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高官比例逐年提高，但我国女性参政结构上，“三多三少”问题依然突出：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
调查发现，性别歧视、生育成本、家庭矛盾甚至穿衣打扮让不少女性官员头顶“玻璃天花板”，上升路受阻。
有学者建议国家出台政策提高女性从政比例，保障妇女权益。
半个多世纪前，妇女的话事权仅仅只限在厨房。而如今，她们不仅在家庭里和单位上争取着平等地位，还有许多女性走上领导岗位、积极参政议政。女性从政，成为男女平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发展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而活跃在政坛的女性高官，她们的际遇与心路，更具时代意义。
以参加全国“两会”庆“三八”女代表笑称既特别又光荣
女人大代表比例有望提高到25%
“这么多年来，我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是在北京开会度过的。参加人大会议审议国家总理所作的政府报告，以这种独特的形式来庆祝三八，感到既特别又光荣。”全国人大代表、省发改委主任李妙娟笑着跟记者说。
“不是我自夸，人大代表里的女代表都是特别细致和认真的。你看看在分组讨论现场，带着电脑，精心准备发言稿的，都是女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深圳市委会主委、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玫说，多年来的“三八节”都是在两会会期中度过，难免有点遗憾，但是在今年国际妇女节100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她又分外期待将有什么特殊的庆祝方式。
在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团第二组的分组讨论中，女代表们的声音也分外响亮。“你看专门把电脑搬到会场来的女代表就比男代表多，她们准备议案特别认真。”
“近年来在人大代表中，女代表的数量越来越多，过去是22%，明天听取的选举法修正案草案中就把女代表的比例提高到25%，这也是我多年来参与呼吁的。我估计，将来这个比例还要再提高。而且我发现，被选上人大代表的女性特别具有荣誉感和责任感，你从她们的表现也可以看到，参政议政的热情越来越高。”邱玫说。
邱玫还开玩笑说，“新时代的女性追求外在美和内在美统一。”
厅官“四朵金花”为女性从政支招
李妙娟、招玉芳、罗远芳、陈敏……这几位厅级女干部，在广东代表团中格外引人注目，而她们在会上眼光敏锐而独到的发言，也常常令与会者折服。几位女厅长也毫不回避地与记者谈论起了“女性从政”这一话题。
李妙娟：
踏实打好每一份工
“作为女性，我并不是有意从政，年轻的时候‘一颗红心’，刚好分配到企业工作，并一路从企业到机关，都是组织的安排。我只是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份工作。”李妙娟很坦诚地跟记者说。
她说，无论是下乡当知青、到企业还是机关，她只是尽职尽责，所谓“在其位、谋其职”，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发改委主任这个岗位确实非常重要，既然组织上信任，也得到干部职工的支持，我必须全力以赴。”
李妙娟说：“女性从政确实有困难之处，不能像男同志那么潇洒，要兼顾家庭和小孩。但既然走到这一步，就必须以工作为重，好在我有很好的团队，单位的同事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以非常坦诚的态度对待工作，大家都愿意支持和帮助你做好每一件事。我想这也是作为女性从政的优势吧。”
罗远芳：
比男性更努力，一旦出成绩就更易获肯定
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广东省委会副主委，省教育厅巡视员，罗远芳也说，一开始并没想到从政。“我是学工科的，又是党外人士，本来女性就少。到教育厅工作后，面对的群体都是大学校长、教授，也是男性多女性少。但在工作中，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过多想着自己是女性，潜意识里需要别人的关照。要有不服输、不服弱的精神。”罗远芳说，女性在工作中要发挥思路慎密、更有耐心的优势，坚韧不拔，保持不断学习进取的劲头，努力开拓视野和眼界。“正因为女性在工作中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所以一旦把事情做好了，也更容易获得肯定。”
罗远芳认为，关键是做好角色定位和沟通，争取别人的支持。“我们在工作中也会碰到很多困难，但女性一定要自立自信自强自尊，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修养和知识面，不能落伍于时代，要努力脱颖而出。”
罗远芳说，在平时的工作中，她也经常注意观察身边的男领导、男科学家，从中获得启发和帮助，而他们也会从她身上获得启发，双方互相学习。“假如说社会上是男女各半，那么女代表的比例还是偏少的，相对而言，负的责任和担子其实更重。女代表更要做好本职工作。”
宋庆龄、邓颖超、吴仪、彭珮云、顾秀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些女领导以其独特的魄力和魅力，成为共和国政坛上的“铿锵玫瑰”。高层女性领导不断脱颖而出，显示当今女性参与国家政务活动和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深。据统计，目前我国在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8位是女性。中国女市长总数超670人，有230多位女性任省部领导(注：含副职)。
