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周雅婷 欧阳婷
这些年，我们总能听到身边有这么一种说法——年轻人都不爱结婚了！
单身的人正在变多，结婚的人正在减少？可当大家把目光都紧盯城市未婚青年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却首次将焦点对准乡镇人口。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人数共计683.5万对，较2021年减少了80.8万对。乡镇人口在25-34岁年龄段的未婚率皆低于城市;而在35岁及以上的各年龄段中，乡镇未婚率均高于城市。
被落在聚光灯外的县城婚恋究竟什么模样？当地青年又面临着哪些婚恋之惑？有一群人或许能给出答案——她们，就是乡镇红娘。
当24年红娘，开一家服务家长的婚介所
彭艳，湘潭县易俗河镇最知名的红娘——在三线小城生活了50年，婚恋市场的工作经历就占了24年。2000年，她通过一篇情感文章的投稿，应聘到县城一家婚介所工作。5年后，老板不干了，她索性接盘，自己当起老板。这些年，她见证的爱情故事数以万计，在这个人口仅有13万的小城镇，成就了300多对良缘。
10多年前，彭艳组织的“爱心之约”活动现场。
偷偷给子女安排相亲的老年客户
与大多城市婚介所不同，彭艳的客户很少有青年男女，更多的是组团前来咨询的老年人。他们不是为自己的晚年谋姻缘，而是为远在城市工作的子女“操碎了心”。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县城的婚姻大事，都离不开父母等血缘亲戚们的介入。”找上彭艳的父母，对儿女的婚姻大事着急上火，大多数更愿意自己亲自“上阵”。“十个家长，有九个会在子女相亲见面的时候陪着一起来。”
陪着子女相亲的家长们的要求更实在——孩子看眼缘、看外形，只看到眼前，但父母们已经看到10年之后了。站在阶梯最顶端的，是那些经济条件出众的男女，多数受家庭荫护，资产殷实，在县市有房子，其次是外表，女生看身高，男生看长相。“不过，时间越久，父母也会逐渐‘妥协’，最后往往演变成，只要能解决孩子的人生大事，一切都不是问题，哪怕孩子并不乐意。”
有一次，彭艳迎来了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女儿在湘潭市工作，每天下班后，就喜欢宅在家，不爱出门，也不爱跟人交际。每次和女儿提起找对象的话题，总是被“敷衍”过去——“一个人过也挺好的”。
老夫妻来了彭艳的婚介所好几回，时不时都要询问介绍进度，但彭艳从没见到过女孩一面。终于找到了一位适配女孩的对象，约见面前，彭艳再三找父母确认女孩是否会来，但到了男女双方见面时，来的仍然只是这对父母。
彭艳在约会现场旁观，父母追问着男孩的工作、收入、家庭，男孩也很客气地一一回应，但最后还是没成。“他们说女儿临时有事来不了。”但经验丰富的彭艳一下就能猜到事情缘由：女孩不同意父母的“安排”，用退场来表示“抗争”。
红娘的职责是“撮合”，但面临两代人显而易见的婚恋观念冲突，彭艳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此之后，她要求每个来找红娘的父母签下“约会子女必须到场”的承诺书。“婚姻和恋爱还是两个人的事，家长不能完全包办。”
家长全程“包办”的相亲不可取，但不和父母唱反调的年轻人，在恋爱这方面，也需要“家长式”的指导。“一般在他们见面之后，我们会在一个礼拜、半个月后进行回访，了解他们对彼此的感觉和关系的进度。”成不成，就在这半个月之间。
刚接触的青年男女，可能一不留神就产生误会，“我约她为什么不出来”“他对我印象是好是坏”，这些问题都由彭艳这样的红娘来“探听”，帮助双方捅破这层暧昧的“窗户纸”。
