的合影照片，拍摄于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经潘捷老师同意，中国广播网摄影记者涂傲翻拍）
2009年9月23日《解放军报》刊发文章《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第一”》并配发了一组新闻老照片，上面的这张就是其中“第一次实况 转播”的配图，注明是参加开国大典实况直播的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齐越和丁一岚，但是照片中的女播音员却不是丁一岚，而是潘捷，这张照片也不是拍于开国 大典之时。那么，潘捷是谁？照片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从富家千金到地下党，从地下党到播音员，她曾二十四次站在天安门城楼进行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典礼直播，她是“最可爱的人”眼中最亲切朴实的明星，她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遍全国，她组建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个播音组，并挖掘了罗京、张宏民等许多著名的播音员……她就是播音界的传奇人物、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潘捷，她的话筒人生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
从富家千金到地下党，潘捷坚信：共产党是对的
1948年11月的一天，北京贝满女中地下党接到上级通知，要发展一名“富家千金”入党，对于组织上的这个决定，当时负责发展潘捷的共产党员十分诧异。
潘捷：1948年11月，快解放了，突然有一天，贝满女中的一个同志把我叫到一个小犄角，问我愿意不愿意入党，我说当然愿意了，那个时候入党都是单线发展，一个人发展一个人，跟谁都是秘密的，绝不能让别人知道。后来解放以后她告诉我，是上级党组织让她发展我的，我当时并没有申请。那时候我爸爸是银行经理高级职员，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发展我那个同志当时就很诧异为什么要发展我，第一，我是学校有名的大小姐，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女孩，我妈打扮我比较厉害，穿得也比较讲究。第二，我身体也不怎么好，老有胃病，也不怎么好好吃东西，身体不好在那个时候是不能发展的。
然而除去“富家千金”之外，潘捷从14岁开始就跟着哥哥干起了革命工作，油印进步刊物和重要消息，再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散发，那时的潘捷有一个信念：共产党是对的，哥哥是对的。
潘捷：我有四个哥哥一个弟弟，相继参加革命。我三哥18岁的时候就到了解放区，后来又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党工作。那时候我们家就成了地下 党聚点，工委和学委经常在我们家开会，工委的负责人就住在我们家。那时候我还很小，哥哥18岁，我才14岁，他在家就专门印刷共产党的一些刊物和书籍，那 时候我记得《新民主主义论》、《论四大家族》那些书，他都刻蜡板，自己刻，油印以后散发出去，我就帮助他油印，帮着他散发，所以从14岁就开始我就跟着我 哥哥干，很年轻不懂得什么事，但是我就知道共产党是对的，哥哥是对的，就有这么一个信念。
潘捷的父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思想进步，非常支持孩子的工作，为了保护地下党，保护孩子们，他们费劲心机做起掩护工作，使得这个地下党秘密联络点更为安全。
潘捷：我爸爸和我妈妈，尤其是我爸爸，有意识地结交国民党的党政军人员和银行界的经理，各行的经理都跟他很熟，警察局长，我爸老拍他马屁，请他来我们家吃饭，他最爱吃我妈妈做的南方菜，完了就打麻将，打的凶极了，经常一个礼拜就来一两次，他一来正好，还带着警察来站岗。经常是楼上共产党在开会，楼下国民党在打牌；共产党走后门，国民党走前门。
1946年2月，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共产党在北平创办了《解放》三日刊，但是所有用来印书印报纸的纸张，都被国民党控制着，潘捷的父亲就利用关系，搞来纸张，并且秘密为党保管活动经费。她的母亲则一身阔太太打扮，坐着三轮车，把纸张从国民党报的仓库偷偷送到共产党《解放》三日刊的仓库。然而几个月后的一天，危险突然降临到潘家。
潘捷：国共谈判突然就破裂了，国民党立刻把《解放》三日刊的人员逮捕了一多半，逮捕以后，知道我爸爸有钱的问题和送报纸内幕的人，就立刻跑到我们家通知，他让我们立刻撤退，当时我在家，他走了以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烧，因为我们家禁书很多，还有许多没散发完的刊物，院子里的佣人一起帮忙烧，然后把油印机和无线电都藏起来，完了以后立刻走。我就去北大住了几天，清华也住了几天，那时候北大和清华是红色革命的摇篮．家里就剩下我妈妈和十岁的弟弟．
就在潘捷从事这些简单却又危险的地下工作时，曾经住在他们家的学委负责人看中了这个“富家千金”，并积极向上级推荐吸纳她入党。
潘捷：后来学委负责人就跟负责发展我的人说，你甭管了，就发展她，她可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入党了。当上党员后，就跟着学校的党组织搞地下的秘密活动，搞读书会，研究怎么迎接解放，发展党员、发展民联同学就搞这些工作。
