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东县，地处湖南省南部、衡阳市西南部，境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素有“湘桂咽喉”之称。全县总面积1872平方公里，人口百万。行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市民或三人一台或四人一桌，聚在一起玩耍当地流行的“字牌”。
看到有人来访，老朱从一张字牌桌后走过来，满脸微笑。32岁的他，个子不高，干练，精瘦。老朱是祁东县一家公立医院的化验科医生，但如果不是熟人介绍，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另一重身份——祁东县最大的代孕猎头。仅2008、2009两年，老朱就寻找并成功介绍了50多名祁东当地妇女前往广州做代孕妈妈。
1
猎头初现
代孕猎头老朱一开始把目标锁定在了当地的性工作者身上——虽然最后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错误——“她们对性比较开放，看重金钱，可能比较容易突破”
一切始于2007年2月，在这一年这个月的某一天，从广州回老家过年的同学樊泽华和老朱聊天时，谈及业务，希望老朱在当地寻找几个愿意做代孕手术的“志愿者”。“我当时以为他只是开个玩笑，没放心上”，老朱说，直到两个月后，樊泽华再次来电谈及此事，这才引起老朱重视。
做为医生，老朱详细查阅了有关代孕的资料后，开始琢磨如何找人——在这之前，他对这个行业所知不多“基本没概念。”
老朱一开始把目标锁定在了当地的性工作者身上——虽然最后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错误——“她们对性比较开放，看重金钱，可能比较容易突破”。接下来的几天，老朱开始在夜色下行走于祁东县著名的庙山街，这条不宽的马路两侧，随处可见穿着暴露的女性和散发着暧昧气息的桃红色灯光。“一晚上来回走了好几次，就是不好意思开口。”无奈之下，老朱回到医院办公室，用电脑打出了20份代孕广告，“代孕一次，收入10万-15万元”，在月平均收入1000元左右的祁东，这几乎相当于一个人10年收入的总和。
几经周折，第一期的20份广告或是送进了街边的桑拿按摩房，或是贴在了路边的电线杆上。为了增加它们的可信度，老朱甚至在其中注明，联系人是“祁东县某国有医院的朱医生，是正式员工，有工作服(白大褂)为证。”
两个月内，三名从事性工作的女子通过广告找到老朱，并相继被送往广州。可体检时发现一人身有性病，一人无法怀孕，一人流产。
“这时我们才知道，(找代孕妈妈)性开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樊泽华说。
2
首个代妈
陈小姐说，丈夫前几年去世，由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着实艰难。老朱仔细打量了眼前的这个女人，心里念叨着“长相还看得过去，就是太土”
2007年7月，正逢当地“逢三、逢六、逢九”赶集日子中的一天。祁东县30多岁的农村妇女陈小姐在集市后走进了老朱的科室检查身体。老朱随手递给陈小姐一张广告，“有合适的帮我介绍一下”。
几天后，又是集市结束后，陈小姐再次来到了老朱的科室。
“帮我打听了么？”
“打听了。”
“找到了么？”
“找到了！”
“谁啊？”
“你看我行不行？”
陈小姐说，丈夫前几年去世，由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着实艰难。老朱仔细打量了眼前的这个女人，心里念叨着，“长相还看得过去，就是太土。”
但是，一个月后，陈小姐成为了老朱和樊泽华找到的第一个成功怀孕的“志愿者”。
接下来的日子里，老朱继续散发自己的小广告，这份广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几经修改，“压缩风险、放大可信度、突出重点获益”。与此同时，老朱还快速发展着“猎头”下线：村长、妇女主任、保险推销员甚至媒婆，都成为了他在当地寻找“志愿者”的合作者。在祁东县交通便利的14个村庄里，老朱向各村的妇女主任一一介绍自己的业务，并希望对方提供帮助，“至少50%的人之后有过反馈。”而对于当地走街串巷的媒婆，老朱称其中至少有10人在为他工作，“一个月之内，找到一个分红1000，多一个加500块”。