经过数十年的政治社会化运动，中国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女性从政之路依然不平坦，来自传统的、世俗的、社会的、家庭的等方面的沟沟坎坎横在眼前，女性的升迁仍头顶着“玻璃天花板”。在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的数十位女干部中，几乎所有人都诉说着相似的“烦恼”：女强人是一个令女性避之不及的名词；选拔女干部在不少地方成为充数之举，始终难以坐上正职；女干部如果性格张扬、穿戴入时，就会被说成是花瓶；不少女领导“后院起火”，婚姻关系不稳……
问政调研
参政议政列入女性期待前十
“我最佩服的女领导是吴仪。她有魄力、敢担当，拿得起放得下。具有领导干部的果断、干练、泼辣，但又有女性的柔和、细腻。”一位不愿具名的女性厅级干部说。
去年，在省妇联对广东妇女十大期待调查中，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育不再成为职业发展障碍，以及女性有更多参政议政的机会均列入前十位。
近年来，我国女性参政总体上呈上升态势。根据国务院网站资料显示，在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有8位是女性，她们是刘延东、乌云其木格、陈至立、严隽琪、张梅颖、张榕明、林文漪、王志珍。
在国务院的28个组成部门中，有3个女部长(分别任职监察部、司法部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我国目前有230多位女性任省部领导(注：含副职)，各级女市长超过670人，女干部队伍1500多万人。在广东省，省市两级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女干部配备率达到53%。全省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比例41%，比2000年提高5个百分点。
如今，越来越多女性走上政治舞台，带来了政治文明的新风貌。无论是女厅长、女书记、女市长，还是女人大代表、女政协委员，中国女性从政、参政比例越来越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民认为，这不仅说明女性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也说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程正在加快。
但是，情况并非数字上看来那么乐观。与国际妇女参政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进步非常有限。广东省妇联妇女研究中心会员、广州市委党校教授葛彬说：“女性头顶上放着一块‘玻璃天花板’，高层领导职位让女性看得见，却极难够得到。我希望，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能关注这件事关妇女发展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广东某市检察院的一位女性副院长也说：“我多年工作兢兢业业，年年评优秀，事事敢闯敢为，领导在人前人后也颇为赏识我，但每到竞岗，我总是不在提拔名单之列。”她的同事悄悄地说：“与她同级的都提上去了，可领导即便外调也不愿提拔她，就因为她是女性。”
我国女性参政结构上，“三多三少”问题依然突出：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省委书记和省长仅仅出现过四个。目前，孙春兰是唯一在任的女省委书记。而自青海省省长宋秀岩辞职后，中国女省长出现空缺。在广东省政府网站所公布的57个部门中，仅有3个女性担任正职领导。
另外，我国全国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虽然已经由第一届的12%上升到第十一届的21.3%，跟联合国要求的妇女在议会30%的比例还有不小的差距。在国际上的排名由1994年的第12位下降至2009年的52位。在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女性的比例更加低，本届女委员比例为17.6%。
女性官员
跨过社会和家庭的坎不容易
“我感到最遗憾的，还是在儿子小的时候，我没有陪在他身边，他整个小学期间我只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后来，我发现，自己一和他说话，他就很不耐烦。”
一位女厅级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述说了她从政及处理家庭关系的体会。尽管已经位高权重，但这位母亲说最大的亏欠还是儿子。
“有从政愿望，同时又有从政能力的女性领导人才，能够被组织人事部门选拔出来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步入政坛多年，这位女厅官坦言也遇到“玻璃天花板”。因此，她认为，在与男干部一样的工作出发点之外，女干部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觉得女性能够上领导岗位非常不容易，自己是很幸运的，因此要珍惜机会，搞好工作，回报组织，并且维护女干部的总体形象。
人们普遍认为，女干部追求完美、感情细腻、心思慎密，工作起来任劳任怨。但不少人有些谨小慎微，抓的东西过于琐碎，指挥工作也会稍微罗嗦一些。她也不否认这种说法：“所以，我在工作时特别注意要抓大放小，淡化性别特征。”广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桂芝是单位中“稀有的”正职领导，谈到自己的“秘诀”，她认为细腻是女性大多天生具有的，在管理工作中就要展现有魄力的一面，将细腻与干练、豁达相结合。