“连拉带劝”的广播情缘 上天注定的话筒人生
收听延安广播电台、学唱革命歌曲、发放革命传单，很多年后，潘捷才真正领悟到，原来之前所做的种种只因一段早已注定的传奇人生。
潘捷：后来就解放了，非常高兴，突然有一天党组织通知我，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招播音员，我们考虑半天，决定派你去，你赶紧去中组部转关系。那时候我记得我二哥就跟我说过，这样你就离党更近了，我们都把电台看成是党。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次火车站的送别，竟改变了潘捷的人生轨迹。
潘捷：我很清楚记得我就骑着自行车去西单中组部转的关系，转完了以后，我还没报到，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广播电台台长来到我们学校，贝满女中当时可以说是北京最好的中学，党的力量也比较大，教员和学生中有许多党员，他们来我们学校招人，我的很多同学都报名要去东北电台，最后有七个人去，我最好的同学也去了，因为我已经有单位了，就不能去了。临走那天，我就到火车站去送行，我同学跟我说你跟我一块走吧，这时台长从火车上下来也说跟我们一块走吧，我说这哪行，当时也不懂组织关系转了就不能动了，也不懂带着组织关系，我说我没跟家里商量，他说我们跟你家里说，我说那学校怎么说，我已经转了关系，东北电台台长就说，你甭管了，都我们来处理，我说我什么都没带，就是来送行的，台长说供给制什么都发，你就放心吧，临开火车，我还在犹豫，那时台长就一把把我拉上火车，我就这样跟着走了。
令潘捷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连播音是什么都不懂的她，竟然担当起培训播音员的组长工作。
潘捷：我就到了东北广播电台，后来成立了培训班，我在播音培训组，台长就让我负责播音组的培训，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播音啊，但是我当时跟我哥经常听延安广播，我们天天晚上都围着听，然后有好的消息，我哥哥立刻记下来然后油印小传单，由我跟我四哥早上上学之前骑着自行车从门缝里往里送，一家家送。所以，我对延安广播有很深的印象，那时候就特别喜欢。我还记得延安广播当时声调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有印象，播的比较慢，非常平稳，没有像现在的激情或者高喊，都没有这个，就一个很平的调子，播的很慢，平易近人的感觉。培训三个月后，七月一日就宣布我为播音组组长，当时我还开玩笑的说，我一天大头兵没当过，竟然来了就当组长，在那干了三年半，培训新的播音员。我也不懂，就让他们大声读报纸，就两点，一是要求读得顺溜，别磕磕绊绊的；第二就要求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有时候问他们播的是什么，就有人说忘了，不知道，那是不行的。就这两点，别的不懂。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高潮啊，重点啊，断句什么的，就让他们把事情说清楚了。
很多年后，在与台长的交流中，潘捷明白了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被挑中，无论是中央台还是东北新华广播，潘捷注定与话筒有缘。
潘捷：台长说看中我是因为，第一我是党员，第二就是我嗓子好，为什么我嗓子好呢，当时我们在家经常偷偷地唱革命歌曲，从解放区来的人都来我们家，好多北大清华的学生去解放区都从我们家化妆走，人来人往满脑子都是解放区情况，大家都爱哼唱解放区的歌曲，那些歌，我就都会唱，学校同学都不会唱，解放后，我经常教他们唱歌，我就想最开始为什么就挑我一个人去中央台当播音员，大概就是觉得我嗓子好，能唱歌。所以，有时候我想我的命运跟播音员还是有缘，我如果不去东北，也是去中央台报到。
在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的三年半时间里，潘捷真正实现了“富家千金”向职业播音员的蜕变，那种相信“共产党是对的”的信念逐渐变成一种力量，督促着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克服困难、奋勇向前。
潘捷：1951年开全国第一届广播工作会议的时候回过一次，其他时间也没回过家，那时候很年轻也不知道想家，一心扑在工作上，那时候担子很重，虽然不懂，但是也知道这组是我负责了，出了错要找我的。那个时候东北物资匮乏，生活条件特别艰苦，没有闹表，买不起，又没有叫班的，我早上五点钟上班都怕起不来，晚上也不敢睡觉，还有蚊子臭虫咬的浑身都是包；还有肚子饿，东北的确是供给制，一天吃两顿饭，早上八点一顿晚上四点一顿，可是我们值班到晚上十一二点，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叫，也没钱。那时候每月发四块钱买卫生纸的，还剩点钱，大家都买爆米花吃，有时候饿着也没辙，主要是肚子咕噜咕噜叫，一播音传出去了。
1951年，一次与齐越的偶然相识，潘捷的人生再次发生转变，从东北到北京，不是开始，却是实实在在的满载而归。
潘捷：1951年召开全国广播会议，我们台长带着我来到北京，全国的代表都来了，我做了一次发言，怎么搞业务的。当时齐越很欣赏我，就希望调我回中央台，但是那时候东北电台坚决不给。再后来上级有一道命令，中央台向地方台要干部，每一个大区域电台，东北区，华北区，华南区……都要给十名科级以上干部，这样中央电台就给东北电台发通知，要十名干部，其中必须有潘捷，这样我才被调回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