老朱说，从最初的陈小姐算起，他至今已经介绍了约50名祁东县妇女前往广州从事代孕，从一开始数月苦寻一人，到现在的“今年2月份一个月就找到了10个”。目前，祁东县和老朱一样为樊泽华提供“志愿者”的猎头还有5人。樊泽华自己说，至今，前后约有200名祈东妇女通过他的公司赴穗代孕，如果此言不虚，那这200余名妇女从广州至少带走了2000万元回到当地。
渐渐地，一个合格“志愿者”的标准像也日益清晰——身体健康，年龄28岁到32岁之间，曾经生育，离异或者夫亡的农村妇女最受欢迎。
“相貌、学历其实都不重要”，樊泽华说。
3
为夫还债
签订第一份合同前，妇女们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怎么样才能把钱拿到手；第二，是否需要和客户发生性行为
老朱笑称，在他的众多下线中，李萍的职业“是最好的”——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推销员，后者至少给老朱找到了1/4的“志愿者”，其中，包括李萍的亲妹妹李小姐。
1982年出生的李小姐，2003年来到广州一家电子厂打工，3年后，怀孕的她和同为祁东人的男友回家结婚、定居。在老家，夫妻俩开了一家彩票投注点，每个月也能收入三四千元。不久，李小姐的儿子呱呱坠地。其乐融融的幸福持续了一年，就在儿子刚刚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时，李小姐的丈夫迷上了“六合彩”，最后欠下3万多元债务。“手机都关了，怕债主要钱”，可无济于事，家里的固定电话也开始响起，话筒里传来的是同样冷漠的“快点还钱”。
丈夫躲到了外地，留下李小姐独自照看孩子，“我一个女人，怎么才能一下还这么多债？”她一遍遍喃喃自语，一遍遍地问自己。
最终，李小姐听从了姐姐李萍的建议，决定签订一纸代孕合同。生活中，她一直信任自己的姐姐。当她第一次把这个决定告诉丈夫的时候，遭到了坚决的反对，“我的老婆做这个，我的脸还往哪里搁”？事情因此被搁置了一个月。但讨债者没有搁置，一个月的时间里，债主们从打电话到亲自上门，“倒没有动手，就是经常来，我只能狠下心，又和老公说了3次”。一直到一个月后的夫妻俩第五次谈话，丈夫终于流着泪松了口，“娶你，本来是要给你幸福，现在，却要连累你。”
李小姐在老朱的医院做了第一次检查，项目是肝部和子宫。随后签订了第一份合同。
老朱说，签订第一份合同前，妇女们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怎么样才能把钱拿到手，“她们会详细地询问，每一个步骤能拿多少钱，如何保障”；第二，是否需要和客户发生性行为。
4
二赴广州
带领“志愿者”来到广州的老朱从樊泽华处获得每人3000元的提成，当这些“志愿者”最终代孕成功回到祁东县后，老朱还能从她们那里获得每人5000元的报酬
在祁东县，我们接触了近10名已经成功代孕的妇女，她们大多出自当地农村，曾在珠三角各地工厂务工。“你们在心理上能接受代孕吗？”我问她们，“你当我们是七八十年代的老封建啊？”她们异口同声地说，“在外面打工看报纸，我们都知道。”
黄小姐就是这些妇女中的代表，来广州代孕前，她曾经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楼的店铺里工作过5年，每天看着行色匆匆的路人，当时年少的她一直憧憬能有个白马王子给她一个依靠，“想开个服装店，从小就有这样的梦想”。5年后，回到祁东的黄小姐在牌桌上认识了一个男人，半年后两人结婚、生子。3年后，两人的婚姻走到尽头，自称非常果断、开朗的黄小姐只用四天时间就完成了从“决定离婚到签字的过程”。
离婚的黄小姐依然怀揣“开个服装店”的梦想，为了启动资金她第二次来到了广州——这时，她眼中的广州已经变了模样，汽车更多、高楼更高，变化更多的其实是她的内心，“人生就是这么现实，凡事只能靠自己，有钱才能过好日子。”
来到广州的“志愿者”被安排免费居住在一些出租屋里，三室一厅的房子有着严格的标准限制：比如只能是楼梯房，每间卧室要摆两张床，租金不超过2000元一个月。除此之外，她们最初的一切开销由自己负责。在黄小姐一开始居住的出租屋里，同样来自祁东县的刘小姐还没有生过孩子，在珠海打过两年工的她一直希望能买辆出租车，“平时做生意，闲时自己开”，她得知代孕的消息来自于身边的几个密友聊天。
这时，带领“志愿者”来到广州的老朱从樊泽华处获得每人3000元的提成——2008年，樊在广州正式开办了一家代孕中介公司，该代孕中介——当这些“志愿者”最终代孕成功回到祁东县后，老朱还能从她们那里获得每人5000元的报酬。