与此同时，彭艳还得像家长般千叮万嘱：交往不能涉及金钱关系，女孩要自立自强，男孩也要懂得包容、体贴;碰上吵架了，还得从中劝和，遇上节日、生日，也得提醒男女双方准备惊喜。“好多年轻人都没‘开窍’，我们红娘的工作，几乎要等到结婚才算完。”
与时俱进的撮合方式
在县城，彭艳常被人评价“分析问题一针见血”，她只要坐在店里，总有客户上门。多的时候，每天都能安排一对男女见面约会。至于价格，她的店里实行分时间段的“会员制”，“1280元，长期介绍相亲对象，580元，介绍的期限就只有一年，100元一次”。大多数人在彭艳这花的都是长期找对象的钱，“他们都觉得，找对象是一个漫长的寻觅过程，一次性解决婚恋问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4年行走在县城婚恋江湖，彭艳的撮合方式也随时代而变——“2013年以前，主动找上我的年轻人多，他们害羞又主动。”这些特质看似矛盾，却有它的内在逻辑：工作忙、接触陌生异性机会不多，但向往爱情和婚姻。
所以，彭艳常常会组织起名为“爱心之约”的联谊活动，几十个青年男女聚在一起，在热闹的氛围下展现自己的魅力。“当时效果很好，每次都能牵手好多对，后来还限制了30人的名额，每个月都会安排两场。”
“但大概从2013年往后，这种方式就不太奏效了。”彭艳回忆，参与聚会的年轻人趋向内敛，于是她开始把聚会改成一对一的介绍，试图更精准地匹配上单身男女，方式是奏效了，但主动找上门来的，从年轻人变成了他们的父母。
20年前的乡镇，30岁没结婚是大事，全家乃至邻居好友，都要来帮他们解决人生大事。“但现在大龄单身的多了，大家见怪不怪，最着急的永远是父母。”
而与父母着急的心态相反，县城年轻人不愿轻易退让。“有母亲给她女儿报名相亲，32岁，未婚，长得漂亮，多年在广东打拼，孩子想找个有感情基础的‘灵魂伴侣’，母亲则是希望女孩不要太挑剔，尽快有个归宿，就在镇上找一个。”彭艳说，细水长流的情感需求对上相亲市场上快节奏的“速配”，让女孩如今还“单”着。相对于家人的急切，她的态度鲜明：绝不凑合!
面对这样的分歧，彭艳能理解年轻人的想法：有工作，吃穿不愁，自身条件摆在这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去适应更低的择偶标准？理解之余，她也会劝告这些父母：“要尊重子女的想法，遇不见称心的对象，进入婚姻反而不容易幸福。”
大部分父母将这话听进去一段时间，在不久之后还是会来找彭艳，“拉扯”的过程最长能持续几年，父母的“催婚热情”才会被逐渐浇灭。“做红娘这一行，不能只为成功牵线，赚那么一点介绍费，还要对这些青年人负责，幸福的关键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彭艳为成功配对的青年人送上祝福。
24年，彭艳的红娘生涯占据了她人生的一半。她热爱着这份工作，热心肠的她仍然每天奔走在为县城年轻人幸福添砖加瓦的路上。
童装店老板改行当红娘，见证县城青年婚恋之惑
“一个农村355户中有200多户‘光棍’……由于性别失衡、人们婚恋观念的变化等，导致即使富裕家庭的男性，也找不到妻子……”2023年，一篇出自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的调研稿件将全国网民的目光聚焦在常德市石门县。
石门县小镇青年为何不爱结婚？这些年，47岁的婚介所女老板黄毅也在找寻答案。
黄毅。
黄毅是常德市石门县易家渡镇冉家坪村一家婚介所的老板，最初入行，仅仅是因为太热心。
多年前，黄毅在石门县开了一家童装店，因为为人随和，她很快和周边的邻居熟悉，并成为好朋友，经常聊一些家长里短。后来，跟大家熟悉了，也偶尔有人问她“身边有没有单身女孩可以介绍”。
热心肠的黄毅立马张罗起来，物色身边的女青年——在身边问了一大圈，她惊讶地发现，居然还有那么多单身!
