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回忆是望远镜，既可以看到远方，又可以看到眼前，而眼前的欢喜可以冲淡过去的苦。回忆还是放大镜，把当年的小事放大，而被放大的往事竟然藏着许多意想不到的乐趣。
这一辈子，我都在与测绘工作打交道，用脚步和汗水丈量了祖国的壮美山河。每回与晚辈们聊起曾经在国测九队的工作经历，就如同用放大镜在打量过去，又如同用望远镜在展望未来……
命运改变
我家是贫下中农，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个人，我是老大。在农村，老大的责任是最重的，我得下地干活、做家务，还得帮忙带弟弟妹妹。
因为家里负担太重，父亲并不赞成我读书，他希望我早点出去工作，解决家庭困难。就在我即将停学的时候，已经和父亲分家的二叔站出来支持我上学。他不但承担了我的生活费，还一直鼓励我用知识改变命感运。
争取到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我是一心扑在学业上。1957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武汉测量制图学院（编者注：1958年改名武汉测绘学院）。那一年，我们村只有两个学生考上大学，这本来是件大喜事，但父亲也犯愁：这学费可怎么办呢？
关键时刻，又是二叔伸出了援手，让我背起行囊走进大学。
说起来不怕笑，上大学之前我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一年四季都是穿着木头自制鞋。出发前，已经出嫁的妹妹塞给我一双球鞋，希望我能踏实往前走，这双鞋也陪伴我走过了武汉的求学路。
那时，供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为了让自己能继续学习，我一直是边学习边兼职。作为学生对工作没有挑剔性，无论报酬多低我都做。别人描机械图收两毛钱一张，我只要一毛钱就做。整整五年时间，我靠着这种“低价竞争”的方式赚钱，再加上国家的补贴支持，最终完成了学业。
196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测九队，当时我特别激动，觉得自己终于有用武之地了，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了。也是从那时起，拉开了我惊心动魄的测绘生涯。
生死之交
1962年毕业后，分配进入国测九队，安排给我的工作是开展地形测量。地形测量对国家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是水利建设、交通建设还是厂矿建设，都要以我们提供的图纸做依据，所以地形测量的精准度就会直接影响建设的成果。
现在，孙辈们总问我测绘工作苦不苦，回忆过往，当年我们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工作，那真是很艰苦。那里山高水远，交通不便，我们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工作也都与水有关。
1963年，我们在贵州工作，当时陪我一起外出作业的，是退伍军人舒升平。
有一次，我们接到任务去测量山区。第一天，我们沿着山体往上爬，打算作业结束后再翻到山的另一边，继续新的任务。结果工作到一半，突降暴雨，山洪暴发。当时，我们遇到了两难的选择：是穿过水流湍急的小河继续工作，还是原路返回？
眼见天色已晚，同伴都面露难色。于是，我当机立断表示：“过河！”
做这个决定时，我并不慌张，因为我水性特别好，但我们过河途中要保证不能让测绘仪器和资料等打湿，不然所有的工作都白费了。
那条河宽约六七米，水深齐腰，水流湍急，看不清浑浊的水流下面有什么。万一我们水中失去平衡被水冲走，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当时我安抚舒升平：“我们都是团员，要互相照顾，你不要紧张、害怕，相信我就好了！”
为了给自己壮胆，也增加一些安全系数，我在路边砍了两根竹子当成拐杖。“你跟着我的脚步走，只要不慌，我们肯定能顺利到达河对面。”舒升平听到我的话后点了点头。我们把资料包好背在身上后，小心翼翼地下水。
试探、落脚、踩稳、前移……前4步都很顺利，但走到第5步时，舒升平突然被强劲的水流冲击得站不稳，他用手紧紧抓住了我的衣角，我回头一看，他就快倒下去了。
千钧一发之际，我用脚顶着水中一块石头，牢牢稳住自己，再返身使尽全力把他往回拉，舒升平也在使力，几秒钟后他终于站稳了，我们长舒了一口气，对视一眼后，一刻也不敢停留，相互紧紧抓着手往前走。
顺利上岸时，我们都出了一身冷汗，瘫坐在地上，我看到舒升平脸色惨白。
是啊，如果刚才我们倒在河中，肯定是没命了啊。那一刻，我的眼眶也湿润了，心中是百味杂陈。
过河后休息了一下，我们赶紧找寻有人烟的地方。当我们湿淋淋的出现在当地老乡面前时，好心人立即把我们扶进房间，并给我们做了鸡蛋和面条。一碗热乎乎的面条下肚，之前的恐惧感才消失。我和舒升平都说，“这回，我们算是生死之交了！”
捡回一条命
因为测绘工作，我们走过很多地方，每个地方的地貌不一样，困难亦不同。
贵州地形复杂，我们要时常带着干粮在山里过夜，连水都得自己找。云南密林多，在抬头看不到天的树林里，我们要爬上二三十米高的树，绑上测旗做测量；四川海拔高，经常会有高原反应，做着事就会突然头晕……工作中藏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我就是喜欢做这些事，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所以吃苦也觉得甜。