樊泽华说，这些由老朱等祁东县本地猎头带来的妇女是公司“最优质的资源，只有VIP客户和包成功客户才能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地猎头向樊推荐自己的“志愿者”，更有一些妇女通过各种代孕网站找到樊，而后者，占据了该代孕中介所有“志愿者”的一半。
5
全面准备
培训中甚至有专门针对记者暗访的环节，“如果发现有人拿相机，拎包甚至是手上搭件衣服，那都可能是记者”，教官强调，这时，“志愿者”们必须立即回房、关门、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志愿者”们首先要服用一种名为“达菲林”的药物，这种药物让服用者近期不再排卵，从而杜绝她们代孕期间如果发生性行为所导致的怀孕。随即，“志愿者”要与客户中的供卵方一起服用药物“妈富隆”。这款著名避孕药物的作用是，一旦停用，“志愿者”和供卵方将在三天后同时迎来例假——这也就是所谓“调经”的由来。
黄小姐和刘小姐在来穗第七天时先后被客户挑中，但她们都没有见到客户本人。这些客户行踪飘忽，只和该代孕中介的工作人员单线联系。客户们如果想获得老板樊泽华提供的VIP服务，则需多交15万元。当这些客户从照片中选定了黄小姐和刘小姐后，两人便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广州一些规模大、品质高的医院做第二次检查，除第一次检查的肝部和子宫外，还有性病类、优生类、血液类、常规类等共7大项22个小项。这样的一次检查费用在2000元左右。
当两人通过第二次检查的当天，便开始第一次领取工资和补助。
在体检和签订合同的同时，该代孕中介会给这些即将做母亲的女性进行2到3天的培训，内容包括合同培训、安全教育、试管知识和孕期教育。“志愿者”们普遍对前两项更感兴趣，后两项对其中很多已经做了母亲的人来说“根本不用教”。
在安全培训中，公司首先表示会给代孕成功的妇女们发放一套价值500元的假证件，分别是假身份证、假结婚证、假准生证。教官们传授道，如果有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检查露出马脚，“一定要咬定肚子的孩子是情人的”，“如果要把你们带走，你们就跪在地上哭求他们”，教官们一边讲解，一边跪在地上声情并茂地演示着。而“志愿者”们听完课后必须上台亲自表演一番，如果不合格，还要重新上课。
培训中甚至有专门针对记者暗访的环节，“如果发现有人拿相机，拎包甚至是手上搭件衣服，那都可能是记者”，教官强调，这时，“志愿者”们必须立即回房、关门、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随后的行为在代孕行业内被称为“调经”，浓厚的医学元素涵盖全程。
“志愿者”们首先要注射一种名为“达菲林”的药物，这种药物让服用者近期不再排卵，从而杜绝她们代孕期间如果发生性行为所导致的怀孕。随即，“志愿者”要与客户中的供卵方一起服用药物“妈富隆”。这款著名避孕药物的作用是，一旦停用，“志愿者”和供卵方将在三天后同时迎来例假——这也就是所谓“调经”的由来。
在供卵方与“志愿者”例假的第二至第五天，前者开始使用“丽申宝、普丽康”等药物，这些药物的作用均为促进排卵，价格在8000元至30000元不等。“志愿者”则从例假的第二天开始服用药物“补佳乐”，刺激子宫内膜加厚。到第14天，开始针管注射具有保胎作用的药物“黄体酮”。
在最初的1到22天，“志愿者”每天需要服用补佳乐6颗，注射黄体酮3支，随着时间的推移，药剂的数量会逐渐减少，整个服药、打针时间长达72天。很多“志愿者”臀部两侧布满针孔，每天需要定期敷上冻土豆和热毛巾止痛。据悉，每当她们注射一针，会获得30元的额外补助。
黄小姐在200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接到公司通知，第二天要做受孕手术。黄说，那个晚上她非常平静，并没有任何不安，“反正都生过(孩子)，晚上睡得一样香”，只是，在临睡前，她仔仔细细地洗净了身体，为了避免手术后因接触热水流产，“志愿者”们在术后的12天里不允许洗澡。刘小姐则几乎一夜未眠，“不知道怀孕是什么感觉，能不能怀上，就看自己的命吧。”
