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良好的家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助于涵养好的作风、政风和社风、民风。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湖南省妇联推出“红色家风润三湘 家国情怀故事汇”系列报道，介绍湘籍老一辈革命家、现代名人等人物好家风好家规的故事，敬请关注。
王震：总和弟弟“过不去”
策划：湖南省妇联宣传部
执行：今日女报/凤网
文/陈泱 漫画/潘晶慧
人物简介：
王震（1908年4月11日-1993年3月12日），湖南浏阳北盛人。1924年参加工作。1927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
王震，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他为新中国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王震凡受领作战或建设任务，必蓄胡留须，不达目标不净面。为此，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也戏称王震为“王胡子”。
赤胆忠心、雷厉风行、功绩赫赫的“王胡子”，一生廉洁自律，从严约束家人，即使在外任职，仍多次教育亲属不要搞特殊化——比如，他就多次和三弟王余美“过不去”：盖房不准，称呼要管，连养个鸭子都要被捉了去。三弟王余美也一度对这个大哥多有“吐槽”，但在一番长谈后，他却流下了眼泪。
管建房：“不能靠我占便宜，不然斗争你”
“弟弟：妈妈回家去住，我负责砌两间房子，也不能靠我占便宜，更不能靠我耍威风。我是新疆人民的勤务员，要拿钱回家砌王家大院，新疆人民要斗争我，家乡父老要骂我。你定要我拿钱，我写信给农会，发动大家斗争你!把分得的田地种好，按照政府的规定缴纳农业税。此复并谅。”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王震写的第一封家信。
彼时，王震主动请缨，任职新疆。家中三弟王余美得知大哥成了“封疆大臣”，十分高兴。他计划修一栋王家大屋，让母亲和亲人住得舒适一些。他盘算着，哥哥是著名将领，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做了大官，亲人在家乡盖房子，哥哥应该支持。
于是，1952年10月，王余美写了一封信找王震要钱。信中说：“你是老大，不靠你靠谁?再说，我们为了你这个大哥在外干革命，当了几十年的‘匪属’，一家人受了很多的苦呢!父亲、叔父和弟弟余远都相继牺牲了，母亲也挨过敌人的毒打，照常理是应该寄些钱来修屋，一是尽孝，二是抚慰亲人。”
然而，信心满满的王余美并没有等来哥哥的“赞助”，只等来了上述这封措辞严厉的家信。王余美拿着大哥的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大哥竟然这样无情，还要发动大家斗争我!
没要到钱，王余美便砌了几间土木房舍，但在当时农村已算显眼的了。王震知道后，大为光火。原本他每月都将给母亲的生活费寄到王余美手里，从这以后，他就不再给弟弟寄钱，而是寄到当地政府代为供给，并交代说：“余钱归公，不给亲属。”
后来，王震的部下熊晃少将来到王家，听了王余美的抱怨后，不由感叹：“好厉害的王胡子!”
不资助建大屋，不准叫“美先生”，命人“捉拿”三弟家惹事的鸭子……王震跟三弟“过不去”的背后，是他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的精神品德，以及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和深厚情感。
管称呼：“以后谁喊‘美先生’，罚谷一斗”
王震和三弟“过不去”的事儿不止一桩。
1963年秋，王震回到湖南，还未到家门口，他就下了车，走到稻田中间，接过一把镰刀，和社员们一起割庄稼。他一边割一边与大家闲谈，了解家乡生产情况，也听到了有人对他弟弟王余美的看法。
上岸后，王震没有回家，而是到北盛区委大院召开了一场会议。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召集大家开个会，主要是为我家里的问题。”当人们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他开口说：“我们马战大队是不是有个‘美先生’?”
原来，王震是对大家称呼弟弟王余美为“美先生”不满。
有位年纪稍长的人说：“解放以后，我们农民翻了身，互相之间都称‘先生’，不单是对余美兄弟一人。”
王震不承这位老人家的情，他说：“在旧社会，我们北盛这地方称两种人为先生。一种是称学校的老师为先生，那是尊称，王余美识不了几个字，算不上先生。另一种是将土豪劣绅称作先生，我们打倒了土豪劣绅，怎么又出了个‘美先生’?这个美先生是不是新的土豪劣绅!这个美先生要不要打倒?”他稍停了一下，然后以命令的口吻宣布：“以后谁喊‘美先生’，罚谷一斗，由王余美缴纳!”
管鸭子：“弟弟养的鸭，也不能吃队里的谷”
会上，王震还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原来，有群众反映，王余美家的鸭子常吃队里的稻谷，但因为王震的关系，没人敢去管。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群众的利益要赔偿。”王震说。
“余美不是解放军，还是别赔了，以后注意就是了。”有人打起了圆场。
王震不依，说：“他是我的亲属，我是不是解放军?损害群众利益就一定要赔!我的亲属决不能迁就!请大家提个具体的赔偿办法。”
最后，北盛区委书记周名胜在王震的要求下提出了一个方案——把王余美的鸭收归集体放养，给王余美作价付款，适当扣除部分作为赔偿。王震听了，立即表示赞成，并对在场的县人武部干部胡世中命令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震上将命令中尉同志，跑步到王余美家捉鸭子，全部交给生产队，不准放走一只!”
回到家里，王震和憋了一肚子火的三弟进行了一番长谈。兄弟俩围着一炉炭火，面对面坐在低矮的小木椅上，王震诚恳耐心地给弟弟讲了许多道理，讲党的作风和传统，讲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弟弟脑子里残留的旧观念、旧思想，批评他不应仗着哥哥的权势，在家乡搞特殊。他还与弟弟一起回忆家里过去的苦难，要弟弟不要忘本。王余美原本满腹牢骚，却最终被哥哥的话打动。他流了泪，也懂得了哥哥的良苦用心。
王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曾说，“我王震也爱我的浏阳，但家乡主义是千万不能搞的”——不能搞特殊化，是他与家人频频提及的事。
后记>>
其实，不仅是三弟王余美，王震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对其他亲属要求也极为严格。比如，王震曾给堂弟王生仁写信交代：“你到君山农场换的两头牛，要补君山农场300元钱，不要搞‘四不清’。” 这些话在王震的家信中时常出现。
王震的二妹有一儿两女，他们想让王震帮忙安排工作——王震直接让孩子们去了艰苦的新疆。而三弟王余美的女儿吸取教训，她不找王震，而是托其部下帮忙，直接将户口迁到了北京。王震得知后大怒，严令有关部门“遣送”其回乡。临行，将军对侄女说：“我年事已高，记性不好。只认得同辈人，不认得下一辈人。”
然而，王震对自己的亲人并非无情。1989年夏，王震侄子王井的两个女儿同时考上自费的大学和中专，凑不齐学费，王震知道了，立即汇去1000元现金，并表示钱不用还，他还说很抱歉，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好，只能资助1000元，请王井原谅。