第一次当红娘，介绍的女孩一眼就看中了对方，很快，两人结婚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新人夫妻还给“媒婆”送了一双鞋，以表感谢。
“成人之美”的快乐可是卖一套童装比不了的!于是，2022年，在和儿子商量后，黄毅决定成立自己的婚介所品牌“情家母”，并将自家自建房的一楼布置了一下，又招揽了几位热心的姐妹，建立了专门的网站，组建了自己的婚介团队。
很快，有不少的单身青年和为孩子着急的父母找到了黄毅，在她这儿登记了信息，“大部分还是为孩子来的父母，但单身青年也越来越多”。黄毅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如果是单身青年自己来报名登记的，他们寻找另一半的成功率往往会更高，“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配合度更高”。
随着接触的单身青年越来越多，黄毅也总结了单身男性和女性心中想要的对象的样子：“男生更希望找一个不好强的女孩子，能够以家庭为主，但女生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优秀，但不会限制自己发展的男生。”也正因为这样的差异，黄毅说，在她的婚介所登记的女性，“大部分是30至40岁的优秀女孩子”。但她坦言，“同龄段条件不错的男性却不会去选择她们”。
一次，一位在长沙工作的女性找到了黄毅，原来，因为年龄已经过了35岁，家里人越发着急起来，在比对了男生的条件后，黄毅介绍了一个同样在长沙工作的男性，“有车有房，学历优秀，年薪丰厚”。可女孩不满意男方的身高，因此，这一次介绍“告吹”。
除了男性和女性对对象的不同要求，黄毅也关注到，近年来，年轻人结婚意愿逐渐减少，为了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她认真地和身边不愿意结婚的人聊了聊，“工作压力大，结婚成本高，收入却不足以支持小家庭未来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躺平”，“干脆不找”。
还有不少女孩子告诉黄毅，自己是因为害怕婚姻带来的麻烦和委屈，不愿意结婚，“万一要是遇到了家暴，遭遇了离婚怎么办”。每当这时，黄毅都会劝说她们：“不能因为害怕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不愿意结婚，你们应该要更勇敢一点，去尝试，实在不行，就及时结束。”
两年多时间，在黄毅和团队的努力下，已经有100余对单身青年找到自己的幸福。而她们这支红娘队伍也被石门县妇联看到了——今年，在县妇联、团县委、县民政局等多部门的指导下，黄毅和团队将定期举办公益交友活动，为石门县想要寻找另一半的单身青年提供更多一个渠道和平台。
扎根基层的公益红娘：年轻人的婚育问题要“管到底”
今年52岁的卢映是岳阳县的公务员，也是“七色之光”党员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多重身份中，她最喜欢的还是公益红娘。自2013年，中国结婚率持续走低以来，她就想为国家做点贡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县城单位里的单身男女问题!”
卢映的公益红娘之旅，始于对县城体制内女性婚恋状况的洞察。
2020年，卢映在朋友圈刷到了一篇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的论文，讲的是中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县域体制内，存在着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一到二十六七岁，她们便开始承受着来自熟人社会的催婚压力，而县城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看完论文，再环顾四周，她发现，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青年很难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似乎是个普遍问题。
向来热心肠的卢映开始为体制内青年人的婚恋问题担忧，很快，机会就来了。2021年，她成了一名“红娘”志愿者，在参与各种爱心活动的过程中，她接触到了不少单位的男女青年，也了解到了他们的婚恋需求。于是，卢映发动起志愿者协会的其他志愿者，都参与到“牵线”的这一过程。
卢映组织青年男女参加各种活动，为他们提供认识的机会。
在此之前，卢映也热爱“做媒”。“以前我在县委老干局工作，有次来了个刚退伍的年轻干部。”看这小伙子干练上进，卢映就直接给他介绍了在另一个部门工作的女孩，后来两人走入了婚姻。经手的成功案例不少，在她看来，对体制内单身青年来说，婚介是他们解决婚恋关系最有效的途径。