第二天晚上，一辆福特全顺车开到了楼下，接黄小姐和另外一单生意的客户前往秘密的医疗点做手术。据悉，这辆福特车经过特殊改装，驾驶室和后方的座位用不透明的铁板隔开，车窗全部封死。客户和“志愿者”上车前，必须交出自己的手机和手提包，上车时，工作人员还会有意无意触碰一下对方的腰部，看是否有“私藏”。医疗点据说地点非常偏僻，公司只有一名司机知道具体位置，从手术前下车到手术后上车，全程有人在周围警戒。
手术的时间大约是半个小时，过程基本与试管婴儿的手术无异。黄小姐说自己甚至在手术时感受到了第一次怀孕时体验到的下体肿胀感。
6
十月怀胎
一方面为了孩子不敢外出，一方面和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有半点交流，“就在肚子里，可总感觉隔了厚厚的一堵墙”，黄小姐说，那时候的她，感觉自己就像个工具
手术第12天时，黄小姐在抽血化验后确认怀孕，刘小姐同样如此。为家还债的李小姐则在确认怀孕的当天给丈夫打去了电话。电话那头，丈夫先是沉默不语，随后一声长叹，“怀了也好，早生早回来，我一定不会嫌弃你。”
怀孕的“志愿者”们随即搬离楼梯房，住进了合同中规定的花园电梯房。这时的电梯房同样是三室一厅，但只住三人，配有专职保姆，家具、家电一应俱全。甚至对于房间中陈设的摆放，中介公司都会有详细的规定，如客厅必须有沙发，而且一定要“低矮、布料、有靠垫，适合“志愿者”躺靠”。厨房的冰箱里，可以适当放一些鲜肉，但绝对不能放置方便面等速食产品，“曾经有客户来抽查，发现方便面，大发雷霆。”
按照合同，客户每个月向“志愿者”提供2000元的伙食费。一般情况下，两个“志愿者”会凑在一起搭伙，每天100多元的伙食费一半用来煲汤，两到三成用来买一些新鲜水果，剩下的买一些饭菜。以该代孕中介提供的一份菜谱中的周一菜谱为例，有“黄骨鱼汤、莴笋炒肉、韭黄滑蛋、清蒸鱼、回锅肉、青菜。”
黄小姐每天的生活都很规律，早上6时30分起床，早餐后读书看报，中午12时午餐，随后午休2个小时，下午起床后仍然是读书看电视，18时晚餐，21时上床睡觉。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平时一贯好动的黄小姐反而安静了许多，当年首次怀孕时，已有6个月身孕的她还天天骑着摩托车游走在祁东的马路上，“当时没有什么孕期反应，这次也一样”。不一样的是黄小姐再也没有四处走动，虽然中介公司同意她适当外出，逛逛超市和菜场，“可一想到未来的服装店，我就硬生生把出去的念头按在心里”。在与同屋的“志愿者”聊天时，她说得最多的也是拿了钱，“去县里哪条街租门面开店”。一方面为了孩子不敢外出，一方面黄小姐和肚子里的孩子却没有半点交流，“就在肚子里，可总感觉隔了厚厚的一堵墙”。黄小姐说，那时候的她，感觉自己就像个工具，“只要把孩子生下来就好，至于是男是女，好不好看，未来如何，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恍若隔世，三年前，当黄小姐拥有与前夫爱情结晶时，她曾经天天幻想着肚子里孩子的模样，她甚至为孩子规划着未来的人生“一定要好好读书上大学，男孩要拼搏出一番事业，女孩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首次怀孕的刘小姐则与黄小姐迥异，她发现自己不知为何经常会干呕，保姆告诉她这是孕期的正常反应。随即，刘小姐发现自己爱上了吃酸萝卜。望着日益隆起的小腹，刘小姐一边提醒孩子和自己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一边觉得自己应该对他（她）负起责任“我很开心，感觉自己很伟大。”时至今日，谈起当时，刘小姐依然会抿起嘴角，露出的微笑羞涩而幸福。
刘小姐同样绝少出门，除了吃饭睡觉，她最大的消遣就是躺在床上听歌，“我本来就喜欢听歌，现在就带着宝宝一起听。”那段时间，刘小姐房间里常常会飘出梅艳芳的《女人花》：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幽幽……花开不多时啊，堪折直须折，女人如花花似梦……
闲暇时站在窗前，刘小姐会望着窗外的来来往往的各色车辆暗自发呆，“自己以后的出租车是什么样子呢，像它们中间的哪一台呢？”她时常抚摸着小腹问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渐渐会动了，不时会踢她一脚，这让刘小姐愈发地喜欢上了他，“不要踢妈妈，要做个好宝宝”，她不时喃喃自语，“你要是个女孩，妈妈祝你像天使一样美丽，你要是个男孩，就一定要好好读书。”
