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张秋盈
1月7日，纪红建长篇报告文学《大战“疫”》品读会在毛泽东文学院举行。作家纪红建在接受今日女报/凤网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两年前的那一天：上午12点35分，G80次列车到达了武汉。一下车，寂静与冷清扑面而来，街上车辆极少，要么是公务车，要么是运送物资的车辆。一家名为“水神客舍”的宾馆映入眼帘，纪红建走了进去，一年后，《大战“疫”》面世。
▲纪红建
纪红建，是部队走出来的作家，在报告文学圈成名已久。曾著有《乡村国是》《哑巴红军传奇》《马桑树儿搭灯台—湘西北红色传奇》等长篇报告文学二十余部，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两百万余字。其中，《乡村国是》获得中宣部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时候，他背着包踏上了当时疫情最严重的风暴眼——武汉，开始了一个纪实作家记录、感受、并刻画时代的路程。
“我要去武汉!”
2020年的春节，纪红建比以往每年都要忙。才大年初二，他就从老家赶回长沙，采访并创作了7000字的短篇报告文学《长沙行动》，讲述长沙抗疫的故事。在心里，他也悄然诞生了要去武汉的决心。
有人劝他，在家里电话采访，用网上已有的资料写作也可以。但纪红建否决了这个建议。“不深入到疫情最中心的地方，就无法深入内心和内核，某种程度上就是虚假的写作。”他说。
不久，在多方联系之下，纪红建得知中国作协要组织作家去武汉采访，他毫不犹豫地报名了。负责组织联系的同志一再试探：“是否需要再考虑一下？”纪红建都坚决回答：“不用”。
出发前一天，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妻子也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她早已习惯了丈夫的采访作息。每年，这个作家丈夫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采访。不外出的时间，创作任务紧时，也几乎是每天早上三四点钟爬起来写作，写到7点，再拾掇拾掇去毛泽东文学院上班。采访《乡村国是》的时候，他一个人背着一个包用将近三年的时间走入遍布全国的202个贫困村庄，有时大山里少来外人，还要将他盘查一番。
“可能是我幸运吧，一直以来，采访路虽然都挺危险的，但我都平安。”纪红建后来笑着回忆。
2020年2月26日上午，纪红建踏上高铁，开启了这次前往武汉的逆行之旅。在武汉，他觉得自己除了记录疫情之下感人的人、事和精神，还应该注意一些值得反思的东西。
35天全景式采访200多人
如果没有军人的刚毅，纪红建恐怕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采访任务。
他每天早上8点准时出门，采访结束后，随便找一个地方蹭个盒饭，当时武汉到处是奉献精神，坐下了就能吃。吃完了，他蜷在车里眯一会，下午继续采访。晚饭也是蹭盒饭，一直到晚上11点归来，还要继续联系安排第二天的采访，第二天也照常出门。
他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有时一天能敲下四五万字，甚至比速记还快。在同行眼中，纪红建是块“钢铁”。但“钢铁”也有疲惫的时候，不采访时，他也会偶尔打会瞌睡，然后又马上站着伸展几下，醒醒瞌睡。
被他采访的人，同样也是武汉抗疫战场上的“战士”，且不少是女“战士”。
谢静，湖南援助武汉的“医疗湘军”中的一员，这支队伍共有1498人，有三分之二为女性。谢静的父母都是部队军医，采访时，谢静告诉纪红建，年逾八十的父亲在女儿出发时，曾感叹：“到底是军人的血脉！到底是我的闺女！”
同济医院医护夫妻涂盛锦和曹珊，战疫期间，因为怕万一感染病毒会传染家里人，他们天天在自家的小汽车里过夜。每天下班以后，两人一早一晚都回到汽车里休息，然后第二天再先后到单位去工作。
“认识是循序渐进的。”纪红建后来回忆道，他在随后采访中认识到，要想全面客观地认识和理解这场战“疫”，必须要采访足够多的人，尽最大的努力深入战斗最前线，要用全面、辩证和长远的眼光看待它，要关注到那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人，包括默默奉献的保安、保洁员、绿化员等等。
因此，除了采访医护人员，他还走进了街道、社区、小区、企业、隔离点，一共采访了200余人，涉及了医护人员、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居民、警察、教师、学生、患者、个体户、保洁员、心理咨询师、志愿者、医院建设者和超市职工等等。
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科教文卫事业部工会副主席孙燕芳刚刚回到汕头，准备与家人共度春节，当得知自己的公司要参与火神山医院的抢建，她毫不犹豫立即赶回武汉投入工作，负责后勤保障，确保工人的安全。
小学英语老师杜荣格在疫情期间，一直坚持在线上给孩子们上课。乃至于罹患新冠肺炎住进了方舱医院，身体极度虚弱不适，她仍旧坚持上网课。当得知这位病友是老师后，医护人员和患者们都十分关照她，敬重她，她的学生们也变得更加懂事。这些故事最终被纪红建记录了下来，大到为祖国奉献的精神，小到柴米油盐的人生。这些小人物撑起了武汉抗疫的全景，也撑起了武汉抗疫最后的胜利。
“他所书写的都是自己的亲历亲闻和切身的体验与感受。这种带着体温热度和情感浓度的来自前线的鲜活内容，无疑更为准确，亦更令人信服。”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评价纪红建的《大战“疫”》时说道。
这是一部沉重的作品
“这是一部记录灾难的报告文学，用什么样的情感基调创作非常重要。”纪红建说。
古往今来，灾难文学很多，包括《唐山大地震》《瘟疫——人类的引子》等等。如何让抗疫文学与新闻拉开来，让它更具深度和广度，是作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尽管不同的人对灾难的理解不同，但纪红建说灾难文学有两种普遍倾向：一味地沉湎于苦难和哀伤或者一味地斗志昂扬。“是灾难作品，创作时肯定要流泪。这是一部我含泪创作完的作品，为了全国人民的健康，一小部分人做出了牺牲，每一个抗疫者都是我们健康与安稳生活的守护神。”纪红建说，“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二十个字的抗疫精神，是每一个抗疫者用奉献书写的。所以，作品要用真诚叙事加情感共鸣作为基调。他用孔子的话来形容：这部作品的情感基调应该是“哀而不伤”。
创作时，纪红建努力告诉自己，克服滥情的抒发与宣示，而是尽可能地把自己小心地隐藏起来，以尽量冷静客观的笔触，去记录、还原，努力让作品具有更加充分、扎实的见证者的史学品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是一部沉重的作品，在其中可以看到脆弱，更能看到坚强。在突如其来的大疫面前，我们民族守望相助，这是一种鼓舞，一种希望。所以看这部作品，眼眶里应该是饱含泪水，但眼泪始终没有掉下。”他说。
谈及此次武汉之行对自己的意义，纪红建不无感慨地说：“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一次特有的历练，让我对人生、人性和社会有了更加深刻而宽阔的理解。我想，这种体验会体现在我日后的创作之中。”
编辑：罗雅洁
审核：吴雯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