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同时，有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
中国富豪发家靠地产
胡润认为，对比今年“胡润百富榜”1000名上榜富豪和全球前1000名的富豪可以发现，中国富豪在财富来源上与全球富豪有明显的区别，中国有四分之一的富豪的财富来源于地产，而全球富豪从事地产行业的占比还不到十分之一。在制造业的比例上，中国也明显高于全球。
全球富豪最主要的财富来源于金融与投资，而中国在这一行业中的比例与全球相差甚远，另外，在娱乐与文化以及零售行业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
海外投资以地产为主
调查显示，信托产品、股权投资和兴趣投资会成为未来三年吸引高净值人群更多关注的投资项目。
目前有超过40%的高净值人群投资信托产品，胡润表示，尽管这比例还不到一半，但在未来三年内潜力巨大，有41%的高净值人群表示会增加投入或重点关注信托产品。
同时，目前的小众投资产品——股权投资和兴趣投资也可能成为未来热点。
报告显示，受访的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三分之一，海外资产在其可投资总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为19%，投资标的以房地产为主。
而在目前没有海外资产的高净值人群中，有将近30%的人在未来三年有进行海外投资的计划，其中，子女教育是这部分高净值人群进行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有一半将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
超6成人将让子女接班
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移民。目前有14%的高净值人群已经移民或者在申请中，还有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
同时，在投资资产的持有时间方面，有一半的高净值人群选择的持有时间为1至2年，80%的资产持有时间小于两年。
在对财富和下一代的安排上，超过6成的高净值人群倾向在退休后把企业交给下一代，但也有将近3成愿意把企业交由职业经理人。
刘从文(化名)给子女设计的理想生活应当是这样的：小学在澳大利亚玩得自由自在，中学在欧洲感染艺术气息，大学在美国接受创新精神。他喜欢澳大利亚，这是一个让他第一眼就有“故乡”感觉的异乡，2007年，他移民去了那里，从此开始了“双国记”的生活。
这股移民热扑面而来，一个“美国房地产市场及海外置业”沙龙活动后，迅速有3个人当场拍板办理美国移民，在浙商一个小范围20多人的加拿大考察团归来后，其中的一半人决定办理移民。
富豪式的忧虑
在浙江，这样的移民推介会大概每周都有一次，地点无一例外都放在五星级酒店：“投资50万美元，全家快速获绿卡！”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就曾指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精英阶层流失严重。
就是在这一年，刘从文决定从中国的长三角移民到澳大利亚。这一年，他儿子正在读小学二年级，这个比较调皮的男孩一直让刘从文头痛不已，几乎每个礼拜，都有老师打电话要求刘从文去学校进行“沟通”，小男孩式的调皮花招让刘从文在老师面前有些抬不起头。
他是城市里知名的企业家，几乎每周，都会有访谈出现在各色商业财经类杂志上。
尽管他内心深处并没有认为儿子这样的举动会有多少隐患，老师频繁打来的电话多少让他有些心烦意乱。
在一次饭局上，他决定为教育“买单”，他的许多精英同伴都告诉他，绿卡现在已经成为这个群体的必要“配置”时，有一位朋友不经意的一句话打动了他，“澳大利亚的教育最宽松了，小孩子会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
他办的是澳大利亚商业移民(163类)的申请，这是专门针对企业主的一个移民，随后，刘从文的老婆和儿子就去了澳洲。
和刘从文一样，温州的陈铭福也也是2007年申请移民的，不同的是，他想移民的地方是香港，和大部分做生意的温州人一样，陈铭福已经习惯了东奔西走的生活，他想换一个地方生活，“更重要的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香港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在2003年10月27日推出，目的是让那些把资金带来香港，但不会在香港参与经营任何业务的人士到香港定居。
“当时条件很简单，在香港至少投资650万港元，可投资于房地产、股票、债券、存款证，就可以算移民了。”陈铭福的不少老乡，都在此后，申请了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记者了解到，这一计划从2003年到2007年9月，香港入境处一共收到2863份投资移民的申请，这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房地产投资移民。
“我当时买的房子差不多2000多万港元，觉得香港没有文化差异，所以就很快递交了相关申请。”陈铭福向记者透露。
这些有丰厚家产、以投资移民为主的富豪，通常被业内称为“商业性移民”。
移民带动房产热
2009年，去了澳大利亚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从文就在澳洲买了一套别墅，价值在400万澳元左右，这已经是当地相当不错的豪宅了。
“我喜欢澳大利亚，这里人口仅超过2000万人，至今却有13名澳大利亚人获诺贝尔奖。”说起来，刘从文如数家珍，他每个月都会飞一次澳洲，在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澳洲和长三角的家距离并不遥远。
这样频繁的飞行带动了他的房产投资热，除了在澳大利亚以外，他还在法国投资了一些房产，“这放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全球生活配置”，比如，偶尔周末的时候，他会邀请这个小圈子里的朋友，去他法国的酒庄度假。
和刘从文的生活相比，陈铭福要更商业一些，他看中的是投资美国的房地产，尤其是在花50万美元就有可能在美国买房获得3年居留权的消息出来之后。
事实上，温州人海外置业的历史由来已久，这更多是一种“抱团式”的走法，据了解，意大利一个小镇就有3万浙江人在打拼。以温州为例，早期移民的温州人大多数从事木业，除此之外还有在皮革、印务、理发及建筑行业谋生。从1993年的《新加坡温州会馆70周年纪念特刊》的会员通讯录中发现，867户会员中，从事木工的会员还有15.45%。
新加坡、欧洲等地都是温州人比较喜欢的移民目的地，“浙南的华侨很多，像温州的不少华侨都居住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国家。”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微博)曾对记者表示，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温州人移民热又开始兴起，主要原因是受投资渠道的限制，移民欧洲的温州人大部分在商业、旅游和贸易方面有来往。