我们小组在汶川作业时，也遇到了危险。
记得一天傍晚，我们完成任务下山返回，同事小徐戴的眼镜上沾满雾水，看不清路，再加上地面堆积了很厚的树叶，猝不及防，被一条竹叶青咬了一口！
当时天黑路滑，山路极其不好走，我们几个人费了很大劲，终于把他抬下了山，送到都江堰医院时，医生告诉我们，如果再晚来半小时，他的毒血就得往心脏走，神仙也难救了！现在想起这些，也真是很后怕。
还有一次，我险些中毒而亡。
那时我们小组4个人在贵州工作，另外3个人一起作业，我单独行动。当时，我接到任务，要独立完成一个煤矿的测量。对于我这个广东人来说，二月的贵州很冷，而且山区的温度更低。晚上，我整理完白天测量所得的数据，睡觉前学着当地人烧煤取暖。
煤一烧起来，整个屋子都暖和了，躺进被窝也舒服。平常清晨五六点就起床的我，当天睡到下午1点才醒，醒来时，我感觉脑袋发晕，想试着起床，却发现自己动不了。我心里又慌又乱，以为自己生了什么大病，当时涌进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却是：“怎么办，今天的任务完不成了！”
可能老天爷也不想收我，过了半个小时，我的意识慢慢清醒，行动逐渐恢复，我赶紧摸索着去了卫生所。接诊的医生告诉我，是一氧化碳中毒。医生的话，让我也害怕了，虽然年轻胆大，碰见什么事都往前冲，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要扩宽自己的知识面，遇见未知尽量结伴同行。
在外工作时间多，遇到的突发情况还真不少。回想起来，每一件都是那么有意思，这些回忆都是我珍贵的宝贝。
再献余力
因为经常出外业，我待在衡阳的日子并不多。有时一年十个月在外出差，和家人自然是聚少离多。
我只有一个孩子，本是想陪着他成长，但工作性质决定了我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记得有一回，妻子吃坏了东西，拉肚子好几天，人都脱水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她给我发电报求助。当时，我急忙从四川赶回衡阳，看着他们娘俩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真不好受。但因为测量工作很紧张，我在家只待了五天，待妻子稍好转就走了。说实话，我走出家门时，也觉得有些愧疚。
父母也很体谅我。因为以前通联方式不多，大部分时间我与父母都是写信联系。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但他们知道我很辛苦，所以总对弟弟妹妹说：“你们不要总去找大哥帮忙，大哥工作不容易。”对于父母，我既感激，又时常觉得亏欠他们。
1970年，九队撤销了，我被分配到衡阳市钢铁厂。在那里，我成了一名“宣传队队长”，因为我能写会画，还能编排文艺节目、组织活动，单位领导也挺看重我。
换了单位，但我的测量知识并没丢。有一次，钢铁厂需要描一个机械图纸，领导希望我20天能完成，我了解图纸要求后，只用4天就完成了任务。当时领导都说：“还是做测绘的人能干！”
得到了领导夸赞，我更想念以前在九队的工作经历。这么多年的测量工作做下来，虽然苦吃得够多，但我更发现了这份工作的乐趣，所以那时我就想，要把测量当成终生事业。
湖南省测绘局第一测量队成立后，1976年，我又重新回到了测绘岗位。其实，钢铁厂的领导并不愿意让我走，我只说了一个理由：我是搞测量的，现在国家有测绘的需求，我肯定得回去！
干一行必要爱一行，踏入测绘行业我就干了一辈子。退休后，不少单位和企业邀请我去当顾问，帮他们解决问题。虽然那时我60多岁了，依旧坚持每天看书到半夜。我不会倚老卖老，觉得只有不断学习，不断了解新技术，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我1982年入了党，党龄39年，也算是个老党员了。回首过去，我不敢说自己有出色的成就。我只敢说，自己的每一步路都走得很踏实，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问心无愧。
人物介绍
陈裕岩，1937年生，广东汕头人，1957年-1962年就读于武汉测绘学院，毕业后分配至国家测绘总局第九地形测量队，第二年任小组长，后从事管理工作。1970年-1976年在衡阳钢铁厂从事宣传工作，后调回湖南省测绘局第一测量队直至退休，现居长沙。
记者手记
出身贫寒、有8个弟妹、上大学前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带去学校的被子短到盖不住脚……听着陈裕岩老师细述的成长和求学经历，真是感叹他们的不易。
我们问陈老师，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仍要坚持读书？他高兴地说：“因为读书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可以更快地实现自我价值，可以在建设祖国的进程中更好地发光发热。”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陈老师没有提到一个“苦”字，反而数次和记者强调，这是一份很有趣、很有意义的工作。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因成长经历而锻造的优良品质——刻苦耐劳、勤俭节约、待人真诚、坚忍不拔，这些品质为他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也让他的人生闪闪发亮。
编辑：林腾
审核：吴雯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