一般怀孕到第七个月，中介公司便会安排这些“志愿者”离开广州城区，来到郊区的一些僻静住所住下，并通知客户派人或者亲自前来陪同。之前一直陪伴着“志愿者”的保姆也会被更换，她们的替换者“业务更熟练，更让人放心，毕竟是最关键的时候了”，樊泽华说，在保姆的选择上，中介公司最初会根据“志愿者”的籍贯安排一些老乡陪同，“有共同的语言，沟通起来更方便。”
迅速和“志愿者”们熟稔的保姆暗地里还肩负着监管的责任，一旦“志愿者”怀孕期间情绪产生波动，保姆们会立刻通知公司派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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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分娩
手术在刘小姐的小腹上留下了一道长约10厘米，宽不过半厘米的疤痕，医生说，这条疤痕会越来越不明显。刘小姐说，她都想好了，以后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会尽量隐藏这条疤痕
看着沉睡中的孩子，刘小姐再也不能喊她“宝宝”，也不能喊自己“妈妈”：孩子哭了，她不能碰，会有保姆来哄；孩子饿了，她不能喂，会有保姆来喂奶；甚至在三天下地后，她都不能抱着孩子四处走动——咫尺之距，仿若天涯。
当黄小姐和刘小姐怀孕到第八个半月左右，她们被各自送往市内的医院，准备生产。当代孕行业刚起步时，曾有“志愿者”在顺产时差点发生性命危险，从此，业内的中介公司一概要求剖腹产。如果有些“志愿者”要求顺产，中介也会以“胎位不正，顺产危险”等理由说服对方。
黄小姐甚至忘记了自己生产的具体时间，曾经生育的她对上手术台轻车熟路。她只记得大概是2009年的春天，“反正和我没什么关系”。她并不否认，孩子从肚子里拿出来的那一刻，她对这个新的生命突然有了些许眷恋，“看了她一眼，就被抱走了”。刚有些惆怅的黄小姐随即见到了客户，那个穿着职业装的女性举止间透露出雍容华贵，“怀了这么久，辛苦了，快点拿着钱回家吧。”黄小姐说，想到终于可以拿着钱回家开服装店了，她心中的惆怅一扫而光。
刘小姐的记忆显然清晰很多，孩子是“农历三月初八凌晨3时15分出生的”。其实，大部分的客户会把剖腹产的时间选择在上午的9时28分，寓意“8时88分”。虽然打了麻药，但刘小姐还是感觉到医生的双手在她的小腹里摇晃，最后拿出了孩子，听到孩子啼哭的那一刹那，刘小姐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也做妈妈了，那个孩子真的像我！”
为了证实孩子的身份，很多客户会选择在孩子出生后做D N A鉴定，这一般需要一周的时间。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孩子一直躺在刘小姐的枕边。看着沉睡中的孩子，刘小姐再也不能喊她“宝宝”，也不能称呼自己“妈妈”：孩子哭了，她不能碰，会有保姆来哄；孩子饿了，她不能喂，会有保姆来喂奶；甚至在三天下地后，她都不能抱着孩子四处走动——咫尺之距，仿若天涯。7天后，一个衣着华丽的30多岁女人来到医院带走了孩子。望着孩子离去，刘小姐独自一人垂泪一天。
手术在刘小姐的小腹上留下了一道长约10厘米，宽不过半厘米的疤痕，医生说，这条疤痕会越来越不明显。刘小姐说，她都想好了，以后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会尽量隐藏这条疤痕，万一被发现了，“就说以前不小心有了宫外孕。”
李小姐、黄小姐和刘小姐，三名“志愿者”先后回到了祁东县。一年的时间，她们的身上多了一条疤痕，也多了厚厚的一叠现金。
在火车站，一贯内向的丈夫在众人面前给了李小姐无数个疯狂的吻，看着已经两岁的儿子，李小姐潸然泪下。不久，早已戒赌的丈夫外出打工，每个月把工资如数寄回，让李小姐做起了专职母亲。黄小姐花了7万元开起一家服装店，现在店里已经有了4名员工。刘小姐也找到了男朋友，买了一辆出租车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让你再去广州代孕，你还去么？”“不去了，那肯定不去了”，李小姐说“那个城市和我没关系了。”
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不自觉地抚摸着小腹上的那条伤疤，想起远方的那个孩子。(文中所有代孕母亲均为字母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