移民很大一部分体现在海外置业上，这些温州人同样也共同进退。除了已众所周知的迪拜，美国洛杉矶也是浙江人喜欢炒房的地方之一，洛杉矶南艾尔蒙地市“罗什街”至今已聚集数十家温州公司、商家，成为南加州小区闻名的“温州街”。这些，都是由于移民带来的炒房热。
1999年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首富身家仅19亿美元，2011年，梁稳根以约590亿元人民币成为新的首富，这笔迅速增长的巨大财富，让全球各地房地产投资瞬间没有了距离感。
2011年，当刘从文的生活中遭遇到强拆之后，这位富豪的理想轨迹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有教育的因素，有投资环境的因素，这些都让我的投资逐渐走向世界各地。”他坦承，在生活中，中国是他的根系所在，但不一定要永远居住在这里。
中国富豪移民潮：反思“富跑跑”带来的沉重启示
中国富豪移民潮受到高度关注，是因为何种原因？中国富豪移民是向往新的生活，还是财富原罪转移？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继2003年前后出现上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后，新一轮国内富豪移民潮在2009年升温很快。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与知识型精英人才移民有所不同，大款移民潮的出现带给了中国社会新的反思。
据胡润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29日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国内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社会财富金字塔尖上的富人们移民，也意味着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带走。对于私人财富，国家与社会没有权利干涉，但高度关注之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富豪移民潮是何种原因所致？
这需要从国家与富人两个方面说起，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呈现长期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GDP总量快速增加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而GDP增速与人均居民收入的不同步增长，一直受到各方的质疑。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为人民找回公平的呼声渐起，今年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口号也被频繁提起，政策传递的信号也在将富豪人群推向更远处。
这也使得很多富豪担心，让更多的人分享财富增长，将会是以分切自己手中的蛋糕为前提。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收入分配改革不是赤裸裸的打劫。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是让先富起来的人，能够拿出部分利益来帮助没有富起来的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诸多致富政策，让一部分国人富裕起来。希望这部分人能够带动未富的人，实现良性联动达到全球富裕的最终目的。但目前来看，我们的致富政策存在一个弊端，即对富裕人责任规范问题。许多富人把致富的原因归结于个人的奋斗，个人努力固然不假，但是没有国家扶持政策，巨大的人口红利作为支持，如何实现今天的富裕？
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桶金的挖取者，中国富豪的成功与国家社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牺牲社会环境而获得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未富先老”、“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此时很多富豪选择移民海外过着没有污染的安定生活，只能说是缺少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迈斯林移民负责人表示：虽然越来越多社会精英人士手持绿卡，但他们仍在国内经营企业或者工作。“他们希望用国外的身份来保护自己。在国外，他们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是在中国还算是低的。”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希望移民新加坡，是向往新的生活，还是财富原罪转移？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看待问题应该从硬币的两面下手。说完了富豪之后也需要谈谈国家，“国进民退”是富豪谈到移民原因中，被共同提到的一点，中国能源、交通、金融、公共事业等领域的垄断暴利，让很多民间资本垂涎。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的不断收紧，也让民间可以涉足的高回报行业越来越少。
首先，笔者赞同垄断行业适度对民间资本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可以产生鲶鱼效应，刺激国有企业提升工作效率。“新旧36条”的出台也表示政府希望民间资本的进入，但受到各方利益阻碍，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迟迟不见效果。执行力是民间资本进入垄断围城道路上的绊脚石，国家需要加大力度扫清民企入城的绊脚石。
垄断行业在每一个国家都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对于一些关键的行业，国家垄断是不可能避免的。以金融业为例，美国繁荣的金融市场最终结果是，金融海啸来袭之后，每年倒闭高达百家，普通民众的财富难以实现保障。此外信贷政策方面，国家应该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倾斜，成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专属政策性银行，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保障民企利益。
最后，想说的是中国富豪移民潮苗头的出现，告诉我们先富带后富的设想或难以实现，未来国家应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避免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现象持续。事实上用工荒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财富分配改革的拐点到来。
富豪移民给国家与社会敲响警钟，营造一个公平的投资与发展环境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