2023年10月，卢映就介绍了一对男女认识。“女方在长沙有套房，父母也在岳阳县体制内，为了陪伴父母回到了县城考编，男孩出身农村，研究生毕业后回了县城，是家里的独生子，双方的共同需求，就是找一个有稳定工作的对象，一起成家、生子、赡养父母，共同抵御人生的风浪。”相比起在自由恋爱中不断寻觅，直奔主题地相亲，符合物质条件后再培养和谐、稳定的感情，反而是更高效的选择。
靠着卢映的介绍，这些年轻人几乎一“牵”一个准。
“县城里的单身男女都有一个接受相亲的过程。”卢映说，20多岁的时候，大家对另一半的要求更高，甚至有些盲目，很容易错过缘分。30多岁往往更务实，明白自己要什么，能奔着婚姻去相处，成功概率就更高。
当公益红娘的这些日子，卢映更害怕遇到的是“不期待爱情”的年轻人。
“有的人工作太忙，有的人社交圈子太窄，更多的是原生家庭造成的感情创伤。”卢映说，这些不期待爱情的青年往往需要花上很长时间去沟通，“要从价值观和心理学上攻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于是，为了更了解这个单身群体，卢映还会自己报班，去学习心理学，去参与当地民政、妇联等单位举办的婚恋活动。
今年，卢映给自己定下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关注单身青年的婚恋问题外，她还想更了解当地那些结了婚却不愿意生孩子的家庭，帮助适育家庭解决问题。
“当今有很多不同因素造成青年男女不敢生、不能生，那我作为公益红娘，还得管到底。”卢映说，不久前，她所住的小区就有一对曾经她介绍结婚，3年却无法自然生育的夫妻，“他们想去做试管婴儿，但费用又是个问题”。
后来，卢映从岳阳县妇联了解到湖南省阳光助孕大型长期公益项目“兰梦计划”，“我将这样的项目推荐给有需要的夫妻，能帮助他们科学受孕、顺利生子，我也算是为国家生育做贡献啦!”
如今，3年过去，卢映为40余对乡镇单身男女牵线成功，而红娘志愿者们的规模也越扩越大，几乎每个村都有涵盖。
跳出志愿者的圈子，岳阳县城里的红娘和婚介所也如同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更多人发现了县城婚介市场可待挖掘的“生意”，并加入其中。“对县城里无数寻找幸福的男女来说，这或许是对未来人生最‘可靠’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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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人数和人口数量“双降”、生育率持续下跌……近年来，一系列关于婚育的数据频上热搜，也引出了国内当代青年婚恋难的问题与困惑。如今，爱情似乎变成了一件奢侈品，成年人不再轻易地谈情说爱，解决新生代青年的婚恋难题迫在眉睫。
经常把“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挂在嘴边的年轻人真的不相信爱情了吗?也不尽然，据婚恋机构发布的《中国男女婚恋观系列调查》，61%的非婚青年表示自己仍然相信爱情，愿意走入亲密关系，“拥有一个家”依然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更多现实原因影响着青年人的恋爱、结婚状况，既有人口性别失衡的社会大背景，也有经济和家庭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进入重视婚姻自由和质量的时代，多数青年将“有无感情”和“婚后生活质量”放在了重要位置，宁缺毋滥是他们的共识。
本期的采访中，我们看到了大众聚焦的城市之外，县城乡镇婚恋市场的火热以及青年人的婚恋百态，他们有困惑、有妥协、有坚持，但不论是何种情境，他们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如何引导青年在多样化的社会中保持正确的婚恋观，是我们当下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除了“红娘”们，更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
当前，全国各地已经行动起来。在湖南，妇联“娘家人”，有关部门官方“牵线”，“湘亲湘爱”联谊交友活动已经让上百对青年人“佳期遇佳人”;在广东、陕西、河南，各地的乡镇陆续设置“红娘奖”，旨在探索红娘志愿者服务的新路径……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能勇敢打开心扉、积极拥抱爱情，不要在“婚”与“不婚”的权衡中，消磨掉走向幸福的勇气。
编辑：罗雅洁
二审：唐天喜
三审：邓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