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的矛盾困扰着许多女性官员。“我从许多同事那里了解到，这些的确是个问题。比如我和我的儿子，小孩上中学后，我意识到我再不弥补‘母子危机’，对孩子成长会有永久的伤害。于是，当我从外地调到广州工作时，就将读初中儿子带来。从此，我们朝夕相处，即使我出差也要每天通电话，四年后我们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觉得最幸福的是，当他晚上做作业时，会忽然叫一声‘妈妈’，笑一笑又继续学习。”
此外，关于女人最敏感的年龄问题，这位女厅官坦言，在三十多岁时，她常处在焦虑中。一方面，当时担任县领导，面临完成经济指标、担心出现突发事件的压力，令她连晚上也睡不安稳；另一方面，作为步入中年的女性，她也时时想到自己要老了，看到二十多岁的人就心慌。后来，随着工作经验增多，自信心增强，已经跨入四十岁的她渐渐从容起来，懂得享受工作和家庭的乐趣。她开心地说：“从容，这的确是女干部所需的。这会令你的下级也轻松些。”
女干部最尴尬、最害怕的是什么？一位在科研单位工作的女处长说，都是与男女关系有关的。当男同事讲黄段子开荤玩笑时，女干部不能太认真地去阻止，否则会令大家扫兴，只能不答腔算了。如果与男性的上级或者下级多接触一些，就怕会被人风言风语地议论。“这一点对女干部的声誉和心理，都最具杀伤力。”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干部往往会被外界要求较为苛刻，“方法就是保持检点和稳重，尽量少到娱乐场所去”。女厅官笑着说：“这也是照顾老公的想法，有利后院安定。”
妇女学者
公选不能变成选“公”干部
女性领导结构中，越到高层人数越少，越是高层越呈现“单棵独株”。其原因，一是女性成才的整体后备力量素质薄弱；二是干部选拔任用中许多外部环境因素对女性成才不利。对于这种女性发展“玻璃天花板”问题原因，一些妇女问题的研究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葛彬教授认为：原因有文化因素和机制因素。
她说，人有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之分，社会传统文化对男女角色进行了定义，譬如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很多人认为女性不需要奋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都是文化因素对女性的歧视。另外，在目前的人才选拔机制上，没有做到对女性的绝对公平。很多选拔面试中，面试官员往往会倾向于给男性竞争者多一点分。
华南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王宏维教授对此也有同感。她表示，现在许多地方进行公选干部工作时，对女性或多或少有偏见，选出来的干部中女性比例较低。“公选干部不能变成选‘公’干部，要出台政策提高女性从政比例，来保障妇女权益。”她说。
葛彬建议，政府有责任为女性提供更多的上升通道和提升自身素质的通道，制定公平的政策，改进用人选拔机制，加强对女性的文化教育，真正实现男女性别平等。社会特别是对单位“一把手”普及社会性别理论，消除对女性的歧视观念，更多地关注能力。另外，全社会也要共同关注生育成本的问题，改变传统全部由女性承担生育成本的观念，让男性也休产假，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
在一次调研中，在回答“您是否为一把手”的问题时，70%的女性领导选择“否”。这种缺乏自信心的现象，是阻碍女性自身成长的重要因素。在惠州工作的李女士(化名)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说明。今年初，李女士因表现突出获得了晋升科长的机会，是部门正职。说起来也不算什么，但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就是因为担心无法兼顾家庭。“有家庭、有孩子的女人，当一把手肯定会力不从心。”李女士一直有这种感受。
同时，提高领导水平也是女干部自身的必修课。王宏维说：“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寄语广大妇女，以有为谋有位，以贡献谋福祉。的确，女性只有学得好、干得好才会嫁得好。提高自身素质，端正人生态度，才是女性提高地位、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解放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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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女性人才
发展不尽如人意
全国妇联近期启动了高层次女性人才成长的研究工作，旨在推动“玻璃天花板”的拆除。
3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在与网友交流时说，女性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女性就业的人口已经占总就业人口的45%以上，公务员当中女性也占到40%以上。现在本专科的女大学生占大学生的比例达到了49.8%，硕士生已经达到了48%，博士生也达到了34.7%以上。
但她也指出，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女科技工作者虽然占总数1/3，但是院士、所长的比例很低，院士当中只有5%的女性。
她坦言，女性在事业成就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女性要生育、抚育孩子，在事业生涯当中有一段时间是有困难的，不得不停下来至少半年，或者怀孕期间多少受点影响。这不是女性个人的事，是社会人类的延续。女性不仅是为家庭做贡献，也是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因此她呼吁要在政策上给女性一定的支持，她认为这是社会对女性特殊贡献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